在杭州城西的泰昌科技园，一间三四十平方米大的办公室，装修简单，别看办公室的主人张鹏飞才30出头，但举手投足间，透露出浙江人特有的精明气质。
时间倒退到14年前，2003年，张鹏飞19岁。当时，他正在北京念中学，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准备毕业后就去加拿大念大学。可是，当年3月，他突然接到一个噩耗，父亲意外出车祸去世了。
临危受命，赶回温州接班，“那时候就是害怕，对企业一点概念都没有。” 张鹏飞说，在接班后的两三年，关系不错的叔叔就告诉他，“多听、多想、多看、少说”，特别嘱咐他遇到事情，不能乱表态、瞎表态。
5年是一个人的成长周期，对他来说也不例外。接班后的第一个5年，他被别人扶着走；第二个5年，他自己走；第三个5年，做好了跑的准备。
五六年前，他看中了一个生物疫苗项目，可是公司中不少人提醒他存在风险。他去成都，与对方吃了两餐饭，就认准了，投资3000多万元。这个项目虽然在新三板上市了，但是没有其他项目营利那么快。
有人觉得这个项目不靠谱，但是他认为，应该坚持做电力配件生产这一块主业，同时，在不影响主业的情况下，应该分散投资，风险一定要在可控的范围内。这两年，他开始布局电力相关的孵化园，为下一轮市场转型提前做准备。
绍兴的金雷有同样的经历，虽然是一家企业的老总，面对记者还是有些腼腆，但其实他的经历比同龄人更加丰富。2011年，还在新加坡上学的他，父亲身体出现状况，不幸去世。当年，他就赶回了诸暨老家，第二年，他全面接手企业。
金晟弹簧，在当地算是响当当的品牌，是父亲一手打造起来的。接班那年，他25岁，公司何去何从是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必解题。
“企业的大股东是我，我的姑父占有一部分股份。”金雷说，他姑父出面帮着他稳定销售和职业经理人队伍，他自己则沉下心来与管理层和员工沟通交流。
即便是“少东家”接班，公司也没有经历太多的动荡。去年，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拿出股份对公司的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他设计了一个公式，根据不同的工作年限，可以低价购买股份，让他们成为股东。同时，还可以引入外部的投资，当然每股的价格会更高。
“我的目标，家族控股50%就可以了。”他说。
他们中有“蹲苗型”的，家族有足够的传承时间，显得较为淡定。
自从接手企业之后，金华兰溪的童云霞就从没有睡过懒觉，早上7点就赶到厂里上班，晚上7点下班。她需要管理一个两三百人的印染厂，这是她家族企业业务的一部分。
到底要不要接班？与很多年轻人一样，童云霞也迷茫过。不过性格温和的她，本身挺愿意与别人交流。2013年，她决定回家接手企业。她做过企业的销售，拜老员工为师，学习成本如何核算，外贸业务该怎么谈。之后，还在家族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学习风险管理。
“很多小企业经营状况不是很好，才来我们这里贷款，其实对我的冲击非常大。”她会有意识地找企业主聊，发现实体经济行业面对着残酷的市场竞争，“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对我来说冲击很大”。
内部培养不是目的，接班才是目标。家族企业的主营业务是牛仔面料，印染是重要环节。于是，父母让她接管印染企业，童云霞当时有点蒙。
让她压力很大的是，那段时间，她还没有把员工认识全，就会接到一份辞职书。更让她没底的是，刚开始她并不知道辞职员工的重要程度。有的同行在挖人时，只要每个月多给500元工资，有的技术工人就选择跳槽，甚至有公司会承诺一次性给付3年的工资。
浙江实行“五水共治”后，兰溪这个县级市，印染企业从100多家，缩减至十几家。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兰溪一年的坯布生产量在20亿米，不少印染都需要去外地完成。如今，环保标准倒逼印染行业的门槛提高，父母和她商量后决定，买生产线扩大生产。
技术工人是关键。对于人才和工资，她与父母的管理思路也会产生分歧，童云霞觉得，有时候应该多给一点工资；父母觉得，她定工资的标准太随意。
童云霞与徐竞是朋友，当地对于二代的培养，父母都愿意让子女从基层开始做起。
准备接班之前，徐竞并不关心家里的企业，“实在实在枯燥了”。2012年，他从宁波大学毕业，进入公司担任销售经理。
“很多销售员空闲时，喜欢待在办公室。”只要有空闲，他就会钻在车间研究生产工艺，有不懂的就提问，“只有了解工艺，销售的时候才更有底气。”
与父辈相比，徐竞在管理上认为要舍得花钱。他举了一个例子，父辈们在生产中遇到问题，往往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动手操作。而徐竞觉得传统的管理有些粗放，一定要精细化。他说服父亲，找到网络公司，投入了20万元，开发了一套生产和销售管理系统。
他们中有空降型的，在对中国式人情味的理解和感悟中成长。
在很多人眼里，1988年出生的周纯让人羡慕——父亲一手创办了7家公司，其中上市公司就有三个。从高中到研究生，他都在英国上学。2011年他回到公司上班，给父亲做助理。
过了一年，周纯成立了一家天然气汽车公司，他空降到公司负责销售和采购业务。之后，他还负责另外一家公司的投融资业务。
周纯的接班之路算是顺风顺水，但是他也明白自己的短板，“我没有从基层一步一步做起。如果在下面磨炼，无非只是培养吃苦精神。通过参与管理学习，我也能获得经验。”周纯自信地说。
说起为什么愿意接班，周纯说：“更多的是一种承诺。2012年公司上市了，上市与不上市最大的区别，就是是否成为公众企业，这是一个文化改变的过程。”
相比于在集团公司，他更喜欢在新成立的子公司，这里有一起成长的团队，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周纯坦言，接班之后他才感受到，在中国做企业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这一点恰恰就是中国文化。
他管理的一家公司中有12个销售人员，别看人不多，每年的销售规模能达到十几亿元。为了让公司运行更加规范，他拍板让销售人员使用一款手机软件，每天可以写总结，还可以看到定位。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决策在执行的时候碰了“软钉子”——很多销售人员不愿意。销售人员晚上陪客户吃完饭就很晚，为什么还要写工作总结，为什么还要被定位？矛盾一下子就激化了。
回想此事，周纯觉得当时的决策只看到了管理规范，但是忽视了人情味。于是，他提出的这一政策被卡在了中间，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最后，他让公司的总经理出面调解，规定了一事一议。既能让自己的政策执行，也能给销售人员一个台阶下。
“做企业还是先讲感情，再讲业务。”周纯感慨说。
前几年，有人直接拉着行李箱，里面装着600万元现金来找周纯买工程车。对方提出的要求只是“晚上直接把车提走”。
“要是在以前，这样的土豪行为我一定不理睬，我又不差这些钱。”周纯直言，如今，他更多地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他的处理办法是，晚上请对方吃饭喝酒，敞开心扉与对方聊人生聊理想，甚至不太江湖的他，还与对方称兄道弟。
“水灾把设备淹掉了，我们也在恢复生产，老哥能不能帮我们一把，现在让我们交车实在有点难。”周纯说话时尽量放低姿态，最后对方不仅同意了，而且还把钱也留下了。礼尚往来，交车的时候，他特地送了对方一些轮胎和配件。
周纯对接班过程轻描淡写地评价：“目前看效果还不错，比预想要好。”
穿着时尚，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蒋申申是温州丹顶鹤服饰有限公司的二代。同样是做服饰，与父辈不同的她经常来往于温州和欧洲之间，她从不吝啬花费时间去接触第一手的时尚信息。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她这一代就可以看出过渡的轨迹。
2005年刚接班时，她会在生产车间，拿着秒表掐算每道工序的时间，她对生产一件衣服的300多道工序了如指掌。在行情不错的那几年，她也遇到过接手订单都来不及生产的红火场面。
说到如今的实体经济，她说，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的工资上涨很快，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很大，普通的技术工人的保底工资就要在5000元，激励部分还要另算。前几年，温州市政府提倡“机器换人”，她也积极在推进，工人数量从1500人下降到500人。
接班之后，蒋申申与父亲分工，父亲涉足金融行业，她负责服装制造业，她认为，“做实体经济就是细水长流，服装行业也需要年轻人来做。”
蒋申申也在谋求转型，“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服饰有个性，不愿意露出标志，还有的人喜欢走轻奢路线，我就转型做时尚。”她在温州开了几家专门做时尚定制的门店，“创新不可能抄袭国外，要根据中国人的特点来做时尚产业。”
陈锋是绍兴诸暨万安科技的总经理，出生于1980年年初的他，是当地很多富二代的榜样。说起为什么要做实体经济，从陈锋口中蹦出一个词语——工匠精神。他接着说：“老一辈的艰辛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多少年干同一件事情。”
在他看来，做制造业会遇到很多困难，税收和环保压力非常大，劳动力的成本也很高，相比于做金融投资，这是一个产出低投入高的产业。
“有时候面对3300多名员工，做实业感觉内心非常有成就感。”陈锋说，当然相对于父辈，二代们在接手实体经济之后，苦哈哈的行事风格也随之改变了。
企业上市时，24场路演，全都由陈锋一个人来完成。专注于实体经济的同时，他也很善于用资本来促进企业发展。他定的目标是自己所在的公司销售额突破50亿元。
人才一直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最近陈锋在当地的两会上提出建议，认为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招聘外籍人才，比如招聘乌克兰汽车专业的博士生，薪酬也就在几万美元一年，成本并不高，而且老外到中国工作没有太多地域选择的概念，并不像中国的本土人才，还是喜欢扎堆在北上广。与此同时，他还与清华大学等高校开展研发方面的合作。
“我对中国经济没有失去信心，内需实在太庞大了，10年前谁会想到2016年汽车销售增长率13.7%？加上中国有开明的执政党和政府，十八大之后的强力反腐，让我们企业精英的外部环境日趋明朗化。”他说。
在温州，2006年浙江理工大学毕业之后，周凯就回到父亲参股的一家企业上班。“我慢慢接触到供应链金融，觉得很不错，当时正是处于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害怕金融这两个字。”周凯说。
他解释，之所以做供应链金融，其实还是专注实体经济，当时家族企业中需要一些进口原油等材料。他就设计方案，通过银行购买金融衍生品，通过利率差价的方式来降低成本，比如100万元的原材料，他花98万元就能买到。
当时，父亲觉得周凯做法不靠谱，做事稳健的周凯，用了半年时间做了调研搞清楚供应链金融的来龙去脉，用行动来说服父亲。
从2011年开始，周凯逐渐成立了几十个人的团队，除了服务家族企业之外，还拓展业务服务其他实体经济企业。尽管温州本地一度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他的团队规模还是越做越大。如今，他在上海成立了公司，平时就在温州上海两头跑。
“虽然是做金融，但是我的利润其实不高，举个例子，1000元也就是赚几块钱。”在他看来，供应链金融的根本在实体经济，不是掠夺实体经济，而是服务实体经济。
在采访中，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见到了周凯的父亲，说起对儿子的评价，他笑着说：“刚开始不理解，现在都能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