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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大多数人都知道鲁迅兄弟失和的事情，也有很多关于他们兄弟失和的文章。有的说可能是鲁迅不检点，偷看自己弟媳即周作人的老婆洗澡，以至于兄弟失和。真的是这样吗?

　　1919年的时候，鲁迅卖掉了绍兴祖宅，举家迁到北平，关于搬家的事宜，在鲁迅先生《故乡》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些影子。鲁迅日记里也对搬家有着详细的记载。为了搬家，鲁迅四处忙着找房子，到了7月23日，定下来购买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一家罗姓的房屋。

　　一切忙完之后，到了11月21日，鲁迅才和周作人一家搬进新居。12月1日动身回绍兴老家搬家，到了24日，一家老小都搬了过来。而据鲁迅之子周海婴的记载，在鲁迅忙着找房子的时候，周作人向北京大学请了长假，陪着东洋老婆羽太信子和娃娃回日本娘家去了。

　　搬家前后一直是鲁迅一人在忙。鲁迅是从1919年春节后开始着手找房子的，等到鲁迅11月把全家老小接过来，差不多用了九个月之久。而周作人是在八月份回来的，并且连小舅子都给带了回来。

　　当时的八道湾修缮还未完工，鲁迅只好暂时把他们安顿在别处，直到11月才和全家人一起住进八道湾。从现有记载的文字来看，周作人在搬家这一事情上，几乎没有帮上什么忙，可以说是坐享其成。

　　全家人搬进八道湾后，对于长期单独一个人住在会馆的鲁迅来说，找到了一些心灵的慰藉，但这些慰藉却是有限的。尽管他时任的妻子朱安也搬了进来，但他与朱安之间，依旧保持一种很冷淡的关系。而三个已经成家的兄弟之间，也不可能似儿时一般，因为都彼此有了家小。

　　不过也有值得欣慰的地方，兄弟三人决定，以大哥鲁迅和二哥周作人的收入来养活全家，因为当时老三周建人尚无生活来源。三人经济合作，永不分离，也让受尽了一辈子苦的母亲享享清福。由于鲁迅的时任妻子朱安不识字，理家的担子便落到了周作人老婆羽太信子的身上。全家住在一处，也不分爨，伙食由羽太信子来管。

　　之后还是各忙各的，鲁迅照旧去教育部上班，周作人依然去北京大学上课，周建人则是去北京大学旁听。但按照周海婴的说法，八道湾却从此成了羽太信子的天下，说她穷人乍富，摆阔气讲排场，还列举出了她的斑斑劣迹。

　　譬如说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才有两个孩子，全家上下就雇佣了六七个男女仆人。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大夫出诊，日常用品用的也全是日本货。

　　在中国买不到的就托人从日本捎过来。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这些的确在周建人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证实，周海婴的材料是不是来自于周建人就不得而知了。

　　周建人对此也有回忆，当时鲁迅看不惯羽太信子这样的铺张浪费，就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花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一类的话。但是，也真有周作人这样的人，把好心当做恶意。的确如此，周作人向来是个耳根子软，怕老婆的人，他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也只图得“苦雨斋”里桌子的平静。

　　周海婴对于羽太信子的所作所为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羽太信子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日本人和她的中国丈夫。周海婴写下这些文字的愤怒可想而知，但也绝非是毫无根据的气话。

　　先是周建人离开了八道湾，在其离开大概十个月后，据鲁迅日记记载，在1923年7月14日这一天，鲁迅独自一人在自己屋里吃饭，“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有人也许会说，自己吃个饭怎么了就，有什么可记的。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并未分爨，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并且中午饭还在一块吃。果不其然，五天后，在7月19日这一天，鲁迅收到了周作人的这么一封绝交书：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单从这封信的称谓就可以看出周作人的态度，已经不是作兄弟看待，而是形如外人。这封信可谓是字字珠玑，字数可谓少一个不够，多一个浪费，深刻而又言简意赅的表达出了写信人的用心良苦，以及对收信人的种种不满。

　　更可以看出写信人深如汪洋的修养和博览群书的智慧。这封信淋漓尽致地把写信人充沛的感情跃然纸上，尤其是结尾：“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真是此处无声胜有声啊。

　　而鲁迅则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上午启孟(周作人的笔名)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周作人信中叽叽歪歪说了一大盘子真给自己帽子发霉变绿了一样，而人家鲁迅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要是鲁迅真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苟且之事，还会“后邀欲问之”吗?怀疑周作人真是耳畔那个风被吹多了，而且脑子被驴踢了。

   　那些说鲁迅可能偷看周作人老婆洗澡，根本就是嘴里跑马，先不说周作人老婆长得那样有没有偷看的价值，单说当时鲁迅自己的老婆也住在那儿。再退一步说，就算家花没有野花香，可是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一个叫章川岛的说，窗户外面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根本无法靠近。再说鲁迅要是真看了也不会厚着脸皮假装正经地去问周作人，况且他们兄弟的母亲还住在八道湾，所以说鲁迅怎么着都不会干出这等龌龊事来。

　　那么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做人太毒，容不得他人，而周作人耳根子又太软，怕老婆。多方资料显示，事实也大抵如此。无论如何，鲁迅是不可能再住下去了，尽管这是他一手置办的房产。

　　即使在友人的帮助下，鲁迅夫妇还是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找到一处合适的新住处。不久，连他们兄弟共同的母亲也受不了八道湾冷酷的环境，搬到了鲁迅的新家，并颇有感触地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

　　之后在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籍的时候，兄弟两人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周作人把鲁迅的书一本一本的扔了出来。鲁迅后来在给《俟堂专文杂集》写题记的时候，用了一个“宴之敖者”的署名。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笔名》一文中对此解释说：“先生说‘宴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即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由此可见，兄弟失和的主要原因就是羽太信子做人太毒，以及周作人的没脑子。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后来可能是有些后悔，并想起昔日兄弟的情谊，于1925年10月12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伤逝》的短文，并借用罗马诗人的一首诗表达对不可再得兄弟之情的怀念。

　　鲁迅也不是木石心肠，10月21日，他写了一篇并未立即发表的小说，题目就是《伤逝》。周作人看后评论道：“《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这也可以算得上周作人的悔过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