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之治，天下安澜，又一部从大地中长出的作品——《大国县治》

县乡“责权利”不匹配为何发生？

好政策如何避免“一地鸡毛”？

如何避免“干部干、群众看”现象？

如何激励基层干部？

公务员、事业编在实践中有何具体区别？

基层干部如何实现晋升与流动？

近日，武汉大学“80后”博导杨华老师的新作《大国县治》全新上市，本书是继畅销书《 县乡中国》 后的又一县域治理的新作， 在前作《县乡中国》中作者集中讨论的是政策在县域制定、转化、落地的场景及其机理，而这本姊妹篇《大国县治》更多地则是呈现县域治理体制内部运行的实态，剖析其机制和逻辑。

这本书秉承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 基于作者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深厚的学养写成 ，书中没有引用任何学术著作和论文， 而是通过讲述作者在实际调研中大量引人深思的真实案例， 既有细致的经验描述和生动的故事叙述，又有理性的理论分析和机理阐释。现摘录书中贺雪峰教授所作序言，以飨读者。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县级是中国十分重要的治理单位，县级政权是一级完备政权，具备很强的统筹能力。郡县治，天下安。如果能够调动县级治理的积极性，那全国地方治理就可以因地制宜，中央政策就可以有效落地，中国现代化建设就可以少走弯路。

截至2019年，中国大陆有2000多个县，不同地区情况不同，十分复杂，每一个县都有独特县情，每一项政策自上而下都要经由县级才能落地。政策落地效果如何，前提在于政策必须符合当地实际。中央政策只可能是一般性的对全国的要求，落地实施就需要县级政权因地制宜地进行细化和调整。唯其如此，国家政策才可以既保持全国统一性，又适合地区特殊性。

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政策目标下，经济发展状况成为上级考评县级政权最重要的指标，而且几乎是唯一指标。以GDP论英雄，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地方治理就有很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权。因此出现了两个后果，一是地方经济具有很强活力，以GDP增长为核心的 锦标赛体制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二是地方治理中出现了很多乱象，不仅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官员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而且出现了 地方主义 倾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仅通过“八项规定”严肃了党纪政纪，而且通过“拍蝇打虎”，对阳奉阴违、腐化变质分子进行了持续打击。党风政风彻底好转，干群关系大幅度改善。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强了对地方的管理，也改变了唯GDP论英雄的评价标准，开始有越来越多“一票否决”任务下到地方，扶贫、环保、安全生产、信访、党建这些过去相对边缘的工作任务也都变成了“一票否决”工作。

过去，只要地方政府取得了好的经济发展成绩，其他工作差一点不要紧。党的十八大以后，任何一项工作没有做好都可能被追责，地方因此会受到巨大压力。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期，县级政权围绕经济发展调配各种资源，县级所属职能部门服务于县级经济发展的中心工作。这个时候，县级是有灵魂的，具有独立决策权，可以调整资源完成中心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后，发展经济仍然是地方最重要的工作，差异在于其他工作也变得重要、“一票否决化”。之前中央各个部委通过“条条”安排下来的工作，地方都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以及 变通执行的 可能，这就是比较典型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现在严肃党纪政纪，地方变通执行“条条”工作的风险越来越大，且中央部委也越来越倾向于将部门工作通过“两办”文件变成中心工作，到了地方，就有了越来越多自上而下的中心工作，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一票否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