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援引数据，在2020年51岁-57岁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的比例为7.41%，比60-64岁人口高2.56个百分点。此外，根据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2023年联合发布的《202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在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在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士中，以家庭经营者和创富一代为主体的50-59岁年龄段占比为18%，远超占比7%的60岁及以上年龄段。
50-59岁的新银发人群呈现更优越的经济条件，但我国银发人群整体经济状况稳定。2024年10月，中国老龄协会发布了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抽样对象为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不包括港澳台地区）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从自评经济状况来看，认为非常宽裕的老年人占3.5%，比较宽裕的占18.7%，基本够用的占61.2%。
从房产拥有情况来看，我国60岁及以上的银发人口的自有房产率较高。2021年，我国70.1%的老年人拥有产权属于自己或者配偶的住房；老年家庭住房的平均建筑面积为121.7平方米。住房满意度方面，对住房非常满意及比较满意的老年人共占比71.8%。
我国银发人口的收入构成可分为：保障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家庭转移性收入。在各项收入贡献度方面，城镇与乡村存在一定相似与差异——城镇老年人以社会保障性收入（68%）与财产性收入（20.3%）为主，农村老年人以社会保障性收入（42.7%）与经营性收入（36.9%）为主，且家庭转移性收入的占比（10.6%）在农村老年人中更大。
为建设银发人群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安享生活，我国养老金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范围试点到全面覆盖的过程，过去三十余年在公共养老保障职能上取得长足发展。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起以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以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为补充、与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相衔接的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3.1 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构建老有所医的基础
中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作为社会运行基础中的关键一环，以其广泛的覆盖和可及性满足了银发人群的医疗需求，并缓解了他们的经济压力。据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基本数据公报，2021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银发人群中享受各种医疗保障的占98.5%。按照《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21年我国老年人对医疗卫生服务表示非常满意以及比较满意的占比高达81.6%。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张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在不断健全。国家医保局已连续6年累计将744个药品新增进入国家医保目录，集采价格平均降幅在50%以上[1]。在国民每千人平均拥有床位数的数值对比上，尽管中国相比日本的12.59张（2022年）以及韩国12.84张（2022年）仍有所差距[2]，但床位数量近年间不断扩充：2023年末，中国医疗卫生机构拥有床位1017.4万张[3]，全国每千人床位数7.23张——2015年这一数据为5.11张。
3.2 衣食住行多维度提升养老生活水平
在医疗层面之外，社会围绕适老化进行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从吃、住、出行、通信等方面不断提升银发人群的生活质量。
在居住环境上，大量小区正在进行适老化改造。在住房城乡建设部推动下，2023年全国有5.37万个老旧小区正在开工改造，对应惠及897万户居民；住建部也指导各地优先向符合条件的银发人群配租公租房，截至2023年末，累计已有716万60周岁及以上银发人群享受到了公租房保障[4]。
在室外空间，银发人群获得了更友好的出行环境。截至2023年末，全国150个试点地区累计建设便民生活圈3476个，涉及养老、社区餐饮等商业网点78.8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设无障碍厕位1.3万个、无障碍停车位2.1万个；交通运输部也指导各地完成了3800余个公共汽电车站台的改造[4]。
遍布全国的社区食堂，正在帮助高龄银发人群解决做饭就餐问题。目前全国存续的各类社区食堂超过6000家[5]。这些食堂通常采用“公建民营”模式：以上海为例，由中标企业提供餐饮服务，政府则免费提供场地和硬件，并对水电煤气费进行减免，以兼顾餐饮服务的廉价和经营方的盈利能力。
3.3 不断提升的互联网渗透率
在物理空间之外，互联网线上的适老化改造也在进行。根据国新办会议，有2577个银发人群常用的网站和手机APP都完成了面向银发人群的改造，并提出语音搜索、老年专区等特色功能；在硬件层面，相关部门也制定了移动终端、智能电视的适老化标准，推动超过1.4亿台国产手机、电视适老化改造。
网络短视频应用的发展，降低了银发人群使用互联网的门槛。短视频以信息流方式呈现，并且只需上下滑动就可以完成交互，这使其成为银发人群参与互联网的重要媒介。根据此次《研究》发放的问卷反馈，在受访的50-65岁银发人群中，抖音已成为被提及最多的信息获取来源。
2023年末，我国互联网60岁以上老年用户规模达1.7亿，老年用户的互联网渗透率为57.2%，是2019年的2.44倍[6]。
本章节将通过比较50-59岁与60-65岁银发人群在收入、媒介使用方式、养老理念的差异，从而勾勒出50-59岁新银发人群的生活图景，并基于此理解他们的消费行为与消费理念。
根据田野及定量问卷，本次研究发现：生活在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的银发人群经济宽裕，自有房产率高；他们闲暇充裕，较多的个人可支配时间是活动半径扩大的基础，并催生出社交、出行、自娱等丰富需求。
代际差异在媒介与养老理念上有所体现。此次研究发现：智能手机普及率高，以及50-59岁新银发人群对智能手机使用更为熟练，对网络复杂信息的处理程度更高，他们对线上购物的退货抵触减少，因此新银发人群的电商渗透率较60-65岁人群更高。并且在内容电商的蓬勃发展下，新银发人群还由此接轨“线上种草餐厅/咖啡店-本地生活平台团购-线下打卡消费”的新消费方式。
在养老理念上，银发人群普遍对养老院的养老方式持开放态度，但表现出明确的品质升级需求。在收入使用方式与帮带孙辈的态度上，50-59岁的新银发人群一定程度开始更加关注自我，而非持有“奉献式”、“养儿防老”等理念。
1.1 经济宽裕，收入多元
本次定量调研对象为居住在一线、新一线及二线城市的50-65岁银发人群，定量样本数量为1000位。根据定量调研结果，上述银发人群经济宽裕，收入结构多元。
据定量调研结果，受访银发人群的个人退休金的月均平均数为4732元，而包含配偶薪金、以及保险、理财、房租等财产收入的家庭收入，其月均平均数达12259.5元，家庭年均收入约达14.7万元。
在代际差异方面，无论是个人退休金还是家庭总收入，50-59岁新银发人群的收入情况一定程度高于60-65岁银发人群。受访的60-65岁银发人群，他们个人退休金的月均平均数为4226元，家庭收入的月均平均数为11688元，家庭年均收入约14万元。
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本次研究针对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高退休金收入分别设置三个档次，依次为7000及以上、6000及以上、5000及以上。根据本次定量调研结果，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高退休金收入人群占比分别是25%、26%、26%。
高退休金收入人群在当地比例较为一致，但一线城市受访者的退休金月均平均数为5661元，显著高于新一线城市（4700元）与二线城市（3835元）。
从家庭收入来看，一线城市银发人群的月均平均数同样高于新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若以月均家庭收入计算年均家庭收入，一线城市银发人群的家庭年收入比二线城市要多2.7万元。
除了退休金之外，受访的银发人群普遍拥有更多元的收入来源，包括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等。
以田野访问为例，刘女士（57岁，从广西迁居深圳，半自理银发人群）自有深圳两套房产，家庭月收入达3.5万元，包括个人退休金收入、未退休丈夫的月收入、房租，以及理财收入。肖女士（59岁，成都人，退休前从事服装批发生意）拥有当地两套房产，个人月收入达2万元，因退休前从事服装批发生意并投资商铺，现在的月收入构成除退休金之余，还包含商铺收益与理财收入。
在田野调研的18位银发人群中，自有房产率达100%，其中自有两套及以上房产的银发人群占比达83%。
1.2 平均7.9分的生活满意度
本小节将通过田野调研受访者的一天生活及生活满意度评分清晰地展现出银发人群的生活状态。
在与18位银发人群的田野访谈中，其中17位受访者给出了清晰的“生活满意度”打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平均分达7.9分/10分。受访的银发人群普遍对于生活满意度较高。
他们对生活的高满意度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物质生活不断变好且有保障。一方面银发人群已经度过了为事业打拼的高压时期，进入财富稳定阶段，另一方面我国养老福利体系的健全保障做基础，这让银发人群拥有稳定的可支配月收入。
郭女士（73岁，迁居深圳的东北新移民，前制造业国企员工）分享每个月最开心的事是去银行取养老金，“过去都说捡钱还要弯腰，现在每个月只要记得密码就行，我每个月一定按时去取，不是说着急用钱，就是为了体验那种活着就能拿钱的好心情！”
其二，精神无负担、积极正能量。
黄先生（61岁，北京人，过去负责国企行政管理）分享道：“说实话退休以后，首先工作上的压力没有了，没有约束自己的压力；其次也把注意力放自己身上，少操心儿女，我女儿结婚几年一直不打算要小孩，我也不会干涉她。现在社会环境变化大，什么是幸福的生活呢？年轻人有自己的活法，我们少管，孩子也轻松，我们自己内心也更轻松！”
田野调研的18位银发人群在“消费自如”之外，他们还享有“时间自由”，每日可自由支配时间在13.5-16.5个小时之间。
社交活动普遍集中在下午或晚间，即使在没有社交聚会的情况下，银发人群普遍每日都会出门，以买菜、散步、锻炼、社区聊天为主。
受访者每天在手机上花的时间少为3-4小时，多达6-8小时，主要围绕刷短视频、拍短视频、看剧（多为女性受访者）、看新闻及理财信息（多为男性受访者）。
但在本次田野调研中，有两位受访者给出了低于7分的生活满意度，分别是满意度为6.5分的李女士（56岁，山西高考生留在北京，退休后大量时间投入兼职工作）与满意度为6分的刘女士（56岁，北京人，丈夫未退休），从她们的分享中可以看到：在退休后的人生阶段，父母与身边人的离世、子女有没有成家立业、工作状态切换到退休状态时带来的孤独感与无价值感，这些事件会从时间、心理等维度影响银发人群的生活满意度，以致一定程度在消费行为上显现差异。
例如身边人离世会让受访者更加关注健康，一定程度提升在保健品、理疗等品类上的支出；又如不适应退休后的充分闲暇，“无价值感”困扰，受访者表达对疗愈、社交的需求，具体在消费行为上，如每周固定地瑜伽、吃早茶，偏好年轻人选择的场所。
本次研究发现，由于短视频软件的渗透，银发人群被动获取信息的多样性和精准度大幅提升，由此发展出“线上种草餐厅/咖啡店-本地生活平台团购-线下打卡消费”的新消费方式。其中，50-59岁新银发人群由于具备更主动获取及处理信息的能力，能够处理电商平台的退货，因而减少对电商的抵触，电商渗透率显著提升，这体现在电商购买品类的丰富度、购买频次等方面。
2.1 信息获取渠道多元，抖音提及率最高
银发人群在主要的信息获取渠道上存在传统与新兴媒体并存的情况。在定量调研银发人群“经常获取信息的渠道”时，抖音、快手、微信朋友圈、微信群消息、电视台是被提到最多的五个渠道。其中，抖音的使用率最高（68%）。
而在代际差异方面，60-65岁受访者提及通过快手获取信息的频次显著高于50-59岁，而50-59岁提及微信群消息与微信视频号的频次明显高于60-65岁。
受访的银发人群除了在部分媒介选择方面体现出代际差异，对信息获取是“主动搜索”或“被动接收”也体现出代际差异。相较60-65岁的被动接收，50-59岁在社交媒体使用方面显示出更主动的倾向，会搜索、比较信息、判断，甚至下单购买。
任女士（58岁，上海人，小红书与B站用户）表示，“小红书现在就是我的百度，我要买什么东西都会到小红书上去比较”。黄先生（61岁，北京人，亲友自驾游组织者）则会使用抖音进行旅行住宿搜索：“现在了解信息的媒介主要是抖音，看新闻、军事、财经为主。我也会在抖音直播间购买餐厅的团购券，下礼拜准备去山东日照旅行，就在抖音上搜索日照民宿，正好看到有民宿老板在直播，会点进去看看民宿的条件和价格如何。”
2.2 50-59岁银发对智能手机使用更为熟练，推动电商渗透率提升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24年6月发布的《互联网助力数字消费发展蓝皮书》，60岁及以上银发网民网络购物使用率为69.8%。
本次田野调研发现退货的便捷性对银发人群使用电商购物非常重要。电商流量端口的变化背后，是要求更低的信息流处理能力，这天然地降低了银发人群的使用门槛。随着硬件及软件的适老化提升，以及50-59岁新银发人群使用智能手机的熟练度更高，这些要素共同降低了银发人群对电商退货的担忧与抵触，推动电商渗透率的提升。
例如汪先生（62岁，湖北迁居深圳，曾购买英语线上直播课）提到，退货的便利性是他考虑使用电商的关键，“即使我收到货我不满意，只要7天规定时间内我可以申请退货退款，那我就敢继续购买。”而黄先生（61岁，北京人，通过网购添置自驾游装备）表示，他之所以偏好使用拼多多，是因为“觉得拼多多这个平台比较简单，保证退货和售后方面，比淘宝更好一些”。
本次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来了解银发人群的养老理念：对个人退休金倾向于攒钱或享乐、对帮子女带孩子的态度、对养老方式传统或开放。
个人退休金的使用态度差异，能够反映银发人群消费意愿的高低；而是否帮子女带孩子，这会影响银发人群可支配时间的多少，消费意愿与忙闲与否均会带来消费行为的差异。关于养老方式的态度，能够进一步了解银发人群对儿女关系以及品质养老的新思考。
根据本次定量结果，代际差异在以上三个方面都有显著体现。
3.1 金钱观念：愿意将钱花给自己
当被问及是否同意“退休金不必留给子女，享受生活是第一位，尤其是现在更要享受生活”时，60%的受访者都表示同意（包括非常同意及比较同意，下文一致）。
其中50-59岁的新银发人群，同意的比例较60-65岁人群更高。在50-54岁的受访者中，72%表示同意；55-59岁受访者中，63%表示同意；在60-65岁的受访者中，同意的比例为59%。
在田野访谈中，受访者也普遍直接或类似表达过以下观点：钱自己花，房产可以留给子女。在孟先生（67岁，上海人，置业三套商品房）分享道，“关于钱的安排，我是这样想的，反正把我们所有的收入全部用完，不用留给小孩，孩子的钱财是需要他们自己去奋斗的。况且随着社会发展、医疗进步、福利提升，像子女这辈只会比我们过得更好，实际上我们只要留点应急的钱，别的都不需要。我跟女儿说，老一辈省吃俭用留给你，在你眼中也是小钱，何必呢？”
3.2 帮带孩子：近一半50-54岁银发认为带孩子不是自己的责任
当被问及“帮子女带孩子是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时，55-59岁以及60-65岁的两组银发人群中少于四成的受访者表示“不同意”（包括比较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下文一致），但在更为年轻的50-54岁银发人群中，不同意的比例占到49%。
在田野访谈中，研究发现越来越多新银发人群表示，当子女经济或时间条件允许有其他带娃方案时，希望自己最好不用帮子女带娃。何女士（56岁，退休后移居成都，女儿已婚已育）说，“我是主动举手不帮女儿带娃的，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观和现在年轻人很不一样，凑一起反而带不好、要吵架。年轻人自己带孩子时，小孩反而很听话；另一方面，带孩子也是真累，我女儿也心疼我。所以她能请阿姨就请阿姨，实在需要我们，我再和亲家母轮流搭把手，还是要留出各自的休息时间。”
3.3 养老理念：品质升级需求显现
在调研银发人群对养老院的态度持开放或传统时，此次定量调研结果显示，代际差异与收入差异都影响着银发人群对养老院的态度：更年轻或收入更高的银发人群对养老院持更开放的态度。
当被问到“未来生活不能自理时，我会选择住养老院”，70%的50-54岁银发人群表示同意，71%的55-59岁受访者表示同意（包括非常同意及比较同意，下文一致）；同意的比例在60-65岁银发人群中为58%。尽管存在一定代际差异，但能看到在不同年龄组里，超过半数的银发人群都表示同意，即生活不能自理时，会选择住养老院。
收入差距对上述问题的结果也有影响，在高收入群体中，77%的银发人群表示同意；低收入群体中，63%的银发人群表示同意。
在田野访谈中，研究发现受访者普遍都有实际考察或听闻过当下较为新型和有品质的养老院，例如泰康养老。实地调研改变了他们对于养老院的传统印象，银发人群开始认同养老院在服务、医疗等方面的专业度。
另一方面，银发人群感受到子女的工作生活压力，不期望由子女亲自负责养老，汪先生（62岁，湖北迁居深圳，前券商从业者）分享道，“我是愿意去的，说不定比我儿子照顾得好呢，所谓久病床前无孝子，何况我儿子也粗心大意的，多半没有人家服务得周到！”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果儿女让父母住养老院，儿女会被认为不孝顺。根据此次定量调研，无论受访者所处的代际与收入程度，多数受访者都表示不同意这一观点。在更年轻的受访者或者收入更高的受访者中，不同意上述观点的比例更高。
但受访的银发人群普遍对养老院的“不自由”有所芥蒂。除了对硬件设施的要求之外，他们还非常看重生活中的自由度与个人选择的自由，这是他们心中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们把养老院当作年龄更大之后，“万不得已，自己行动不便，需要照顾”时的最后选择。
田野访谈中，受访者普遍提到：“养老院的作息是固定的，几点钟要叫你睡觉了、你就得睡觉了，几点钟规定什么事情、你就得做什么事情，没有在家的自由度；何况这地方进去也不能让你自己随意出来，像逛公园、旅游什么的是再不可能了...”
带有生活自由度的“居家服务型养老”、“旅居型养老”或“提供陪同出门服务的养老院”等，这些是受访的银发人群提及的更为期待的养老方案。定量调研结果同样显示，对于如旅居等更为新型的养老方式的态度，约7成的受访者都表示愿意尝试，而代际差异与收入差异对结果没有显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