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亚当斯的宗教信仰与政治观念

保守主义评论 · 公众号 · · 2020-12-02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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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美国政治家、律师、外交官。在华盛顿卸任后，亚当斯担任第二任美国总统（1797-1801）。本文选自约翰·艾兹摩尔《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开国先父的信仰和选择》（李婉玲等译），中央编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1-274页。

1. 对人类罪的本性的确信。

亚当斯政治哲学的潜在原则是他对人类本性的悲观看法。 在他那个年代，有人相信人类在根本上是善良的、可臻完美的。正是这样的思想形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基础。亚当斯和大多数美国人不赞同这种观点。 亚当斯从加尔文主义的教义中学到了人类的彻底堕落。 他坚持认为，“在伊甸园之后”，人类没有也不可能改变。 所以，“像对民主的热爱这类超越人自私自利的情感，从未，也不可能在大多数公民的心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至少在亚当堕落以后，在人类的本性中不存在平等的爱” 。在察勘法国大革命的残骸时，他写信给杰弗逊说，“我的朋友，让我非常严肃地问问你，现在，1813年，人类本性的完善和可臻完美在哪里？人类思想的进步在哪里？人类社会的改良在哪里？人类生活的改善在哪里？人类痛苦和灾难的缩减在哪里？

史密斯写道， “亚当斯把清教徒关于罪的概念转化成了属世的政治术语。自私自利是原罪在政治或属世社会中的同义语。公共精神就是一种神圣化。” 一个朋友评论说，亚当斯是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到罪的概念的。“亚当斯先生在读圣经时发现，人类其实和驴驹子一样愚蠢。他相信他所读的，并推论出必然的结论，仅此而已。亚当斯先生不该受责备。圣经不是他写的。他只是读了并相信。”亚当斯并没有像有些加尔文主义者那样相信人的完全堕落。1817年，他对杰弗逊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全堕落的。即使是最遭人唾弃的恶棍也没有完全泯灭良知，而只要有良知，就会有宗教。” 上帝所赋予人类的是非之心（罗马书2:14-15）被基督教信仰所滋养时，就会产生一定数量的美德和公共精神，这就能使社会“有效运转”。

亚当斯在晚年时承认，整个世界比他年轻时要好些：“迷信、迫害和偏执有所减少；政府有所改善；科学和文学发展很快，并广泛传播。” 这得益于基督教信仰和共和制的完善，而不是人的本性有什么变化。一旦这些影响消失，社会将很快堕落到黑暗之中。

2. 对权力的不信任。 亚当斯对绝对权力极其不信任，不论它是在国王或教皇的手中，因为他知道人的罪。这种与他所受的加尔文主义教育相一致的。对权力的惧怕，使他成为共和制原则的热情拥护者和对英国欺压的坚决抵抗者。

支持平衡的、宪政的共和政府。 在约翰·亚当斯看来，对堕落的人类而言，平衡的、宪政的共和政府是最有效的政府。政府应该有一定的被授予的权力，权力的范围在宪法中划定。这些权力应该分立于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应该有一个以上的议会。

所有的人，包括统治者和平民都要受法律的统治，而不能超越法律。亚当斯的加尔文主义训练、律师工作的经验、他在波士顿大屠杀中对英国士兵的抵抗、作为国会议员的工作、与欧洲政府的交往以及他任总统和副总统时期的经验，都使他确信，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宪法、法律和程序是被设计用来保护人类自由，实现正义统治的。他总结道，“对共和国的最准确定义是‘法治的国家，而不是人治的’。”

亚当斯将有限的、宪政的共和政府视为抑制人类罪恶本性的手段。

3. 对道德和伦理的需求。即使是最好的宪政共和国，在没有道德的社会中也会失败。 亚当斯一遍遍地强调，除非人们有很强的道德观念，否则不能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 因着这个原因，他预测，法国大革命注定要失败，因为法国的道德缺乏使之无法维持一个自由的国家。说到美国时， 亚当斯说，“我们的宪法只是给有道德和有信仰的人制定的，完全不适合管理其他类型的人。 共和制政府的胜利有赖于人们的优良品质。亚当斯诚挚地希望美国能保持维系自由所必需的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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