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社会陷入了民族危机加深和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双重困境，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为了继续维护统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推行改革，当慈禧太后还远在西安时，就颁布上谕申明进行变法革新，史称清末新政。
戴鸿慈(中右)、端方及出洋考察诸随员
但是事与愿违，清廷在最后十年实行的变法，不但没有达到挽救清王朝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清朝的最终灭亡原因十分复杂，一个朝野上下、民众、统治者集最大共识的救国政治运动，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让人难以理解。
如果我们用它山之石，以另一种视野去重新审视这次越改革，越灭亡的政治悖论式的变法运动，以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观点剖析清末行政，或许会带来不一样的启示。
一、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启示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悖论”，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恰恰是在繁荣的时候。
所以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就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的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压力减轻他们就会猛力的把他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府几乎总是比他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
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相隔一个多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与辛亥革命前叶的清末新政时期，是何其的相似。
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前夕，路易斯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大变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上至官，下至民一时手足无措。
清末新政，清廷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整体配套系统性的改革。并在1906年颁布《仿行立宪上谕》，预备立宪，改变二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向“宪制”过渡。
但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说：“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扁鹊见蔡桓公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表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
人有病，得吃药，吃晚了，病在骨髓，再好的药也无济于事。
国家有问题，就得改革，改革的不合时宜，不但起不到正面效果，还容易起反作用，这是一样的道理。
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廷机会。
甲午战争后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派）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有病不吃药，非得等到病情加深，再找医生，已是徒劳。
庚子国变后，眼看就要面临亡国灭种的慈禧才对维新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仅她自己十分尴尬，就连很多大臣对她的转变都持怀疑态度。
变法诏令颁布后一连两个月，督抚大员都静坐观望，无一人上书建议，于是她不得不再次督促各地督抚“条议具奏，勿再延谕观望”。这个时候朝野对变法的态度，表面顺从的多，但却各个满腹狐疑。
新政的内容几乎和戊戌变法时一样，都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措施，或是想颁布却没有颁布的措施，变法内容就这样生生的被推迟了两三年。
病情加重，再想起吃药，就会乱吃药，吃猛药。
回头看看清廷这时的举措，就有一些出乱招，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意味了。
在军事方面，清廷停止了旧式的武举，建立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其本来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但结果是不少新军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倾向于革命，新军起义频发。
在教育改革中也出现这种情况，清廷盲目废除了科举制度，使地方精英尽散诸野，降低了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度，疏离了地方精英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同时派遣大量留学生出国深造，结果，很多留学生后来成了革命党人，比如黄兴、宋祖仁、陈天华。这些病在骨髓后的徒劳之举对清朝的覆亡影响不可小估。
三、 改革方式不当的必然结果
1904年发生的日俄战争，对当时的清廷有着很强烈的触动。
日本的胜利让清政府觉得邻居家的二狗子不但能欺负我，居然还打败了村里的一霸，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
经过一番调查，发现“立宪”是一味好药，于是回家以后，就开始闭门猛吃。
清政府在存在严重争议的情况下启动预备立宪政治改革，将政治体制改革置于核心地位，不但打乱了清末新政改革计划，而且诱发和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并由此葬送了整个新政改革事业以及清朝的统治。
改革方式一般可分为“渐进式”和“激进式”两种。
前者是指采取先易后难、先表后里的改革路径，主张分阶段进行，逐步到位，适应于在旧有制度的框架内渐进、逐步地对旧体制进行制度创新完善。
“激进式”的改革是指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快速进行新制度的构建，采取彻底打破旧有的制度框架而一次性地建立新制度框架的方式。
两种改革方式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但二者适应的情况完全不同。庚子国变之后，旧的君主专制制度依旧根深蒂固，其日积月累的弊端和功能性障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
但是，清廷无上下不希望通过激进式的改革措施来达到迅速缓解矛盾、重振权威、巩固皇位的目的。急于求成的改革策略尽失人心，没有起到协调各方利益的作用，在实施中也是困难重重，最终走向改革初衷的反面。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反复的强调观点，一个政府最危险的时刻是它陷入了全面危机而想采取补救措施的时候。当社会陷入了急剧动荡等统治危机时再推行改革就如同病在骨髓的病人，已经为时过晚。滞后的改革，往往达不到缓解社会矛盾的目的，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成为革命的催化剂，在不经意间加速了旧制度的覆灭。
【图片来自网络，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作者：杜敬亭
长按上图二维码 大胆向作者本人赞赏吧
法律读库 欢迎原创文章来稿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