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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中考报名时间：2月25—3月1日”，老大的班级群上弹出这样一条信息。
这条短信，迟到了一年。
时间回到2023年10月，国庆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学习周，老大打来电话，要求我接她回家，那天周三，她是住校生，原本周五下午才能回家。她还说想去看心理医生，一些不好的念头无时无刻在她脑子里，怎么赶也赶不走。我心里咯噔一下，该来的还是来了，她在暑假曾和我探讨过几次“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时还庆幸孩子能和我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接下来就诊，做测试，确诊孩子生病了。孩子的反应很平常，有点“果然是生病”的感觉。我和先生相顾无言，被宣判，怎么办？认了吧。私下我们俩分析可能与平日我的啰嗦和他易惹怒的脾气有关，另外孩子自我的升学期望与实际成绩之间差距也给她带来了不少压力。我们用“不是把自己逼得太紧”“无论上哪所高中我们都能接受”这样不痛不痒的话安慰她。我希望她不要考虑休学，可以去帮她申请走读，并且接送她上学放学，老大听完眼睛一亮，立马同意。
周日，在我们的拥抱和鼓励中，老大如常进入校园。
接下来的周一和周二我都没有等到她的电话，心存侥幸地想着她可能已经恢复到了之前的“鸡血”状态。
谁知，周二深夜11点接到了班主任老师的电话，说孩子划手了，更让老师害怕的是她和同学聊起在网上寻找药物的过程。
那时，我们正带老二在预定好的主题乐园游玩。
第二天早上赶去老大学校的高速路上，不记得老二因何事哼哼唧唧，坐在驾驶位的先生一声怒吼“哭哭哭！我是犯了什么错，没有一个省心的！”，老二大哭，担心行车危险，我一边安抚老二一边要求先生马上在应急道停车。二人暂且平静后，我们赶到学校接回了老大。这次回来，她再入校园是2024年的9月。
我收走了她房间和书包内的所有锋利物器，包括三角尺和圆规，孩子说过几天回校记得还给她。应她的要求，我们全家去海边散心，看着她欢快地在沙滩上跳着海浪，先生来了一句“哪里来的抑郁，估计就是不想学习”。
她还希望我和她俩人去一次海洋王国，看着她喂海龟时开怀大笑，我也心存置疑：抑郁莫不是一个逃避学习的借口？
该玩的玩了，该吃的吃了，聊到什么时候回学校，她就耷拉下脑袋。就这样迟疑不决地过了两周，终于，她决定11月返校,为了补上落下的学习进度，她打开学校的课堂云直播开始上课，十五分钟后她说肚子有点不舒服，吃了几粒整肠丸，又过了一会出来去厕所，接着，一堂课去了三次洗手间，再后来，我听到洗手间传来干呕的声音。
我跑过去，看到那个坐在地上，头发几乎垂进马桶的人，我想，她这个学是上不成了。
我是幸运的，作为一名全职妈妈，我有足够的时间陪伴休学在家的孩子。
休学头两个月，每天变着花地寻找孩子感兴趣的活动：陪她去做花式手机壳，逛街买露脐装，找好吃的甜品，去散步、射箭，做美甲等等，只要她能出门，少玩些手机就好。当然，孩子可能上一分钟主动要求外出，下一秒无论如何也迈不出门。我们不断拉扯，在无尽的哄、吼、说、闹中达成一段又一段的妥协。趁她心情好，我进行自我检讨与批评：以往反复念叨她房间没收拾、牙套忘戴、头发不剪的确啰嗦了；推心置腹地聊一聊史铁生的地坛。她闭门赶人时，我只能听之任之，自己隔门平复要跳出口的心火。
表面的妥协下，隐藏着能随时引爆的冲突。
2024年春节过后，先生发现了老大第二次划手。
我们有意避开那把悬在我们之间的利剑：“活下去的意义”，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如果人必定要毁灭，我为什么还要承担生命的责任？
看着孩子一次次站在绝望之巅，我试图去理解她的痛苦，无数个夜晚，我在黑暗中睁眼：我的孩子是如何走到这绝望的尽头。
我试图从书中找出答案。《不原谅也没关系》中的一段话对我触动非常大：“无情的批评，特别是父母处于愤怒和蔑视而进行的批评，具有极大的伤害性......随着父母批评的持续性加强，有关自我憎恨和自我厌恶的神经通路会扩张为复杂的大型神经网络，成为主导孩子心理活动的内在批判者......使孩子时时自危，不断地小题大做。”
“无情的批评”，过去很多次呈现在我们对老大的教育中。小学二三年级她计算总出错时，我说“我真想打开你的脑子看看，里面装的是不是浆糊”“真是个猪脑子”；她不关心我们的时候，先生说她“白眼狼”；还有那些“就不能好好站着吗？你是软骨头吗？”“你就是个享乐型”......
回想这些无情的指责与侮辱的语言，我无地自容，在这样的言语摧残下，无微不至的陪伴成为了双刃剑。
当我试图为过往的言行向老大道歉时，她并没有表现出我想看到的释怀，或者说藉此向我敞开心怀，她淡淡地说：哦？是吗。
如今回想那段不敢憧憬明天的日子，我无数次感谢我的孩子，感谢她告诉我她生病了，感谢她能坚持两周一次心理看诊，每周一次心理咨询，感谢她毫不抗拒地定时服药，感谢她在我一次次逼近时，与我争论，痛诉她的不满与不解。
感谢她在未成年的时候生病，给了我们一个救赎家庭教育的机会，去修补她的创伤，同时避免同样的情况在老二身上重演。
我要求自己每天晚上给她写一封信：谢谢她很爽快地答应去倒垃圾；我看到老二不理解单词含义时，她变换不同的动作示范；告诉她，她能给快递员打电话查询快递，非常了不起……
被我们弄丢的自信、接纳、合作、我可以，我配得，我要一点点重新帮她找回来。
周末她不想陪老二一起去户外，那就不去；她可以连续几天顿顿吃面包，也可以贴很长的美甲，穿非常短的裙子。外出旅游，她可以窝在酒店房间不出门，也可以让我们晚上陪她一起吃泡面；连买三桶胡萝卜喂驯鹿也是被允许的，在景点里玩手机同样也能得到许可。不过，她需要自己承担一些责任，比如：晚起错过早餐，她或者饿着等到午饭或者自己煮早餐；不想外出，她要自己准备餐食或者用固定的零花钱付外卖费；她的房间可以凌乱，但是她需要尊重家庭公共空间的整洁……
我不再把“陪她”列入生活首位，我想跑步就去跑步，想约朋友就约朋友；我不再要求她每天晚上十点后把手机放在客厅；听到她大叫有蚂蚁时，我也不再急急冲去“怎么啦？怎么啦”……
曾经与我血肉交融的孩子，从她迈步前行开始，我们就要走在平行线上，我们可以守望相助，但不应该牵绊纠缠。
日子渐趋平静，先生也为孩子做出了让步和改变，他终于同意老大在家养一只猫。
2024年年初，老大得到了一只刚满月的本土狸猫，为其取名“丹青”。那个时候，她已经能每天学习一两小时，写作业时，丹青趴在她腿上，玩手机的时候，丹青窝在她床尾。她用零花钱给丹青买玩具，买猫粮和零食，接种疫苗。丹青偶尔打两个喷嚏，紧张得她上网查资料、给宠物医院打电话，抱着丹青说着各种贴心的话。我逢人便说，老大把猫照顾得很好；我对丹青说，姐姐对你可真好啊；她说是妈妈。丹青是野猫后代，性子较烈，老大为了训练它，会很大声地吼“看看，又把水杯打翻了，让你不听话！抓到你后别怪我收拾你！”，尔后，看着丹青眼巴巴的眼神，她怯怯地跑过来问我“老妈，丹青不会被我吓坏了吧？”
果然，我看到了妈妈的影子，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
老大被丹青挠了。她注射第一针疫苗时高烧、骨肉酸痛，全家人看着心有余悸，害怕被丹青挠到。特别是先生，他相当畏惧打针。于是，言语间总会透露出“都是为了你
（老大）
才养猫”的意思，我知道一个害怕宠物并有一定洁癖的人出于“自我牺牲”被迫养了一只猫后，他的内心是非常煎熬的，他在努力平衡自我的需求和孩子的需求。当先生被猫砂的臭味熏得想发脾气时，不甘被孩子对猫的关爱和责任所瓦解。
不出两月，丹青就长成了青年壮猫的模样。老大每日觉眼睛干痒，医生最初怀疑电子屏幕使用过度，用了一段时间药，没有太大改善。后来另一位医生怀疑是过敏性鼻炎导致眼睛干痒，加用抗过敏药物后，症状明显好转，我们左思右想，惊愕察觉丹青就是过敏源，老大对猫毛过敏。于是，我送给丹青一幢两层高的房子，缩减了它在家里活动的时间和空间，算是为我们与丹青的友好共处找到的一个方法。
2024年9月，老大复学，早上6点50出门，晚上10:30才到家，照顾丹青的任务就交给了我。每天喂食，铲屎后，丹青久久都不愿意回自己的房屋，我越想它快点回去，它在家里跑酷的速度就越快。无奈，我只能放弃，任由它跑一阵子，慢慢地，丹青对我放松了警惕，它开始相信我不会伤害它，允许我靠近它，与我眼神对视时也不再翘起尾巴。
猫尚如此，何况是人。
当我想快速达到目的，想快速地让我的孩子成为一个“符合社会公俗良习”的人时，压力与紧张笼罩在孩子的上空，她的一反应就是攻击与反抗。
成为妈妈后，我认为自己对未成年的孩子有绝对主导权，忽视了有机生物体生存的基本常识。
话说，有我作为“铲屎官”的后援，老大逐渐忽略了她的铲屎责任，担心老大把铲屎的工作“赖”给我，我明确地向老大提出：周一至周四，丹青由我负责；周末，照顾丹青的责任必须回到她那边。老大欣然接受，之后，我们的任务交接一直非常顺利。
时间进入2024年的暑假，老大的状态越来越好，药量也在减半中，她对即将到来的9月既期待又紧张。
9月开学第一天返校，远远地看见教学楼上的学校名称，她哇哇大叫起来。下车前，她把手捂在胸前看着我喊：我去上学了哦？真去上学了？去上学了！
看着她走进校门的背影，我知道，这条路可能有曲折往返，但我相信，我们能走下去。
我没有过多地询问孩子在校情况，在接她回家的车上能听到她主动说话，我一天的心就安定了下来。哪天她上车的时候比较沉默，我会在问完“还好吗”后收回自己的好奇心，等待着一天两天三天后，她或许会再聊一聊那天发生了什么。
有一天晚上放学，先生去接她。第二天早上，老大问我能不能晚上还是我去接，她不敢自己对爸爸说。晚上回来，她得知爸爸同意了，并且没有不高兴的时候，有点不敢相信，但是非常惊喜。我的内心惊颤不已：孩子为什么会欣喜于如此小的要求得到满足？
她小心翼翼，她害怕我们误解她，她不想爸爸接不等于不爱爸爸，她害怕我们又把一件普通的事情上升至道德层面“不懂感恩，好心没好报”。
而这本来是父母应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在一起会有压力？我很感谢，先生同样看到了这一点，他接受了老大的敏感，允许她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向前走。老大逐渐适应复课生活后，开始同意先生放学去接她，很多次俩人还没进门我就听到了笑声。当爸爸接成为常态后，如果哪天她感觉不太好，老大也会勇敢地要求我当天去接她。
我知道，无所顾忌地说出自己的要求，对于她，有多么艰难和重要。回校后，她仍然无比恐惧同学间的社交，同时又渴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她向我吐槽时，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倾听她的声音，允许她看待事物时持不同的观点，把“你要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换成“我的看法是这样，你想不想听？”。
当然，复课后，她最在乎的还是成绩。开学测和第一次月考，她没有拿到自己满意的成绩，但我很欣慰听到她说“我才复习了这么短时间，这样的成绩很正常，不过我相信肯定能追上去”。她看到了学习上的问题，并且正视问题，还有勇气去解决问题，她的确不一样了。关于她的学习，我和先生都采取了“不管不问”的方法，因为孩子不愿意我们管；
她渴望我们能真正地相信她，相信她愿意选择在校学习作为她与未来交手的通道，相信她且具备找到适合自己学习方法的能力。
一次小测后，孩子向我提出参加校外数学培训的请求，我没有同意。从时间上考量，我希望她周末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从学习效果上考量，我不愿意在她基础知识题还会出错的情况下，为她的付高额的培训费，我建议她通过寻求老师帮助、网站资源、练习错题来提高自己的数学成绩。老大接受了这一决定，在后来期末测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后，她很骄傲地告诉我“我和另外两个总分较高的同学都没有参加课外补习”，孩子用学习自驱力回报了信任，从自主努力中获得了成就感。
一位朋友的孩子和老大同期休学，她偶尔会问到这个妹妹的状况，听说妹妹上了几天学又回来了，老大说“告诉阿姨，像你那时候拉我出门一样，拉妹妹出门”。
原来，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不会浪费；我们在教育路上犯过的错，也会留下印记，直到我们放下权力之争，用平等、尊重、包容将其淡化。
全家一起玩大富翁的游戏，老二抽到“机会”牌卡，要求他“对每一位玩家说出一个他的优点”，老二对先生说：“爸爸脾气越来越好，现在没有经常吼我了”，我们相顾哈哈大笑，所有的努力与改变都在这句话里具象了。
在过去的这两年，我们看见了父母对童年的苛求，在这一场仍在前行的自我救赎中，我们为缩小老大的童年裂痕左右缝补，为照亮老二一个“你可以”“你很好”的童年四处提灯，
也为自己内心的我，拆解童年的茧房，与那个“你要乖，这样才有人喜欢你”的童年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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