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间地头，60多岁的农妇无声劳作。大半辈子在土地上耕耘，直到夜深人静，她才得闲去喜欢的直播间里连麦聊天，说出心底的愿望，
“我想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种完麦子我就往南走。”
这句话洒脱，她火了，愿望实现了，人们叫她“麦子阿姨”。
电影院里， 一种新型的女性叙事生根发芽。当《好东西》里的小叶说出
“我们不要玩他们的游戏”
，女性创作者发出温柔但有力量的宣言——我们有能力建立新的游戏规则。
社交媒体上，上野千鹤子的开学演讲被刷屏了一轮又一轮。
“请不要把你们的努力只用于自己的输赢，不要把你们获得的得天独厚的环境与能力，用来贬低那些没有你们那么幸运的人，而是要用来帮助他们。”
她以女性学者的视角洞察社会，并勉励年轻人，不要只汲汲于个人的成功，也要致力于让弱者得到尊重。
发现了吗？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我们听到了来自女性的声音。
女性创作者的作品受到欢迎，女性学者积极参与社会议题，不同年龄的女性都向前一步探索真实的自己。
半个世纪前，法国哲学家埃莱娜·西苏在代表作《美杜莎的笑声》中提倡，女性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语言文字，书写自己的经验观点，通过创作获得自我认同，并推动社会变革。
如今，这个愿景正在逐渐成真。站在女性视角去发声，看见被忽视的角度，孕育新的叙事方式，社会需要这样多声部的协奏，才会更加和谐健康。
当女性决定发声，能带来多大的力量？
2025年的三八妇女节，三联和百年护嗓品牌龙角散邀请了三位女性，壹心娱乐董事长杨天真、纪录片导演周轶君、《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吴琪，共同拍摄了一支圆桌访谈短片——
《当她们说下去》。
在各自领域里，她们都是优秀的发声者。我们请她们坐下来聊了聊，希望把以下经验分享给更多人：
女性为什么要大声说？
如何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在场？
以及，当女性一直说下去，究竟可以改变什么？
今年年初，杨天真度过了40岁生日，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给自己办了一场“告别式”。
为此，她专门去找画家朋友画了一幅“遗像”，绿丝绒的郝思嘉风格造型。朋友一边画，她一边开电话会，筹备理想中“告别式”的样子，场地要高级干净些，要有朋友告别的环节……
“我想在尚有能力的时候体验一把灵魂飞走的感觉。”杨天真聊起做这件事的初衷，符合她体验派的天性，
“人生就是要创造一个个记忆彩球”，而办“告别式”让她对生命与爱更多了一层理解。
以“告别式”庆生日，颇有一种向死而生的哲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共识里，大家对死亡还留有诸多忌讳。杨天真把仪式现场的Vlog发到网上，收到许多不同的评价，有人猜她是不是算过命，要用一些方法来“避劫”；还有人说她是不是“钱多烧的，净整花活玩儿”。
杨天真曾在播客中表示自己“常常有争议”。成名已久，鲜明的表达是她的个人特质之一，同时为她引来诸多外界的评判。但是，
“（它们）对我毫无损失，我为什么要在意？”
40岁，到了不惑的年纪，杨天真仍不被时刻拘束在社会共识的条条框框里。通过这场“告别式”，她想展现多一种可能性，原来生日还可以这么过，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
小时候，她和很多孩子一样，渴望老师手里的那朵小红花。做好事，考高分，被打分，成为标标准准的好学生。但不知从何时起，她不care这朵小红花了。
从“你应该是怎样“到“我想要怎样”，这似乎是每个女性都会在成长中经历的一个阶段。这几年里，她出书、做自媒体、做大码女装，都是自己想讲想做的事，在不断发声中拿回人生的定义权。
正因为“你应该怎样的”的时刻还很多，女性更要大声说。
杨天真的故事让周轶君想起一位英国女记者的经历：她和两个男记者去战争前线做报道，三个人一起上电视直播连线，结果观众只会问她，“你作为妈妈出来工作，那谁来带孩子呢？”两个男记者当了爸爸，却没人把同样的问题抛给他们。
被说烂的“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事业”话题，周轶君自己也遇到过。在外出差时，孩子的班主任打来电话沟通孩子近况，她立刻开始自省，没有在家陪伴孩子，不太了解情况，没有尽到妈妈的责任。但事后她反应过来，为什么要愧疚呢？她应该理直气壮些回答，自己在外工作，家里其他人也能照顾孩子，而不是要妈妈随时在场。
不想活在别人的定义里，那就得回到自己，说你真正想说的。
大概在2015年，吴琪开始关注“安宁疗护”的选题，探讨如何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更舒适、更有尊严地离去。作为记者，她看到了这个话题的社会价值，但在十年前谈论一个关乎死亡的话题，显然有些超前了。如何唤起公众的注意力？吴琪选择从一篇一篇小文章写起，陆续跟踪报道了七八年，“通过一点点的敲打，让更多样的声音出现。”
敲敲打打到2023年，吴琪觉得“社会情绪到了”，于是她把“安宁疗护”推上《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选题，希望在更大的传播平台上，推动公众对疾病和死亡理念的改变。
女性发声的机会要靠自己争取，而不是等待。杨天真希望每个女性都能自信说出这句话，
“我的意见很重要，我的声音应该被听见。”
女性发声需要自信，也需要自在。毕竟，要找到让自己舒服的表达方式，才能让发声可持续。
在各自行业深耕多年，吴琪、周轶君、杨天真都有自己的口头禅。
吴琪喜欢说
“让我想一想”
。做媒体时间越久，越看到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对一件事非常笃定，但现在不一定了。”如今做判断时，她倾向于先停下来想一想，让思考更完善，让表达更谨慎。
周轶君常说的话是
“没事儿”
。转型当导演后，她成了团队的主心骨，遇到困难多说说“没事儿”，既是安慰他人，“让大家相信我有能力解决”，也是督促自己，“要更加有责任感”。
杨天真讲得最多的是
“就这么办吧”
。无论是公司董事长还是大码女装主理人的身份，她都要担当决策者的重任——做决定，然后承担后果。“大家慌乱犹豫的时候，我会做那个拍板的人，就这么办吧。”
但没有人生来就是表达者，在找到发声舒适区之前，她们也曾经历过表达的困境。
吴琪以前有个职业病，她特别在意给别人发消息时有没有错别字，“我是写稿的人，写错别字多丢人啊？”于是一小段消息，她要发送撤回好几次。作为前同行，周轶君感同身受，她的解决方法是，“信息发出去之后就放下手机，不要复盘，不要纠结。”
要允许自己松弛一些，“允许自己讲错，也允许别人讲错。”
从自身经验出发，这是她们对于女性自在发声的第一个建议。
而杨天真给出的第二个建议是
，发声需要训练，先从熟悉的环境里开始表达，减少出错的概率。
“比如两三个闺蜜在一起聊天，我说一说，你听一听，给点反馈。”
杨天真深谙环境对表达的重要性，她在不同的平台经营个人账号，选择合适的载体分享观点，或展现生活日常。比如播客，一种相对深度单向的个人表达形式，她就会讲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因为感兴趣，所以言之有物，有时录着录着，思路开始流淌，内心的想法不断涌现出来。
从心涌现出的声音，往往是女性真正想说的。当它们在合适的语境里被自在地表达出来，发声就会更有力量。
不当记者后，周轶君拍了一部教育纪录片《他乡的童年》。几年前，她的两个孩子相继降生，她对教育问题愈发上心：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对孩子来说，教育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该去哪里寻找答案？
她决定向外探寻，走访芬兰、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国，看到教育的多样性。原本只是为了解答自己的困惑，但《他乡的童年》一经播出，反响超过她的预期。
周轶君收到许多一线老师的反馈，他们不仅自己看，还推荐给同事和家长看，再在教室里放给孩子们看。就像涟漪层层向四周蔓延，带动教育中的每一环，大家的教育观念被纪录片影响而发生改变。
带着个人疑问出发，去创作去发声，最终影响更多人。
周轶君说，“我只是提出了一些问号，是观众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去完成了另一半的事情。”
吴琪做选题也是如此，媒体的工作就是探究非常多的“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那么沉默？为什么不谈恋爱了？为什么对亲密关系如此淡漠？带着层层疑问，她带领团队连续做了好几个与年轻人有关的选题，《大学里如何成人》、《18岁成人指南》、《寂静的一代》。
“三组选题连在一起，就是一个观望、疑问、和解的递进过程。”读了文章的年轻人一波一波涌来留言，不一定全是正面反馈，但至少两代人之间有了沟通。吴琪觉得，“这是一个彼此走向对方的机会。”
女性发声不仅为自己，也为其他需要被听见的群体。女性和男性、年轻人和年长者、孩子与父母，彼此在寻找答案中消除隔阂，达成理解。
女性视角的发声，往往带有更多共情与理解，就像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里说的，女性主义不是弱者试图变为强者，而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
2023年，周轶君做了访谈节目《第一人称复数》，第一集就聊性骚扰的话题，观众看到的第一反应：这是可以说的吗？经由女性制作人之手，性骚扰话题中的很多词汇，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话语当中。
大家觉得很新鲜，而周轶君由此意识到——
“话语的边界，是需要你发声去拓宽它的。”
作为百年护嗓品牌，龙角散深谙声音的力量与发声的重要性，
并以守护大众咽喉健康，助力自在发声为使命，连续多年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推出以自在发声为主题的活动，致敬女性在各个领域的积极发声，鼓励女性用发声的力量拓宽话语边界，推动改变发生。
拥有健康的咽喉，让女性的发声更加自在、响亮。
200多年来，龙角散只做保护嗓子这一件事，始终以守护大众咽喉健康、助力大众自在发声为使命。
龙角散润喉糖、无糖润喉片、颗粒糖等日常清润产品，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润喉的必备之选，随时随地有效呵护嗓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