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仅有细致入微之观察,而无问题意识或理论意识,文本常有沦为速食新闻之虞。艾约博一方面与经典的人类学研究展开对话,一方面又以民族志挑战常识,使其乡村画像呈现出更为丰厚的质地。
如在讨论夹江山区的宗族时,艾约博与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展开对话。弗里德曼的东南宗族研究将重点放在村庄范围内的继嗣群中,艾约博则指出,弗里德曼乃至弗里德曼的批评者们,都甚少关注水平的亲属纽带。技能并非由某支血脉垄断,而是以“辈分”为轴,为同宗族的兄弟间所共享。兄弟们各司其职,亲属关系则有助于维持劳动、借贷、雇佣等经济活动。宗族也并非仅仅是固定地理范围内稳定的实体,也是日常生活中反复不断的实践。艾约博注意到,辈分并非冰冷的“长幼尊卑”,也是可以灵活运用的策略,如“‘辈分’不必时时讲,讲深讲浅视情况而定”。
再如在讨论夹江纸业行会和商贸网络时,艾约博又对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进行补充。他认同施坚雅的基本假设,即市场成为社会组织的基质。但在夹江的案例中,施坚雅所预设的经济理性时常会被打破,比方说乡民会违背经济理性,因政治等因素选择更远的市场交易,也会临时开辟新市场铲除经济对手的市场;造纸商们可经营自耕田和通过平原而非市集买米,市场的必要性似乎也并无如此明显,尽管施坚雅的田野地点正好是在离夹江不远的成都盆地。细致入微的描述,并不只志在描绘,更有助于将夹江打进村庄研究的广阔版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