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中国资源型地区面临着转型的压力和较高的社会经济风险，一些地区也面临人口流失、新旧动能转换动力不足经济衰退的挑战。鲁尔区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资源型地区的转型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1961年，维利·勃兰特在其竞选纲领中写道：“鲁尔区应重现蓝天。”
在当时，这一目标甚至遭到了勃兰特本党盟友的嘲笑，那时，位于西德北威州的鲁尔区经济结构单一，基本由几家大型涉煤企业主导，直到1961年，当地才开办了高等技术学校和大学，至于蓝天，对于当时的鲁尔区来说几乎已经是天方夜谭。
现实证明了勃兰特的预见性：1962年，鲁尔区首度爆发雾霾灾难，单月死亡人数同比猛增了超过150人，此后，雾霾一次又一次地在这里爆发，每一次都伴随着对居民健康、区域交通和公众情绪的沉重打击，这一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重工业区，也成了重污染、重雾霾、重排放的代表。勃兰特本人在1969年当选西德总理，1971年，大气污染治理首次纳入政府环保计划。
经过半个世纪的转型，鲁尔区如今已经绿树成荫，实现了从单一的煤炭经济到多元化服务型经济的过渡。同时，由于政府实行了一系列保障居民生活的政策，鲁尔区的人口数量与就业水平几乎保持平稳。1957年至2009年，鲁尔区的GDP翻了一番（按照定值美元计算），此后一直保持小幅增长，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3%，与此同时，1961年至2013年，当地人口共减少11%，仅小幅下降。
从煤炭、钢铁和相关产业一度提供了该地区70%的就业岗位，到2011年服务业从业人数已占总就业人数的78%，鲁尔区在国际煤价走低，石油产业兴起，煤炭产业普遍萎缩，钢铁行业随之被迫转型的大背景下，完成了几乎平滑的全产业转型，最终同步实现转型和增长，由此成为了一个地区能源转型的国际范例。
2018年12月，鲁尔区最后一座煤矿关停，标志着该地区长达两个世纪采矿史的结束，以及从煤炭矿中心向文化与科技创新中心的蜕变。这样的转变如何实现？技术和立法只是其中的一些侧面，转型中的公正问题往往为人所忽略，但却是决定转型能否成功的基础因素之一。
寻求分配公正
20世纪60年代中期，德国和北威州分别在联邦与州政府层面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失业工人的社会保障计划。例如，政府支付“遣散费”以及与失业、就业转移相关的费用、制定提前退休计划、为养老基金注资、提供再就业培训等。每位员工的遣散费相当于1200欧元至3000欧元之间（同一时期鲁尔区每个居民的年均家庭可支配收入相当于5800欧元），德国联邦政府拨款约合2.23亿欧元用于支付裁员费。
虽然煤炭和钢铁的退出从60年代已经开始，但单一的经济结构带来的失业问题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到了80年代中期，鲁尔区的大型钢铁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其应对措施是关闭本地钢铁厂；作为大型企业的供应商，当地中小企业也无法应对大型钢铁公司撤出和核心产业衰落带来的危机。1987-1988年，受钢铁和煤炭行业裁员的影响，鲁尔区的失业率达到最高的15.1%。
为了缓解高失业率的问题，1987年，鲁尔区为每个受影响的工人制定了再就业策略，并建立了保障机制，要求企业必须为员工提供替代工作或把员工安置到其他部门。该机制允许年龄较大的工人（至少工作25年）在49岁前提前退休，并要求公司每月提供津贴，直到他们能够领取养老金。对于较为年轻、工作经验不足的工人，则保证为他们提供替代的就业岗位。
对于余下的灵活就业工人，德国煤炭、化学和能源协会还会他们提供定额薪酬与体面的工作环境。
实践程序公正
鲁尔区在转型过程中提出了一个“从内部振兴”（renewal from within）的概念，即当地居民和社区主动参与到转型的讨论中来，以加强自身在区域转型中的发言权。许多社区都积极开展活动，呼吁居民积极参与，推动自己的诉求能够被纳入区域转型计划中。
在鲁尔区，工人和工会广泛地参与到了转型中，要求确保转型的公正性。共同决策成为钢铁、煤炭行业处理劳资关系的一种代表性的方法，“工人和雇主在谈判桌上拥有平等的发言权”。这种“共同参与”的精神后来被写进了法律中：2001年颁布的《工作章程法》中规定，董事会中三分之一应为雇员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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