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百姓是真的挺惨的。即使所谓的康乾盛世，老百姓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相比之下，现在的老百姓已经是过得很幸福了。
古代的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王朝的土地政策息息相关，绝大部分时候王朝都会实施土地私有，而且允许土地自由流转
。这个设定是个死局，因为在王朝初年，百废待兴，政府压缩各项开支，税负较轻，小农经济尚能自足。但是随着官僚集团逐步膨胀，维系官僚体系运转的成本会不断攀升。拒史料记载一个在京的官员留任20年以上的，至少能带着20多个乡亲门生进入官僚体系。
如此庞大的官僚集团要养活，财政开支自然是大大增加。另外，王朝难免遇到战事，主要是镇压叛乱和抵御外侵，战争一旦开启，财政开支如同流水。政府不得不找老百姓来要钱，这样老百姓很容易陷入卖地为生的地步。但是卖地是一次性收入，吃完了怎么办？大部分人就会投靠地主家当佃农，土地兼并就这样发生了。地主阶层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
但是很荒谬的一点是，
地主是不用向朝廷纳税的，因为他们是朝廷的左膀右臂 ，他们是很有实力的金主，是朝廷要拉拢的对象
，王朝在中央和地方上的统治还要多多仰仗大地主的支持。朝廷要是在他们头上动刀子，可能会引起巨大的反抗。所以，当土地兼并发生之后，政府的财政负担只能转嫁到少数种地农民身上，更加剧了他们的破产。如此恶性循环直至王朝灭亡。
一个王朝兴起的时候都会统计户籍和土地，
但是当老百姓忍受不了苛捐杂税的时候，就会出现逃户的情况，流民增加很多
。最后户籍和土地统计数据就会严重失真。不仅仅是有逃户的情况，在某个朝代还出现了隐婚的情况，只因为朝廷规定了单身汉的税赋要比已婚的低，所以很多人选择隐婚。
老百姓的选择都是理性的，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到统治阶级的盘剥和压榨，只有到了他们实在是无路可走的时候，才会选择揭竿而起。
朝廷获得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是税收。在税收不济的时候会想其他法子敛财。
内阁和皇帝一起拟定财税政策。中国过去2000多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所以土地和人口当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最开始的税种包括农业税和人头税，其中也包括服兵役等潜在义务。
汉朝初年农业税率是三十税一，也就是实际税率是3.3%，看起来是很低的农业税。
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要打仗，打仗要粮饷，没有粮食，人马都得饿死，没有饷银，那将士们就是没有工资，打仗不肯卖力。粮饷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财政来，但是3.3%的农业税如何经得起常年累月的战争消耗呢？政府要么加税，要么想法子创收，总之都是搜刮民脂民膏。
汉武帝及其内阁成员们一起想出了一个
不加税又能增收的法子，那就是国有垄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盐铁专卖，这个其实不属于正常税收体系了，但是最终盐铁专卖带来的财政收入甚至超过了正常的税收收入
。这个垄断专卖体系到了明朝，从盐铁扩大到了很多品类，包括茶叶，酒等，但凡适合专卖的品种，只要适合朝廷创收的，朝廷都会考虑拿来专卖。
垄断专卖这个制度极大打击民间经济，以盐为例，没有垄断专卖之前，盐价是10钱，垄断之后就变成了100钱，然后最高到了300钱。
在宋朝的时候，官府联合盐商屯盐，拉高盐价，最终老百姓实在吃不起，老百姓干脆选择不吃盐了，盐价就崩溃了。盐本来是刚需，但是老百姓心中是有承受极限的，不可能无限制上涨。
现在看来盐不算真正的刚需，真正的刚需只有空气，水和食物。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隋朝这个短命的王朝，隋文帝开创了开皇之治，虽然大家觉得可以和贞观之治相媲美，其实不然，开皇之治，仅仅是政府比较有钱，老百姓其实很苦逼。隋朝开国的时候，隋文帝搞了很精确的土地和人口统计，以及制定了很明确的征税办法，使得官僚体系的征税效率很高。当然，隋文帝并没有穷兵黩武，所以财政一直很宽裕，老百姓也没有造反。但是到了隋炀帝，他以为国家本来就很富有，社会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乱花钱，乱打仗，乱征税，老百姓受不了了，最后王朝覆灭。可笑的是，起义军每次攻城打开州府粮仓的时候，粮仓都是满的。隋朝和秦朝很像，二代即亡，而且亡国的时候粮仓还是满的。
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就做的很好，
当曹魏想彻底统计土地和户籍信息的时候，司马懿建议不要查的那么清楚，要给民间一定的缓冲空间，这样才能留住人在土地上耕种。
当税收体系过于高效的时候，往往会一不小心就加税加过头，民间没有缓冲的办法。明朝和清朝末年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征税过于高效，老百姓苦不堪言。唐代查不清人口，征税难度大，反而对民间形成了一定保护。
朝廷还有一个法子来控制财政，那就是土地公有，一个人从出生就会分得土地，然后死后土地收归国有，这样朝廷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就不会出现土地被地主兼并，税收被截流的情况。但实际情况很糟糕，那些获得土地的人在死后，他的儿子不愿意土地交回国家，于是出现隐瞒不报，土地信息不实等诸多问题，到了王朝后期，这个土地公有也就名存实亡，玩不下去了。
王莽改革，就是要搞土地公有，颁布了《均田令》，大意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让地主把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人。大家都说王莽是穿越到西汉末年搞乌托邦的。他的《均田令》太理想主义了，其
荒谬程度就相当于国家现在突然宣布，家里有多套房子的人，只许自己留一套，其他的要免费分给没有房子的人
，这怎么可能执行呢？最后王莽被乱兵所杀，他的新王朝也灭亡了。
朝廷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敛财方法，就是
垄断货币发行
，也就是古今中外政府都会做的事情。说白了就是征收铸币税。古代的皇帝其实没有太多的金融知识，只是知道发了货币自己是第一个拿到钱的人，这样就有巨大的购买力，还能弥补国库空虚。基本上古代王朝很难走出“国库亏空——滥发货币——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国家崩溃”的怪圈。尤其是在王莽执政的那几年，他发了6种货币，对应4类材料，而且不同货币之间还有不同的转换比例，这个货币体系过于复杂和混乱，老百姓不愿意用，即使面临杀头的风险，大家还是不愿意用，宁可用以前的货币铢。而且王莽执政期间，通货膨胀严重，即便他不断换货币也无济于事，换了货币也是接着贬值。
除了以上方法之外，朝廷还会干一个杀鸡取卵的事情，就是卖官鬻爵，这个传统从汉文帝时期就开始了，汉武帝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设立了11级武功爵，不同爵位售价不同。拿了爵位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免赋免役，还可以免罪。轻罪可减免，重罪可减轻。拥有爵位的人还可以出任吏，后来还可以做官，甚至可以封侯。如此一来，帝国的官僚体系就会彻底崩坏。
在古代最大的利益阶层就是士族（豪门世家），基本上就是地主阶级。好几个王朝都是士族决定皇帝，而不是皇帝决定士族。士族往往也是官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就像癌细胞一样，不断巩固自己的势力，结成一块，有的时候王朝覆灭的时候，他们都未必覆灭。士族竟有多强大，我们看几个王朝的例子就知道了。
一般来说那些打烂重来的新王朝，往往会比较长命，而靠禅让或者由旧王朝续命而来的王朝，基本都比较短命，而且很黑暗。比如，东汉，东晋，南宋。这些个王朝，基本都是短命，而且治理也很混乱，基本无盛世。包括离我们比较近的民国，也是很短命。
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王朝的建立就不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而是承袭了旧王朝，相应的也承袭了旧王朝的一些积弊
。
以东汉为例，汉光武帝能上台，其实是受到了西汉末年的几个世家大族的支持才上位的，他的老婆阴丽华就代表着南阳派士族力量。所以皇帝对这些士族的利益必然是有所妥协的。所以东汉的很多制度也是照办了西汉，不宜做大的革新，制度惰性依然存在。东汉皇帝一旦颁布对士族不利的政策就会立马遭到整个官僚系统的反抗。
比如在东汉时期，盐铁专营竟然是被地方豪族垄断的，盐铁专卖的收益不是在朝廷，而是在士族手中。汉章帝想重新实施中央政府专卖，但是在地方势力的对抗中大败而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要员其实都是士族们垄断的，如此盘根错节，导致东汉终其一朝都逃脱不了皇权孱弱的宿命。东汉末年，汉灵帝为了镇压叛乱，做了一个改革，就是依赖地方刺史（州牧），将刺史（州牧）的权力扩大，刺史同时掌握官政，财政和军政，于是整个东汉帝国开始土崩瓦解了。
以东晋为例，东晋承接自西晋，西晋承接自三国时期曹魏，但实际上东晋所处的江东地区，在三国时期就是东吴的地盘。东吴都已经灭了上百年了，东晋的士族依然枝繁叶茂。东晋本质上是一个客居政府，也就是个流亡政府。江东的豪族早年就是占田太多，剩下的土地根本养不活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
东晋是一个权臣辈出的朝代，皇权几乎一直在旁落，直到最后被宋武帝刘裕篡权，成立宋（南朝）。由此开启了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大戏，直到最终陈王朝被隋朝灭亡。王朝都更替了六七遍了，士族依然存在。
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南朝宋齐梁陈，整个大周期，延续大几百年，这个王朝更替轮番上演，其实都不是打烂了重来，基本上一路都是皇帝依靠士族在延续。其中禅让尤其多，下一个朝代基本都是承袭了上一个王朝的积弊，一直带病前行，十分不安稳。
民国的情况也非常类似，辛亥革命并不彻底，最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还试图恢复帝制，即便是国民革命军后期北伐，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军阀，而是由各地军阀一起妥协，组建了政府，蒋介石一直都没有解决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的问题。和东汉，东晋的问题比较类似，民国时期也存在几大家族把持经济的问题。这些都对中央财政产生了极大的困扰。
当然，
士族利益集团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常有更替，旧士族衰落，新的士族兴起
。即使是全新的王朝，打烂了重来的，也会随着时间的累计，形成新的士族。就跟癌细胞一样，切掉了，也会重新再长出来。究其原因就是帝制诱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