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蜜门”会让朴槿惠倒台吗？

▲随着韩国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持续发酵，韩国民众2016年10月29日在首尔市中心举行近万人规模集会，要求朴槿惠下台并查明事件的真相。（视觉中国/图）

议题的文档，文档上有批注痕迹，显示崔顺实曾经做过修改。此外，崔顺实还插手总统府人士安排，将多个亲信派到朴槿惠身边担任秘书；崔顺实女儿郑宥拉2014年9月以“骑马特长生”身份被名校梨花女子大学录取，然而该校体育特招生中此前并没有“骑马”一项，2014年突然设置，时机玄妙；崔顺实成立财团，打着朴槿惠的旗号向三星等大企业募捐敛财；崔顺实嚣张跋扈，对要求其出示证件的青瓦台警卫大发雷霆……

2016年10月27日，韩国检察机关已经成立由首尔地方检察厅检察长李永烈为负责人的14人特别检察组来侦办此案。最近几天，特别检察组不仅突击搜查朴槿惠多名亲信的住所，还试图进入总统府青瓦台搜查，但被后者以保护机密信息为由予以拒绝。鉴于崔顺实在10月31日的调查过程中否认一切嫌疑，有毁灭证据的可能性，特别检察组于当晚23点40分宣布紧急逮捕崔顺实，并拟在最长拘留时限48小时内证明崔顺实的嫌疑后申请逮捕令。

这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把朴槿惠的总统生涯推到了悬崖边上。自2013年2月上台以来，朴槿惠经历了“世越号”沉船事件和总理李完九政治献金丑闻等重重考验，总能化险为夷，但这一次的惊涛骇浪，她能否躲得过去成巨大问号。即便她侥幸摆脱了遭弹劾或提前下台的命运，她的形象也会破产，从而不可避免地走上和诸多前任一样遭国民唾弃和责难、最终败退的老路。这对出身名门、一直自视甚高的朴槿惠来说，可能是一个最为不堪和最不愿意接受的结局。

朴槿惠是韩国前总统朴正熙（1961-1979年在位）的女儿，9岁搬入总统府，在那里度过了18年众星捧月的“第一女儿”生涯，并曾代行“第一夫人”职责5年。1974年8月，朴槿惠的母亲陆英修被朝鲜特工暗杀，巨大的悲痛让朴槿惠“过了一段行尸走肉的日子，那种悲伤无法言传”。也就是在此时，崔顺实的父亲、宗教团体“大韩救国宣教会”的创办人崔太敏出现了，他写信给朴槿惠，声称“已故的陆英修女士托梦给我，让我好好照顾她的女儿”。1975年3月，朴槿惠召崔太敏进青瓦台会面。崔太敏告诉朴槿惠，自己已被陆英修的灵魂附体，并将陆英修平时的言行举止呈现得惟妙惟肖。

这些话对于深受无神论教育的中国人来说，更像是怪力乱神的无稽之谈，但对于深受丧母之痛的朴槿惠来说，不啻是一个福音。事实上，韩剧里至今还有不少“托梦”“胎梦”之类的情节，显示不少韩国人是相信这种说法的。

就是从这一阶段开始，朴槿惠和崔家开始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系。特别是在1979年12月朴正熙被暗杀后，墙倒众人推，韩国政府要追究朴正熙当政期间的政治责任，过往的下属要么划清界限，要么反戈一击，朴槿惠遍尝世态炎凉，有10年的时间完全与世隔绝。而崔太敏和女儿崔顺实不离不弃，两相对比，让朴槿惠万分感激。崔顺实也不是什么无知妇女，她曾经在德国留学6年，应该是见过世面的，因此和朴槿惠趣味相投。加上朴槿惠养尊处优惯了，需要有人打理生活，也确实需要崔顺实的照顾。就这样，两人越走越近，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事实上，朴槿惠有亲生妹妹朴槿令和弟弟朴志晚，家族里面也政商名流云集。前国务总理金钟泌的岳父是朴正熙的兄长朴相熙，曾担任首尔大学教授、外交部长的前国务总理韩升洙是陆英修的姐姐陆仁修的女婿。但这些亲缘关系，要么远水解不了近渴，要么不投缘，都无法进入朴槿惠的内心。因缘巧合之下，崔氏父女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崔顺实是在我患难之际，伸出援手的关系。”2016年10月25日朴槿惠就崔顺实干政事件向国民致歉时说的这句话，显然是肺腑之言。

2007年朴槿惠在蛰伏28年重新回归政坛，当选国会议员；5年后当选总统，2013年2月就任，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此后，崔顺实不时前往商店为朴槿惠购买胸针和日用品，并在官邸与朴槿惠共进餐饭和看电视，中间夹杂着种种干政敛财的行为；据报道，朴槿惠则主动把政府机密资料发给崔顺实征求意见，也可能对后者打着自己的旗号敛财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报答多年来鞍前马后的追随。而这些行为有多少属于违法犯罪，有多少仅仅是有碍观瞻？这些需要检察机关予以查明。但从在野党的角度看，总统至少在约束身边人方面有重大过失，他们当然不会放过好好利用这一事件的机会。

但要如何做则颇费思量。以朴槿惠的性格和事情目前的进展程度，朴槿惠主动下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剩下的选择是弹劾她，这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执政党为了选票也正在和总统切割，唯一的障碍是时间：韩国预定于2017年12月举行总统选举，离现在只有一年的时间。而弹劾总统需要国会2/3议员同意，同时要取得宪法法院9名法官中至少6名的同意，后者在180天内做出同意弹劾的决定，总统才会下台。整个过程最短估计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总统下台后要进行补选，而这个补选的总统只能完成朴槿惠剩下的几个月任期，新一轮的总统选举马上又要来临。这样的折腾，需要耗费大量的政治资源，并不划算。对于在野党来说，最现实的选择是让朴槿惠待在台上当活靶子，以便一年后实现政党轮替。而执政党当然要和总统划清界限，因此朴槿惠很大可能会选择退出新国家党，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我没有家庭，没有丈夫，没有儿女，国民就是我的家人，让大家幸福是我参政的唯一目的。”这是朴槿惠2011年竞选总统时的表态。那时候人们都相信，她一定能摆脱10位前总统无法善终的宿命。然而，摆在眼前的残酷事实教育人们，韩国政坛是一个黑洞，你一旦接近它，就会不由自主地被吸附到它暗黑的内在去。

大韩民国的第一任总统是李承晚，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1960年，在当了12年总统后，李承晚谋求第四个总统任期的企图遭到全国抵制，大量学生走上街头但遭到血腥镇压，史称“4·19”学生运动，一个星期后，李承晚下野并流亡到夏威夷，5年后在那里死去。

李承晚之后的韩国总统是尹普善，他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没当几天就被朴正熙发动的军事政变所推翻。朴正熙出身贫寒但意志坚定，他18年的统治缔造了“汉江奇迹”，是韩国经济起飞的最大功臣，到现在都被认为是“领导能力最强的总统”。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到情报部长金载圭官邸吃晚饭，席间斥责后者工作不力，被射杀。

继任的崔圭夏重复了尹普善的命运，9个月后被发动军事政变的全斗焕所取代。全斗焕上台不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政府以武力镇压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造成633人死亡。这成了韩国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起点。全斗焕因为镇压学生声名扫地，1997年以受贿罪和军事政变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2205亿韩元罚金，这笔钱花了16年时间才追缴完毕，全斗焕也被国民骂了16年。全斗焕的继任者卢泰愚于1988年发布《民主化宣言》，宣布实行总统直选，还政于民。此后通过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5年，不能连任。1993年，卢泰愚交权给金泳三，韩国的民主转型基本完成。1997年4月，卢泰愚因为以假名账户在银行存放485亿韩元的政治献金而被判17年徒刑，罚款2628亿韩元，褫夺任内和卸任后获得的所有勋章。

不过，笼罩在韩国总统头上的厄运并未完结，民选总统金泳三尽管公布了自己的财产，但仍因为儿子的腐败丑闻而丢尽了颜面；其后的民主斗士金大中总统，有12名亲属涉嫌腐败，三个儿子均锒铛入狱，令他英名毁于一旦；以廉洁自持著称的总统卢武铉则因妻子和胞兄受贿，羞愤之下跳崖自杀；其后的总统李明博出生寒微，靠个人奋斗当上了现代建设的CEO，但同样因为哥哥的受贿丑闻而灰头土脸。

因此，朴槿惠的闺蜜干政门尽管在情节上狗血不断，让人眼花缭乱，但万变不离其宗，仍是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总统亲属贪腐丑闻戏码的翻版，唯一的不同是身份：金泳三和金大中的儿子、卢武铉的妻子、李明博的哥哥换成了闺蜜崔顺实而已，而从彼此关系的实质来看，崔顺实的地位不亚于血亲。一次发生的贪腐可能是偶然和个人操守不严，不断发生就意味着其中有必然和制度的因素。朴槿惠闺蜜门的密码，深植于韩国民主体制的缺陷中。

李承晚、朴正熙那一代韩国总统的遭遇，与当时军人独裁的政治体制有莫大的关系。而朴正熙执政后期韩国特殊的经济起飞模式，则为全斗焕之后的总统全都被腐败绊倒埋下了伏笔；韩国特殊的政商互动模式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更是为贪腐事件的发生准备了温床。

韩国1960年代的经济起飞，是建立在政府的强力调控和扶持之上的。当时韩国经济基础薄弱，总统朴正熙制定了集中资源发展少数大企业的战略，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诸多方便，企业则为国家赚回数量可观的外汇时，被称赞为国家的“长子”“孝子”和“功臣”。而现代、三星、大宇、SK等企业之所以能得到政府的眷顾和垂青，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和政客走得很近：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的父亲是李承晚的好友，SK集团会长金宇中的父亲是朴正熙的恩师，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与朴正熙私交甚密。再加上在这一阶段，大至产业政策，小至企业的外汇、银行贷款、原材料供应，政府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必须靠拢政府才能发财，政商勾结就此泛滥。这样一来，经济固然起飞了，黑金政治的祸根却就此种下。

民主化之后，韩国在形式上确立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拥有强大的反对党监督制约和完善的反腐败体制。但由于政府过大的行政决策权和对经济的过多介入并没有改变，特别是韩国的金融业长期为政府所有，而韩国财阀的核心是产业性大公司而不是金融机构，不具备融资能力，所以政府提供的贷款，成为韩国财阀赖以生存的生命线，财阀有求于政府的情况并没有改观。

而政客为了选举需要大量的金钱，虽然《政治资金法》规定，国家财政要为参选的党派及候选人提供一定的选举费用，公营的媒体要为他们刊登一定数量的竞选广告，目的也是防止他们向企业伸手要钱，但是财政给的钱根本满足不了竞选的需要。据《朝鲜日报》报道，1997年第十五届总统选举时，根据《政治资金法》，当时按规定民主党候选人金大中只有310亿韩元经费限额，但媒体估计实际上需要5000亿至6000亿韩元，这个巨大的资金缺口只能从各个企业筹集。按法律规定企业可以给候选人提供部分竞选经费，但同样有限额，一家公司向一个政治党派的政治捐款总额一年之内不能够超过2.5亿韩元，而且赞助方与接受方都得有明确的资金往来账户记录在案。这样一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为政客提供超过限额的非法政治献金，政客回报以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贷款，就成了韩国政治无法根除的毒瘤。

2000年议会选举时，现代集团支援给执政民主党的资金为200亿韩元（检方查出的部分），同年南北方首脑会谈之际替政府向朝鲜秘密汇款5亿美元，而民主党执政后给予的回报也非常丰厚：高达33万亿韩元的直接或间接的金融支援即优惠的贷款。这一切均是在现代峨山前董事长郑梦宪自杀后，由于检方的介入才真相大白的。2002年总统大选动员时，大国家党的李会昌选情看好，极有可能上台，该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就向SK财团提出了赞助要求，SK财团就派人将100亿韩元分装在多个购物袋中，分几次用汽车送到李会昌的幕僚崔某的私人停车场。

而企业一旦不听招呼，政府也有足够的手段进行支持或惩罚。1983年，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建立了一个名为ILHAE的基金，当主要的财阀各自捐献了1500万美元之后，ILHAE基金继续向他们索要捐款，拒绝捐款的公司很快遭到了政府的报复，韩国第七大财阀企业国际商事集团在几个星期内倒闭。1995年SK集团社长崔钟贤批评了政府的经济政策，SK集团马上收到了政府的税务调查通知，崔钟贤不得不公开声明取消自己的发言，并不再公开发表任何针对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言论。

正因为政商双方都强烈需要彼此，尽管韩国企业界的组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已不止一次发誓不再向政界提供非法政治资金，说“再也不能忍受花钱被拘留的恶性循环”。韩国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非常详尽的反腐败法律——2006年，韩国国家清廉委员会规定，为了防止公职人员发生职务腐败行为，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同民间机构负责人一起打高尔夫球或参与奢侈性娱乐活动。2015年3月，韩国国会通过了《金兰英法》，规定公职人员、新闻从业人员、私立学校教职员工单次不得收受超过100万韩元（约合6000元人民币）的财物或服务，每年收受财物或服务总价值不得超过300万韩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但事态并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愈演愈烈。

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使得韩国的政客和财阀都成了高危职业，再德高望重、清廉自持的人，都不可能出淤泥而不染。因此，朴槿惠深陷丑闻是一种必然，其中的偶然因素只是崔顺实的身份和其中的一些具体情节，而能决定朴槿惠前途的并不是那些狗血八卦的东西，而是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没有大企业的支持，朴槿惠根本就不可能有钱竞选总统，因此随着调查的深入，和朴槿惠相关的非法政治献金问题有可能浮出水面。另外，此次三星等大企业向崔顺实的财团捐款，有可能是政治献金的一种隐蔽的形式，如果事后查明朴槿惠为这些企业提供了优惠或方便的话，事态将变得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