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历代皇帝批复手迹
文︱孙宇
━━━━━
作为私信的奏折
━━━━━
奏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名词，古装戏里常有这样的台词：“我要给皇上上奏折！”这说明奏折是古代臣民们写给皇帝的一种请示或报告。那么奏折是哪个朝代开始出现的呢？奏折和奏疏、奏章是一回事吗？奏折是公开文件吗？哪些人能写奏折？奏折很重要吗？
先简要回答这些问题：奏折是清代特有的一种文书形式；与前朝在政府内部公开的奏章不同，奏折是上奏者与皇帝之间的私人信件，其内容在皇帝亲自阅读之前是保密的；上奏折是皇帝恩许给部分官员的特权，不是谁都能给皇帝上奏折的；奏折堪称清王朝皇权独裁制度的核心部件，非常重要。
清承明制。在明朝，由下而上的政府公文分为题本和奏本两种，题本用来跟皇帝谈公事，奏本则是和皇帝聊私事。但实际操作起来，天子和天下又怎能明确地分个公私？所以这两种文体经常混用。不论内容如何，题本和奏本都是政府公文。按照明朝的内阁制度，公文要在皇帝过目之后交给内阁“拟票”，即草拟处理意见，后再报皇帝批复。
如果皇帝犯懒，既不过目也不批复（不过目就只能由内阁直接拟出处理意见，不批复就只能由太监们代笔批复），一旦这种流程形成惯例，皇权必然旁落。况且由于题本与奏本是公开的，处在信息传递终端的皇帝往往对其内容最后知情。等公文传递完成时，舆论的倾向已经形成，皇帝的决策经常因此陷入被动，无法真正实现他们想要的乾纲独断。
清代顺治、康熙两朝初期，皇权分别受到权臣多尔衮与鳌拜的威胁，致使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康熙帝敏锐地对现行制度查漏补缺，用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奏折制度的建立就是其中关键一环。
━━━━━
康熙：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
康熙早年，奏折无非是一些搞不清楚该如何选用公文适当文体的满族官员们写的些无关紧要的普通书信。虽尚无明确规定，但一般只有高级别的满族官员才有资格给皇帝本人写信。机敏的康熙帝从中发现奏折这种私密的形式属性值得利用，尤其是在获取情报方面。他稍稍了扩大有权上奏者的范围。在其执政中期，而立之年的康熙帝开始把奏折制度在亲信身上进行试点。
江宁织造曹寅凭借与自幼与康熙帝建立的亲密信任关系，成为第一批试点人员之一。他负责用奏折秘密向康熙帝汇报江南一带的吏治民情，在汇报情况的过程中也往往夹带一些需要请示的事项。康熙帝也往往直接在奏折上给与回复，然后曹寅等人再按照康熙帝的回复意见，写成题本走正式程序，就能把皇帝的意志迅速落实。
曹寅的奏折与康熙帝的批复
康熙帝逐渐发现了这其中的好处。通过奏折，他可以绕过题本、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之类的繁琐程序，进一步掌握处理具体事务上的主动权。
但康熙帝毕竟对自己的控制力还是比较自信的，他认为没有必要把这种非正式的处理手段摆上台面将其正规化。相反，他还十分注意保持奏折制度的非正式性，使其只在一些具体人物和具体事务上小范围地发挥作用。
终康熙一朝，被授权能直接向康熙帝上奏的人，虽然已经由零星几个亲信扩大到中央、地方要员，但总数也不过两百人左右。奏折的作用虽然已经显现，但其性质依然是一种君臣之间的私人信件。
比如康熙四十三年时，康熙帝在批复曹寅的奏折时，满怀信任地向他透露自己明年想要南巡的计划，并一再嘱咐曹寅：“
明春朕欲南方走走, 未定。倘有疑难之事, 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 但有风声, 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正是由于奏折的私密性，康熙帝才有可能使用这种轻松易懂的口语化个性表达。
━━━━━
雍正：
朕就是这样汉子
━━━━━
中年继位的雍正帝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亚于乃父彼时。面对一群不合作的兄弟和满朝先皇旧臣，要想布施新政，一切都要另起炉灶。为此，雍正帝重新审视奏折的价值，将其适用范围大幅扩大，并增加规范化的管理方法，奏折由此升格为正式制度。
雍正帝大幅增加有权上奏折的人数。号称“冷面王”的雍正帝本就没有多少亲信，要想更大程度地发挥奏折的作用，首先就必须打破只有亲信方可上奏的逻辑，将其颠倒为有权上奏的就是亲信。逐渐的，中央京堂以上官员，以及所有的封疆大吏，甚至包括一些重要地方的府道台一级官员都有了上奏权，为雍正帝形成一张遍及全国的信息网络的同时，也建起了无数条直通皇帝的决策渠道。
雍正帝还为奏折设计很多的规章制度，加速其向正规化发展。比如他为奏折配套设计的廷寄，与奏折相反，廷寄是皇帝写给臣下的私人书信。有了廷寄，雍正帝干脆连写题本的正式程序都不走了，直接将自己的意志下发有关部门，令其照办，而且还是秘密地办。 廷寄防止了信息的无效流传，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只要是皇帝认为没有必要知情的人，就怎么也无法获知。这也将皇权的独裁推向无以复加的顶点。要知道，在曾经的三省六部制下，如果皇帝以私密信件的方式，绕过正式程序下发命令，受命官员是有权将其驳回的。
此外，雍正帝还规定上奏者在得到自己的批复后，须将批复与原奏折一起交还，不准留底。如在得到批复之后还需要走正式程序的，也不能在题本中引用皇帝批复的原话。比如，雍正帝在给大臣田文镜的批复中有这么一句著名的话：“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
”田文镜不能因为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就把批复留下，必须还给皇帝，也不能在公开的文件上引用说皇帝的话，他就是那样的汉子。
雍正帝的批复：朕就是这样汉子
雍正帝的正规化措施十分严密，他还给有权上奏的官员发放特制的匣子，专门用来放奏折。匣子也有特制的钥匙，皇帝和官员各有一把。奏折的传送有专人负责，以保证在官员与皇帝之间，没有任何人经手，确保奏折的私密性。
种种措施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军机处的设立。为应付西北军事繁重的协调指挥任务，雍正帝设立军机处作为临时机构，集中处理有关前线军情的奏折。军机处让雍正帝尝到了集中处理奏折的甜头。奏折依然是要皇帝本人先读过，然后皇帝只需要说个大概的处理意见，自有他钦点的几位军机大臣，其实就是秘书，把他的意思润色成文，下发执行。
西北战事平息后，原本临时性质的军机处没有撤消，反而就此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专门为皇帝处理奏折的机构。有了军机处，皇帝的负担稍稍减轻，而效率却大大提高，乾纲独断终于不再只是说说而已。奏折制度，实质上是公务的私人化，终于使得中国式的皇权独裁就此达到顶峰。
在复杂精巧的制度安排下，除非皇帝自己放手，皇权不会受到任何来自体制内部的威胁。因此，在清朝前期，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权臣、母后、外戚、宦官干政的情况。
在奏折的世界里，雍正帝终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安全感。因此，每天在批复堆成小山一样的奏折的工作中，他才会感到无比的放松和愉悦，才能留下无数如今传为笑谈的“神回复”。比如前面我们说到的，朕就是这样汉子。再比如批复年羹尧折子里说的：“
每天朕亦甚想你。
”再比如批复大臣们日常请安折子时常说的：“
朕安，卿好吗？
”
雍正帝批复妙语集锦
━━━━━
乾隆：
乾纲独断, 乃本朝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