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实习生群体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态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正文

随着互联网媒体的崛起，传统媒体从业者薪酬待遇、社会地位的相对下滑，受众的参与使得新闻业逐渐“去专业化”，媒介伦理失范现象一直是困扰传媒行业的重要问题。

在传媒实践层面，传媒实习生虽不是正式从业人员，但事实上是传媒内容生产者群体的组成部分；作为未来传媒从业者的后备力量，该群体对媒介伦理所持有的态度也颇为值得关注。

考察该群体在受教育经历和业界实习经历影响下的媒介伦理态度，便于在理论层面探索新闻传播教育因素和从业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对媒介伦理 态度的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对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 九所高校传媒实习生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考察传媒实习生对于媒介伦理 争议行为的感知及态度，并尝试探究该群体媒介伦理态度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一）媒介伦理的概念、议题与争议行为

新闻伦理侧重于从道德的层面规范传媒从业者的新闻活动，包含于媒介伦理之中；而媒介伦理除包含新闻伦理之外，还涵盖了传媒从业者在其他媒介活动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如媒介经营活动等。本研究主要采用“媒介伦理”的表述。

媒介伦理的议题领域涉及到传媒制度、传媒组织行为以及传媒从业者行为的众多议题。 而在这些媒介伦理议题中，涉及利益冲突的议题通常是国内外研究考察的重点。

部分媒介伦理议题涉及到传媒从业人员的具体行为，这些行为就是本文关注的媒介伦理争议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1997年进行的调查发现，大陆新闻工作者对于职业道德存在着是非观念清晰但行为暧昧的背离现象；陶建杰和张志安(2013)以上海地区5家网站的新闻从业人员为研究对象，发现网络新闻从业人员对“兼职”的态度较宽容，对“免费馈赠”的态度相对保守。

（二）影响媒介伦理态度的因素

对传媒从业者媒介伦理态度的影响因素的考察，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类因素：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个体因素，主要考察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年龄、种族、教育程度等）和工作特征（既定的工作经历、工作满意度等）等；环境因素，则主要考察家庭环境、同侪群体、榜样群体等。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关于传媒从业者媒介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领域：一是借助社会热点话题或经验总结归纳的方式谈论当前媒介伦理面临的问题及困境，进而重申媒介伦理建设的重要性；二是采用量化或质化的实证主义方法，描述传媒从业者的媒介伦理态度与行为状况，比如特定区域或行业从业者群体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接受情况；三是分析探讨影响传媒从业者媒介伦理态度的因素，常通过问卷调查或深度访谈。关于实习生这个特殊群体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态度表现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国内尚少见。

（一）变量的指标设计

1.媒介伦理态度的测量

媒介伦理态度，可以理解为是传媒从业者在对何种从业行为可能涉及媒介伦理 争议的认知基础上，对自身和周围其他人的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接受或不接受的态度。因此，本文主要测量被访者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接受度。

2.媒介伦理态度的影响因素

在关于影响传媒从业者媒介伦理态度形成的既有研究中，新闻教育程度、工作经历、从业环境通常被视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本研究也将主要考察这三者是如何影响传媒实习生群体媒介伦理态度的形成。

受新闻教育程度因素，主要是通过询问被调查者的专业类别、受新闻教育时长进行获得。实习经历因素，则由实习媒体类别、媒体级别、实习岗位、实习时长和实习满意度等五部分组成。 从业环境因素，既包括对榜样群体是否普遍存在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感知，也 包括对同侪群体是否普遍存在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感知。

3.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所在地和高校所在地理区域等五个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处理。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等9所高校，于2014年6月进行问卷发放。问卷采用匿名填答的形式，课题组邮寄带有编号的纸质问卷到选定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教师处，由教师向其校内有传媒实习经历的学生发放，获得国内传媒实习生群体的方便样本。问卷共发出560份，回收510份，有效问卷为490份。

（三）传媒实习生样本群体的基本特征

本次调查的国内传媒实习生群体，以女性居多。年龄普遍在 19-3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2.61岁，其中男性与女性在年龄分布上无显著性差异。从教育水平来看，研究生占比稍多。 从专业背景来看，94.7%的样本为新闻传播学专业。 从受新闻教育年限来看，平均为3.18年。 在家庭所在地方面，以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地市级城市、县城居多。 该样本群体虽不是随机抽样，但也能够有较广泛的代表性。

三、传媒实习生的媒介伦理态度状况

（一）对从业环境中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感知

从业环境对实习生媒介伦理态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从业环境中的正式员工榜样群体和实习生同侪群体对实习生的影响。

具体到对各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感知，实习生群体观察到正式员工群体最常出现的伦理争议行为是“接受招待用餐”、“在自媒体上发表言论”和“接受赠送礼品或礼券”；最不常出现的伦理争议行为是“接受现金馈赠”、“在微博上发表未刊信息”和“接受免费旅游”。

（二）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态度表现

在媒介伦理态度表现方面，传媒实习生群体对各类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整体接受度较低，其中对“免费馈赠”和“商业炒作”的接受度最低；对“兼职”和“偷拍暗访”的接受度其次；对“付费采访”和“介入式报道”则最包容。

（三）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更好地研究传媒实习生媒介伦理态度形成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受新闻教育程度（专业类别、受新闻教育时长）、实习经历（实习媒体类别、实习岗位、实习满意度等）、实习从业环境（对正式员工、实习生群体的伦理行为感知）作为自变量，以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作为控制变量，采用 多元回归分析模型探讨这些变量如何影响实习生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态度。

数据结果表明，在传媒实习生群体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态度的影响因素方面，受教育程度、实习经历，以及周围的实习从业环境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实习生接受新闻教育年限越长，表现为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接受度越低。在实习经历方面，相比中央级媒体，在省、市、县级媒体的实习生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接受度较高；同时，实习工作的满意度对其伦理争议行为的接受度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实习从业环境方面，当实习生认为正式员工、实习生群体较多存在某种媒介伦理争议行为时，其自身也就更接受该争议行为；正式员工的行为对传媒实习生构成示范，实习生之间则互相影响；在媒介伦理态度领域，确实存在较明 显的来自正式员工的示范作用和实习生相互间的同侪效应。

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还显示，实习经历因素方面，对于 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六个议题类型，各存在某种或几种实习经历会对这些行为的态度造成影响。

本研究基于来自国内9所重点高校的490名传媒实习生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方法，侧重考察了传媒实习生群体对常见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在对从业环境中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感知方面，传媒实习生认为正式员工和实习生群体在具体行为表现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

在传媒实习生的感知当中，正式员工群体更常出现媒介伦理争议行为。 与实习生群体相比，正式员工群体除了“在微博上发表未刊信息”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外，显著地更常出现“接受招待用餐”“在自媒体上发表言论”“接受赠送礼品或礼券”“接受现金馈赠”和“接受免费旅游”等媒介伦理争议行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实习生群体正在接受学校教育，其个人的实习从业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实 习生群体面对利益冲突的机会较少。对于实习生群体而言，正式员工群体是其从业的榜样群体；正式员工被实习生观察到发生较多媒介伦理争议行为，构成了其对实习生媒介伦理观造成影响的前提。

第二，实习生群体存在伦理是非观念清晰但行为暧昧的背离现象，其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态度和对实际行为发生情况的感知具有一定差距。

比较传媒实习生对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态度和其对实习生群体媒介伦理争议行为的感知，可以发现，除“接受招待用餐”和“在微博上发表未刊信息”方面未呈现显著性差异外，在“接受赠送礼品或礼券”“接受现金馈赠”和“接受免费旅游”等方面都显著呈现出对行为存在情况的感知得分高于其态度得分，说明实习生群体知道何种行为有悖媒介伦理，但实际行为却仍有较多发生。这一结果与国内对其他传媒从业者群体研究得出的结论较为一致。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实习生群体发生的媒介伦理争议行为多是受任务指派，并非个人主动意愿；二是受第三人效果的影响，即大多数实习生倾向于认为自己的自制力比别人强，自己不认可某些媒介伦理争议行为，但认为周边其他实习生相应行为较多发生。只有“在自媒体上发表言论”这一项争议行为，实习生对行为发生情况的感知得分低于其态度得分， 其原因可能系实习生并不认为它是不可被接受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