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参见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67—170页。
[2]Hartwell, R.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2, pp. 365-442.
[3]魏斐德著,齐克彬译:《中国与17世纪世界的危机》，载魏斐德著,梁禾主编:《讲述中国历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3—56页。
[4]张显清编《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毛佩琦《明清易代与中国近代化的迟滞》，《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5]陈支平《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
[6]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史哲》，2009年第6期。
[7]Elvin, M.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8]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载清华大学历史系等编《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22页。
[9]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9年，第385—393页。
[10]Smith, P., von Glahn, R.,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ress, 2003.
[11]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21—96页。
[12]赵世瑜：《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3]另有李晓婧《对明初承袭元制的思考》，载《文化学刊》，2009年第3期，从政治体制、陵寝、社会生活角度论证明承元制，但有效论证比较匮乏，今暂不取。
[14]内藤湖南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15]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载《宫崎市定全集》第13册，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第40—65页。
[16]Dardess, J., “Did the Mongols Matter? Territory, Power,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China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 the Early Ming”, in Smith, P., von Glahn, R.,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111-134.
[17]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21—96页。
[18]赵世瑜：《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第92－93页。
[19]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0]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第97页。
[21]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第16页。
[22]Von Glahn, R.,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in Smith, P., von Glahn, R.,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 35-70.
[23]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第222页。
[24]Dardess, J., “Did the Mongols Matter? Territory, Power,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China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 the Early Ming”, in Smith, P., von Glahn, R.,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p. 112-115, pp.131-132.
[25]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第27—28页。
[26]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页。
[27]赵世瑜：《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第92页。
[28]郑麟趾：《高丽史》卷44，恭愍王二十二年七月乙巳，平壤：1956年，第655页。
[29]宋濂：《谕中原檄》，载程敏政辑《皇明文衡》卷1，《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刻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
[30]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第54—56页。
[31]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第92页。
[32]《正德大明会典》卷21《攒造黄册·事例·洪武二十四年》，东京：汲古书院影印明正德刻本，1989年，256页。
[33]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第57—61页。
[34]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第84页。
[35]《明太祖实录》卷129，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校本。
[36]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第90页。
[37]张帆：《元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3—180页。
[38]《明太祖实录》卷29、58，洪武元年正月辛巳、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朱元璋：《罢李善长相胡惟庸诏》，载《孝陵诏敕》洪武四年正月初一日，《中国史学丛书·明朝开国文献》影印旧钞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明洪武四年进士登科录》，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嘉庆刻《艺海珠尘》本；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1《汤和》，《明代传记丛刊》影印明正德刻本，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
[39]王景：《西平侯沐公神道碑》，载程敏政辑《皇明文衡》卷73。
[40]朱元璋：《命曹国公李文忠提调都督府事敕》、《大都督府佥事陈方亮诰》，载《明太祖御制文集》卷9、卷3，《中国史学丛书》影印明初内府刊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第303、104页。
[41]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第45—47页。
[42]《明太祖实录》卷4，丙申年七月己卯朔。
[43]李新峰：《明初大都督府略论》，载朱诚如等编《明清论丛》第2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第47—50页。
[44]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第85页。
[45]朱元璋：《承宣布政使司诰》，载《明太祖御制文集》卷4，第154页。
[46]宋濂：《元史》卷91《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308页。
[47]李新峰：《明朝建国前的“应天府”与“建康”》，待刊。
[48]朱元璋：《谕武臣恤军敕》，载《皇明诏令》卷3，《元明史料丛编·第一辑》影印明嘉靖刻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
[49]俞本：《明兴野记》卷上，辛丑年十一月，明天启刻本。
[50]《明太祖实录》卷92，洪武七年八月甲午朔。
[51]张廷玉：《明史》卷89《兵志》，第2175页。
[5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7，《阁部列衔》、《阁部行迹》，卷9《冢宰避内阁》、《阁部重轻》，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85、192、244—246页。
[53]王世贞：《内阁辅臣年表序》，载陈子龙等辑《明经世文编》卷333，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刻本，1962年，第3570页。
[54]叶盛：《水东日记》卷1，《纠弹不由密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页。
[5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0，《门下省》，第518页。
[56]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第47—48页。
[57]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第84―85页。
[58]例如燕王起兵之前，北平都司率领“在城七卫并屯田军士”成功围困了燕王府（《明太宗实录》卷1，建文元年六月）。此时去洪武时期很近，燕王除得控制三护卫之外，对北平都司及其属卫毫无节制权力，更不用说总领边镇事务了。
[59]李治安：《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第15－16页。
[60]刘辰：《国初事迹》，载邓士龙辑《国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6—77页。
[61]万历《大明会典》卷128，《兵部·镇戍·督抚兵备》，《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明万历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2]栾成显：《宋元明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明太祖的经济政策》，载中国明史学会编《明史研究》第10辑，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192—201页。
[63]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第87－88页。
[64]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8《琐里 古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07页。
[65]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8年，第48—55页。
[66]《明太宗实录》卷26，永乐元年十二月“是岁”。
[67]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25—26页。
[68]Smith，P., Introduction：Problematizing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in Smith, P., von Glahn, R.,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p.8.
[69]罗祎楠：《书评：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载荣新江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13页。
[70]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第200—201页。
[71]赵世瑜：《明清史与宋元史：史学史与社会史视角的反思》，第92页。
[72]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33页。
[73]谢应芳：《龟巢稿》卷15《龟巢后记》，《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旧钞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
[7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9，《想肉》、卷11《杭人遭难》，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13—114、141页。
[75]《明太祖实录》卷25，吴元年九月辛巳。
[76]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86，《诏令杂考·与魏国公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634页。
[77]《明太祖实录》卷25、26，吴元年九月辛卯、十月乙巳、辛亥、癸丑。
[78]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88页注4。
[79]Hymes, R.,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80]卜正民著，陈时龙译：《明代的国家与社会》，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277页。
[81]鲁西奇：《“小国家”、“大地方”：士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读韩明士》，《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
[82]王毓铨：《明朝的配户当差制》，《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83]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64—465页。
[84]山根幸夫：《《明代徭役制度の展开》，东京：东京女子大学学会，1966年，第39—40页；川胜守：《中国封建国家の支配构造--明清赋役制度史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第36页；夏维中：《明初里甲制度的宋元渊源》，载朱诚如等编《明清论丛》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75—83页。
[85]《大明律附例》卷4《户律·户役·禁革主保里长》，《玄览堂丛书三集》影印明万历刻本，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
[86]科大卫著，卜永坚译：《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5―90页。
[87]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165页。
[88]李新峰：《论明初里甲的轮役方式》，待刊。
[89]马丁·海德拉：《明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载崔瑞德等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54—456页。
[90]《明太祖实录》卷135，洪武十四年正月“是月”。
[91]见高心华：《明初迁民碑》，《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3期。
[92]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视域变化的意义》，第28—29页。
[93]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第43页。
[94]董刚：《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9－41页。
[95]《明太祖实录》卷160，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
[96]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7—32页。
[97]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75、883页。
[98]宫崎市定著，栾成显译：《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载刘俊文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30—244页。
[99]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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