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务讲座

（项目融资第151讲，银行业务讲座。第一部分：银行同业业务八十年：逻辑与演进。第二部分：中小银行揽储手册。第三部分：一口气读懂中国的银行体系。

本期主要介绍银行业务：同业、储蓄，以及我国银行体系构成。

做为金融机构的老大哥，银行业掌控着资金来往的半壁。。。三分之二江山，是我们各项金融业务所需资金最大的来源，也是我们最大的金主。。。

小编这边因为业务关系，经常和银行打交道，尤其是银行的同业部、金融市场部、投行部，未来 希望有 更多的银行朋友加入我们， 互相学习、 合作共赢。

本公众号主要探讨ABS、项目投融资等金融市场业务（也有房地产、政府项目的实操讲座），大家可以关注、转发公众号内容。业务对接、商业合作请看公众号菜单；招呼小编，请加微信 ：419194057。）

第一部分：银行同业业务八十年：逻辑与演进

自从2017年3月银行业开始加强监管以来，同业业务成为了最受关注的银行业务之一，并且往往被认为是违规行为多发的业务，处于舆论焦点中心。但事实上，同业业务本身是银行业非常传统、正常的业务种类，同样是银行支持实体的手段之一，却为何在近年变成了众矢之的了呢？

一、民国风云

同业业务该是什么样？我们先回到风云变幻的民国，去看一个实例。

2013年12月（也就是发生6月大钱荒和12月小钱荒的那一年，而钱荒中出问题的正是同业业务），国内金融学学术期刊《金融研究》发表了刘冲、盘宇章两位博士的《银行间市场与金融稳定——理论与证据》一文。这篇文章专门挖掘了1935年“白银风潮”冲击下的上海银行业，分析了当年的同业业务是如何帮银行抵御了流动性冲击。

1930年代初，中国正陷于积贫积弱的乱世之中，但东部沿海国门洞敞，贸易兴起，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发展，上海成为国内金融中心，大量内外资银行在此营业。当时实施银本位的货币制度，而银价持续下跌，白银在国内在购买力超过海外，中国享受了货币贬值带来的出口增长，经济繁荣，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而此时的西方正在大萧条的泥沼中挣扎，他们大多实施金本位，苦苦承受着金贵银贱带来的紧缩后果，再也坐不住了。1933年各国开始出手稳定银价，1934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使美元贬值，随后又出台《购银法案》，全球银价大涨，大量白银流出中国，中国陷入“钱荒”，史称“白银风潮”。这种情况用现在的语言叫“资本外逃”。该论文研究发现，当时上海滩上受白银冲击比较大的银行，求助于银行间市场，避免了大规模的银行破产现象和金融动荡，整个经济体也避免了系统性风险，保持了稳定。成功抵御了白银风潮冲击之后，民国经济的“黄金十年”得以延续，也为后面的全面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当时的银行业跟如今有很大区别，比如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一直是小政府），更没有一家强力的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当时的中央银行甚至连货币发行都不能完全掌控（白银风潮后才建立法币制度），银行业类似于新古典的自由银行制度。而1932年开始，上海银行公会已经建立了银行间同业市场。该论文通过量化分析后认为，是这一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存在，使银行业有效应对了冲击。而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未加入银行间市场的钱庄，则遭受巨大损失，纷纷破产，最后是国民政府组织大型银行给予救助。

这一实例，为我们展现了银行同业业务的天然职能：通过银行间调剂资金余缺，从而实现减震器、稳定网的功能，保持经济、金融稳定。

二、同业逻辑

广义的同业业务，泛指金融机构之间各种业务合作，但日常意义的同业业务，则是指有相互资金往来的业务。根据2014年初《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127号文）的定义，同业业务包括 “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卖出回购） 等同业融资业务和同业投资业务”。

这些同业业务原本是金融机构极其常规的日常业务。1984年10月，人行开始履行央行职责，商业银行业务由四大专业银行办理，二级银行制度形成，央行开始允许四大专业银行间互相拆借资金，同业拆借便开始出现。1986年初开始，央行又允许全国各地建立同业拆借市场，但随后各地乱象很多，于是央行开始清理整顿，筹建全国统一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该市场最终于1996年1月成立，并于6月放开利率管制，成为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先声。此后，央行有步骤地放开其他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进入市场，同业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发展进入快车道。

同业市场成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相互借钱（指基础货币，亦即银行存放央行的准备金）的交易场所，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个市场上借钱是做什么用的？也就是说，这个业务的初心是什么，或者说，根本逻辑是什么。同业业务至少能实现两大类功能：

（1）短期功能，调剂资金余缺。单单就拆借业务而言，监管一直明确这是“短期资金拆借”的行为，主要是为了调剂资金余缺，是一种流动性管理方式。这就好比1935年“白银风潮”中的例子，在关键时刻，银行间相互江湖救急，保持了整个体系的稳定。这一需求来自于银行天然的期限错配。比如，存款期限很短（活期存款甚至客户随时可取），信贷投放期限更长，万一储户提取（或转至他行）存款超过预期，或者重要客户有临时的信贷申请，银行就先筹措同业资金应付流动性需求。换言之，自从可以从同业市场借钱周转，银行就可以适度降低自己的流动性储备，把更多资金投放给借款人，更好地支持实体。否则，银行得囤更多资金用于不时之需，对实体的支持力度也就弱了。

（2）中长期功能，优化银行间资源配置。除调剂资金短期余缺外，同业业务也可用于更长期限的资金交易，以优化不同银行之间的资源配置。比如，不同的银行有不同的擅长领域，有些银行严重“偏科”，A银行擅长甄别信用风险，发放贷款，但基础货币不足，吸收存款并不是它的强项，而B银行则擅长吸收存款，但并不擅长放贷款。那么，A银行可向B银行借入一定期限的资金（同业存放），用于发放贷款，赚取利差（但也承担贷款风险，风险-收益匹配），B银行也分享了回报（同业业务实现了B银行从A银行“借”放款能力）。前面例子中A、B银行是业务能力不同，此外也有可能是监管条件不同，比如，C银行存贷款客户都很多，但资本金不足，资本充足率已到极限，无法向某位重要客户新增贷款，而D银行存贷款基础都弱，资本充足率不高。于是，C银行向D银行投放一笔同业存款，D银行再向此客户投放贷款（同业业务实现了C银行从D银行“借”资本金）。如果没有同业业务，那么B银行、C银行的资金将很难用于支持实体，只能趴在账上睡觉。所以，同业业务也能起到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实体的作用。

因此，同业业务的初心，和所有金融业务一样，原本都必须是支持实体，增加社会总产出。这是一项非常“正经”的业务，那么它后来如何慢慢变味了呢？

三、同业鸦片

虽然金融应支持实体，但不是无条件把资金投向实体，风险控制是永远的主题。银行为了追求更高盈利，难免有冲动去承担更多风险。因此，为了控制银行业整体风险水平，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监管层设定了各种指标，涉及流动性风险管理、信用风险管理、资本充足性管理等方面，从根本上遏制银行风险扩张的冲动。

而聪明的银行人慢慢发现，同业业务可以成为额外加风险（也就是额外赚收入）的手段。同业业务的不规范行为，从原理上讲，都可归纳为规避监管，实现额外的风险扩张。风险扩张的手段，无非 加杠杆、加错配（久期）、降信用。

（1）加杠杆。借入同业负债，投向同业资产或其他资产，这会增加全行杠杆水平。前文已提到，如果最终投向实体的，那这本身符合同业业务初衷，对于存款基础差但资产基础好的银行，其实是合适的做法。但如果杠杆因此过度扩大，风险可能会超过银行自身管理能力。原本，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可以管控银行过度加杠杆，制约他们过度风险扩张。但是，早年，非标问世之后，银行通过把信贷资产包装成风险权重更低的同业资产，实现了资本漏提，美化了资本充足率指标。这是典型的监管套利，非标的引进，使同业业务发生异化，成为节省资本，从而实现额外加杠杆的手段。2014年《127号文》已要求这些非标也按100%权重计提风险权重，但新的花样仍时有出现。

（2）加错配（久期）。银行往往通过短负债、长资产，赚取错配收益，但也承担了错配带来的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为控制风险水平，监管层往往对错配程度有严格规定。但是，同业业务可以多层嵌套，虽然每一家银行的错配程度都是合规的，但从头到尾算起来，全链条的错配程度则高得离谱了。这样的市场，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带来巨大波动，2013年6月“钱荒”就是例证，多家银行的同业业务头尾相接，层层嵌套，层层错配，一旦中间某家银行发生违约，就会产生链锁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同业业务不再是减震器，而是刚好相反，反而加大了市场波动。因此，监管层一直在要求减少嵌套环节。

（3）降信用。为管控银行资产的信用风险，监管层设定了很多指标，包括不良率、拨备要求、投向要求（某些领域不允许投放）等。但是，把信贷资产包装成同业投资后，尤其是把资产质量较差、投向不符要求的信贷包装过去，就可以美化上述一些指标。以此，银行通过节省监管成本（比如拨备）额外增加了盈利。这一现象在2012年之后特别突出，当时监管开始管控银行将信贷投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利润驱使下，银行便以同业投资（非标等）的形式向这些领域放款，从而规避了投向要求监管。这些行为构成了所谓的“出表”，一直遭受质疑。

上述这些行为，通过把信贷包装成同业投资，或者加大错配、杠杆的方式，突破监管规定，从而额外增加盈利。这些行为像吸食鸦片，一旦染上就有点难戒。

四、回归初心

只要有利润，就会有人冒险。从同业市场借入短期资金，用于投放长期资产，实现盈利，这种不当做法几乎在同业市场早期就已出现，屡禁不绝。到了近年，尤其是2012年开始监管、调控逐渐从严，这种规避监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些做法也就越来越盛行。监管层意识到风险在积聚，也发生了2013年“钱荒”这种局部风险事件，于是开始一系列管控。

2014年《127号文》给予了全面管控，银行间同业业务的占比开始回落，但仍有新法子不断被发明出来，主要是通过非银通道实施的同业业务开始增加。2015年底，央行出台了MPA，2016年开始试行，对全部“广义信贷”给予总量管控，才对同业资产规模有明显遏制。2016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启动金融去杠杆，主动抬高了银行间市场利率，使同业业务的资金成本抬升，有些套利业务变得无利可图，开始瓦解。2017年3月，银监会开始一系列监管检查，监管套利是其中重点。在这一系列政策联合治理下，非银同业业务开始显著收缩。

未来，同业业务首先要回归支持实体的初心，起到调剂短期资金或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成为银行业的减震器，和支持实体的利器。同业业务是一种资金批发业务，也是支持实体的方式，尤其是对业务严重偏科的银行，意义重大。不同银行可以审视自己的比较优势，根据自身资产、负债业务能力和客户禀赋，合理选择同业业务类型。资产业务特别强的，可以主动吸收同业负债，用于放款；负债业务特别强的，则可以将资金批发给资产业务优势银行，实现共赢。但在开展这些业务的过程中，不能借机规避监管，美化监管指标，额外扩张风险，这是触不得的红线。

为达成回归实体之目标，需要监管层对银行的同业业务行为严加管控。预计后续，针对同业业务的监管高压不会放松，密集检查不会放松，对查出的监管套利行为施以严惩。但现行“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给监管检查带来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当同业业务涉及不同监管部门管辖的金融机构时（比如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单个监管部门无法实现穿透检查，不同监管部门之间又协调不足，因此仍有监管漏洞。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能够弥补这一漏洞，负责整体金融体系的监管，通过汇集全行业数据，实现“一穿到底”，让监管套利行为无处遁形。

但同时，并不能排除不会有新的监管套利行为被“发明”出来，况且金稳委新近成立，待其发挥成效也需时日。因此，在监管真的做到万无一失之前，总量管制依然有必要，在无法确定某笔业务是否存在“监管套利”行为时，权宜之计只能是先控制总量。因此，类似同业负债占比之类的要求短期内仍有必要。待到未来监管效果良好，监管套利行为被有效遏制之后，可以适度放松总量管制，使严重偏科的银行也有用武之地，投入到支持实体中来。

（摘自：华尔街见闻 作者： 王剑 ）

第二部分：中小银行揽储手册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融脱媒”在加剧，中小银行比大行护城河窄，最先受到冲击。

主要是因为中小行的渠道少、品牌溢价低，消费者在同样的情况下更容易信任大行，当然也有在当地渗透很成功的中小银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银行的存款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增速上来看，在2017年总存款数97.2万亿，增速6%呈下降趋势。

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呈现相反的趋势，在2016年之前活期存款呈现上升的趋势，定期存款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2017年开始出现了逆转，活期存款增速突然下降，定期存款增速开始回升。这可能和“定期存款活期化”和定期存款二级市场的发展有关（后面会讲到）。

从构成上来看，在2016年以前构成变化都相对平稳，2016年开始公司存款和其他存款的规模开始增长，尤其是2018年前三个季度（不完全统计）公司存款占到所有存款的60%，其他存款占21%。

可以看到个人存款占比下降，公司存款占比上升，公司存款更依赖银行的资源和背景，大银行更有优势，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中小银行从躺着赚利差变成现在这样利率贵、揽储难的境况，该如何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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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储蓄到同业存单/银行理财

在以前，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相对简单，主要是间接融资，央行给一个低的存款利率，让银行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向家庭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吸收资金，然后以贷款的形式投放到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去。

这种制度是银行对资金的“低借高贷”，是有制度保障的。这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让我们可以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快速扩张的铁路、公路，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高楼大厦，一定程度上也是以这种“低借高贷”的存贷制度为基础的。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一方面是存款利率刚性上升。 储蓄率下降、杠杆率上升，原来用于储蓄和投资的钱部分被用来消费了，即使是储蓄和投资的部分，居民能选择的渠道也更多了，包括基金、房子、信托和P2P等。其中，货币基金搭上了互联网的顺风车，凭借着高收益、存取灵活甚至可以当做余额直接消费的便利性迅速发展壮大，根据wind显示，2014和2015年我国的的货币基金进入了快速扩张的时期，从2012年的1.8万亿增加到2015年的10.4万亿。

于是2012年6月8日央行放开存款利率上浮10%后，各大银行纷纷跟进。

另一方面是贷款利率刚性下降。2012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浮动区间进行了两次调整，2013年央行甚至宣布取消了贷款利率的下限管制。

这样发展的后果就是银行在整体扩张的情况下利差却在收窄，从2012年的2.8%下降到2017年的2%，下降了30%。

2018年前三季度来看上市银行的净利差有所回升。这可能和几个因素有关，第一是资管新规以后银行理财开始净值换转型，预期收益普遍走低。第二是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走低、楼市有所萎靡，居民寻找保持高收益的标的更难，银行揽储的竞争下降。第三就是越来越多银行采用互联网手段发展消费金融，消费金融是高收益、低风险的资产配置，所以从总体上给了银行一定的喘息之机。

整体利差收窄的行情下，中小银行为了维持增速只能从规模上下功夫，然而“低借高贷”的制度导致了我国存贷业务的粗放性，表现是国内的信贷基本上是以抵押品和担保为基础，并不需要仔细考察细分项目的资质，进行风险识别，银行习惯了这种简单的商业模式，为了维持高增长进行的规模扩张就表现出了两个后果。

一个是资本消耗快，实际的资本充足率虚高。

一个是不良率上升，实际不良可能比账面高。

而且表内贷款还要受到存贷比等的指标限制，银行负债难，能扩张的规模也就有限。

这种情况下“中国式影子银行”——同业存单和银行理财应运而生。他们本质上都是中小银行的吸储工具。

这两种工具的发展有个大背景就是央行释放流动性的渠道从外汇占款转为MLF等公开市场操作。因为传统的外汇占款作为一种流动性投放渠道对大中小银行来说是没有显著差别的，但是公开市场工具基本上都直接投放给了一级交易商的大行，中小银行不能直接享受到，所以为了提高利率同时不突破监管限制，银行之间开始了合作和创新：

大银行风险偏好低但是钱多，于是将从央行获得的流动性以同业存单、同业理财的形式融出给小银行，大银行显示的是同业资产，风险低、风险计提少。

小银行风险偏好高但是钱少，接受大行的同业融入，将他们用于“资产池”运作一些非标、低等级债等或者与非银合作一些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等。本质上这些资金也是银行从居民或者非金融企业中吸收来，然后最终投放到实体中去的，就是银行存贷，不过是通过各种链条包装后规避监管的存贷。

所以，资金从大行到中小行再到非银，形成一条同业流通路径，中小行的负债实现了从传统存贷到同业存单、银行理财的转变。

根据美国的经验，银行大力发展表外业务的时候会出现一段时间的“金融脱媒矫正期”，这时候银行表外业务的发展，竞争力出现明显回升。

根据《2017年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报告》显示，2017年底我国银行理财存续月29.54万亿，其中非保本理财存续余额22.17万亿，占全部理财的75%，占164万亿金融机构吸收所有存款的14%，如果没有表外理财这部分资金或许大部分会流出银行系统。

这样的做法将这个金融系统通过“大行—中小行—非银”的渠道联系了起来，在经济上行的时候没问题，大家一起赚钱都开心，但是在经济稍微出现波动的时候，“资产池”里的“非标”、低等级债，短期资金错配的长期资产，通过非银加的杠杆，进一步增加了债券市场的脆弱性和整个金融系统对短期资金的依赖性，这些都是风险。

为了控制风险，监管层连续出台了几十项政策，从同业到理财，其中最纲领性的文件是资管新规。

资管新规落地后，银行理财需要做成净值型，并且单独成立部门或者子公司运营，独立化、净值化的趋势下理财作为高息揽储的工具已经行不通了，现在同业也被堵，银行将靠什么来吸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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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银行理财到结构性存款

转型不是那么容易，无论是存贷业务的精细化、专业化还是理财的独立化、净值化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然而政策一落地马上就要面临整改的压力，陆续到期的产品如果没有新产品来承接就会流失，需要什么要承接？

作为理财的继任者，它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是大部分资金都能作为储蓄受银行支配。

第二是监管文件少，被监管的越少也就意味着银行“灵活处理”的空间越大，甚至可以突破利率的监管指导，实现变相高息揽储。

很快，可以高息揽储的一个工具重新进入大家的视线，那就是 结构性存款 。根据wind数据显示2017年开始我国的结构性存款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中小行发行的单位结构性存款增速迅猛，成为承接银行理财的重要工具。

结构性存款本质上是存款，他的构成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做衍生品投资，一个部分像普通存款一样是表内负债，去做贷款或者利率债等投资，但是不是所有银行都有做衍生品的资质，大部分中小银行都没有，所以他们一般会付费给大行或者券商做衍生品的部分。

在实际过程中存在一些中小行以结构性存款的名义高息揽储，其实衍生品的部分不一定真做，如果自己没有资质就给有资质的大行或者非银部分通道费，做成投资衍生品的样子，实际上那部分衍生品不仅不能赚取收入甚至还存在通道费的成本，进一步加大了中小行的负债成本，也就是无论衍生品是否操作，银行实际上承担了结构性存款的高利率。

监管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禁止没有衍生品资质的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根据图表【5】我们知道发行速度最快的就是大部分没有资质的中小行，这对结构性存款的杀伤力就很大了，但是对有衍生品资质的银行监管起来仍然是有难度的，因为假如一个结构性存款的行权条件是沪深300在1000点以上，这是个大概率的确定性事件，几乎可以认定是“假结构性存款”，那么2000点、3000点、5000点呢？

金融行业的数字指标那么多，监管很难制定一个详细清单进行说明。（除非设置的“真”结构性存款的条件是有参照系的，比如以某金融指标为行权条件要求是在产品发行20天前该指标的均值上下浮动一定的范围内，这个范围还很不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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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性存款到大额存单/协议存款/智能存款：揽储创新的边界在哪里？

大部分没有衍生品资质的中小银行不能发放结构性存款了，除了部分转而申请衍生品资质再来发行以外，其他银行开始大力发展其他的揽储工具。其中主要包括三种： 大额存单、协议存款和智能存款 。

大额存单 ：大额存单在结构性存款崛起的时候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对于银行推广来说，大额存单的主要缺点在于由于购买门槛高（根据《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个人投资者30万元，机构投资者1000万元起）所以没有结构性存款的受众广，没有成为银行理财的第一代接班人。

大额存单的优点是收益高、流动性强。利率是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为基准进行计息的（可以基准上浮50%，不过现在普通存款也放开到50%了），并且可以转让、提前支取、赎回和质押。

协议存款 ：协议存款是针对特殊性质资金由银行和客户指定的期限较长、起存金额较大、利率、期限和付息方式等都有双方按照情况指定的人民币存款品种，这种存款的优点就是本身从制度基础上就是“特殊的”（可以突破存款利率的限制），可以制定较高的利率，银行还可以不用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可以成为银行“高息揽储”的工具。

智能存款 ：智能存款是最近兴起的一种网络银行揽储工具，优点是门槛低、利率高、流动性强。

部分银行智能存款的起购金额是50元，追加没有限制。

比活期存款的利率高，客户可以将钱存入智能存款账户中，利率随着存入时间的长度而上升，某民营银行给出的智能存款利率较高，只要超过1个月，利率就可以达到4%以上。有些产品还可以每日获得收益，和货币基金类似。

比定期存款的流动性好，只要客户想取随时都能取，并且按存入时间的最高档计息。

这些智能存款可以同时兼顾高利率和高流动性，成为银行理财、结构性存款的完美替代，然而这么高的成本都是银行自己承担吗？貌似不是，根据市场调研情况来看，这些存款之所以可以实现短期限内的高利率诀窍在于“期限错配”和配置资产的高利率。

“期限错配”就是用“资金池”让定期存款“活期化”。比如消费者存入一笔智能存款，它就进入了一个3年期的定期存款“资金池”，假如市场能接受的3年期的资金的利率是4.5%，如果在3个月的时候消费者要支取本息，这笔定期存款的受益权就会被转让给第三方机构，第三方机构支付的本金和4%的利息支付给消费者，等到3年到期的时候可以获得0.5%的利差。

这个过程中银行获得了稳定的负债、消费者获得了高收益的储蓄、第三方获得了息差，皆大欢喜。

配置高收益资产，银行可以配置到净利率4.5%的资产吗？这些发放智能存款的银行往往也在自己的APP上发放消费信贷，消费信贷是一种实际毛利率可以达到20%的高收益资产。

怎么算呢？目前市场上的消费信贷有两种计息方式，一种是按日计息，日息万五，年利率18.25%（0.05%*365）。一种方式就是分期，假如用一年分12期来看，市场上的利率大概是10%，然而消费者要从分期后的第一个月开始还款，假如借1.2万，总利息是1200，消费者从第一个月就开始偿还本金1000，实际从第二个月开始他使用的资金是1.1万而不是1.2万，所以实际上一年中平均持有借贷资金的余额只有全部借贷资金的一半，实际利率也在20%（1200/6000）左右。

扣除资金成本、资本占用、减值准备和人工成本等，5%左右的净利率还是不难的，如果在通过资产证券化或者银登中心登记转让，把这些信贷资产出售，资金的成本会更低，银行获得的利率会更高。除了消费信贷还有信托计划等相对高收益的资产。

从市场来看，这些创新的揽储工具无非就是从两个方面下功夫：第一就是突破利率限制，实现高息揽储，第二就是增强储蓄的流动性，除了可以在银行质押，二级市场出售，还可以把没到期的定期存款受益权转让给第三方，这样消费者就不用因为提前支取而只能接受较低的活期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