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经》是中唐名士陆羽（
733-803
）所撰写的汇集并评定他所处时代之制茶技艺、器具，饮茶习俗，当时茶产区和相关茶史记载的书。现存《茶经》以南宋末年的百川学海本为最早的刻本，并成为目前各种版本的祖本，在此前大概仅有抄本流传。《茶经》的内容则分上、中、下三卷，包括卷上《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卷中《四之器》，卷下《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等十篇，全文凡八千字左右。其中卷上主要记载茶叶的起源，采茶、造茶的工具和时间、技术等；卷中主要记载各种储茶叶、煮茶水、盛茶汤的器具；卷下则就煮茶方法、各地饮茶习俗，历代茶事记载、各地茶叶别称，全国范围内的茶产地及其高下之别，特殊情况下造茶、煮茶等注意事项之类，进行全面介绍。唯有最后《十之图》，并非与茶事、茶器有关之图像材料，而是将前文九篇内容“以绢素，或四幅，或六幅，分布写之，陈诸座隅”，从而可以“目击而存”。
元·赵原：陆羽烹茶图（局部）
对于这本书的研究，历来十分丰富，特别是其对唐代，乃至东亚茶文化在制茶技艺方面的开创之功，许多学者都有重要探讨。不过一个让人普遍疑惑的事实是，在《茶经》之前，基本很少关于茶的记载，包括喝茶和种茶，茶书更是无闻。而当《茶经》一出世，则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与茶有关的记载，甚至在常州、湖州形成了延续一百年的茶贡制度。处于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茶经》，更以其非常详尽的制茶技艺之记载，成为前无古人，后继乏人的经典之作。称之为“经”，可谓名副其实。对于陆羽《茶经》的横空出世，学界主要通过梳理《茶经》出现之前的茶事记载，来看其成书背景。大致而言，学界讨论集中在茶叶产区的扩大、制茶技艺的提升和饮茶风气的普及等方面，以此来看《茶经》成书之前的茶叶相关知识，是如何从零星的记载，汇聚为集大成者之《茶经》一书的。但是，表面的梳理，实质上可以有更深层的内涵之揭示。故笔者撰此小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
从茶产区到《茶经》的文本生成
从茶叶产区来说，《茶经》本身在《八之出》记载了唐代的茶产地，虽然陆羽的主旨在于品评各种茶产地的高下。不过这也说明在陆羽的时代，各种茶产地的茶叶生产已经趋于常态化，茶叶质量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在《茶经》之前，各个地方的茶产地尚在形成之中，所以学者对此的相关了解，主要来源于《七之事》中涉及的各处零星产地，以及其他史料中涉及的产地记载。但正如方健在《中国茶书全集》中所说，《七之事》的各种茶事记载，并不一定都是陆羽本人的梳理，而是《茶经》在流传过程中经手抄之人陆续添加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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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于造茶、煮茶的技术性记载，不容易加入新内容，对于各种历史典故，却方便后人层累迭加。因此，也就产生了对于《茶经》文本的生成过程的探讨问题。
宋人陈师道（
1053-1102
）撰写的《茶经序》，是我们了解北宋时期《茶经》流传情况的文献，其中提到当时陈师道所见《茶经》的四个版本，包括他自己家藏本（一卷），以及毕氏（三卷）、王氏（三卷）、张氏（四卷）三种本子。并写道：“其文繁简不同，王、毕氏书繁杂，意其旧文；张氏书简明，与家书合，而多脱误。家书近古，可考正。自《七之事》，其下亡。乃合三书以成之，录为二篇，藏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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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北宋时期流传的几个《茶经》版本，卷数差异较大，文本繁简也不同。这样一种情况的形成，与《茶经》本身在早期流传过程中的形式有关。
宋一明指出，陆羽同时代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记载了常伯熊“又因鸿渐（陆羽字）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即根据封演的观察，常伯熊对陆羽《茶经》加以润色，并更广其传。宋氏又引王应麟（
1223-1296
）《玉海》卷一八一“唐税茶法”条的记载，认为常伯熊“广著茶之功”（亦见《新唐书·陆羽传》）虽然并不一定指其“著述”，但也应该会“形诸文字”，才能扩大饮茶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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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封氏闻见记》的“润色”二字，其实已经表明常伯熊对《茶经》在文字上的增补。宋一明又着重讨论了太原温从云、武威段磶之二人增补《茶经》之事。认为唐末皮日休《茶中杂咏序》所载“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磶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即指皮日休将温从云、段磶之所补的茶事纳入了《七之事》，并经“多次转写，已混同陆羽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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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茶经》更经过多次传抄，形成了陈师道整理《茶经》之时的状况。其传抄方式则依赖于纸质的书写，以及《十之图》所谓画图形式的抄绘。到北宋，经过陈师道本人的整理，以他自家藏本为基础，整合其他版本，《茶经》被定型为二篇。对于这个“二篇”，虽然也有不同的说法，认为是“三篇”，从而与宋末的《百川学海》本能够串联起来。但无论如何，从《茶经》本身的流传过程可以看到，其文本的抟成、增补、传抄、刊刻，每一道环节都有各种各样的文本加工。这对我们如何去认识《茶经》本身所代表的唐代的茶事情况，颇有干扰；但也能够加深我们对中古时期其他同类型文本的流传过程的理解，特别是以“经”字命名的各种书籍。
二
从制茶法到茶事的博物学研究
《茶经》的主要内容，其实是《七之事》前的各种采茶、造茶、煮茶之法。在这些文本里面，陆羽聚拢了各种各样的汉字，用来表达与茶事有关的各类事物。这类汉字及其所表达的含义，有些还是首次出现于汉语发展史的舞台上。这对于语言学的学者来说，是十分丰富的文本分析对象。不过目前为止，尚乏以《茶经》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论著，多为茶史学者在校注《茶经》时出于版本之别，以及注释文本的角度出发，整理过不同字词的正讹、含义。因此，尚需期待语言学界的进一步关注。
语言学之外，在《七之事》中，也涉及另一类古人的博闻广识之兴趣，即类书的流行。胡宝国曾在《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一文中，围绕南朝聚书风气、儒玄文史中的知识追求，以及士人称谓的转变等方面，关注了当时兴起的知识至上之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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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学风影响下，南朝、唐代出现了很多部目录书、类书，目录书反映的是聚书风气，类书则是对知识的追求，也是当下学界兴起的博物学研究的根源之一。而《茶经》的成书过程中，从时间来看，前有以阮孝绪（
479-536
）《七录》为代表的南朝目录书，后有以徐坚（
660-729
）《初学记》为代表的唐前期类书；从空间来看，《茶经》在江南湖州地区的撰写过程，受到了同样追求“知识至上”，并曾在任上汇集数十位饱学之士编纂《韵海镜源》的湖州刺史颜真卿（
709-784
）的影响。陆羽曾一度参与《韵海镜源》的编纂工作，故而在《茶经》中也特别注重各种名物的不同名称之别。
具体来说，《茶经》的博物学特色体现于两方面：第一是对与茶有关的物的汇集，这除了最后《十之图》，全书都有反映。特别是《二之具》、《四之器》，对于与采茶、造茶、煮茶有关的各种器具，都有详尽的名实描述；第二是书中引用到的各种以类书为大类的典籍，特别是在《七之事》中。根据宋一明整理，《七之事》并非如日本学者布目潮沨（
1919-2001
）所说主要取材于北齐官修类书《修文殿御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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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有多种来源。因为《修文殿御览》作为《太平御览》的蓝本之一，《七之事》中所引许多内容不见于《太平御览》，可见在《修文殿御览》之外还有多种取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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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目潮渢攝金沙泉（
布目潮渢《中
國名茶紀行》，新潮社，1991年。
）
语言学、博物学，前者作为文本的基础性研究，后者作为知识的生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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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身即以大自然的产物茶为撰述核心的《茶经》来说，是非常值得运用于此的。特别是被余欣视为“中国传统学问的根基和精髓”的博物学（
Bowu X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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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认识古人生活世界的物质与精神，是十分重要的途径。唐宋人喝茶，部分是茶的解乏功能，更多时候还是在其精神层面的交流，故而对于精神的载体，即需特别注意。
三
从饮茶风气到茶史的新社会史视角
《茶经》的出现，首先是作为文本的问世，故其文本在唐代的传抄、增补，在宋代的定型、付梓，是必须首先加以注意的。其次，《茶经》所载内容，可以在中古时期博物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是为关注《茶经》的第二个层面。最后，可进一步考虑《茶经》所体现的唐代饮茶风气，及相关的社会观念。前文已经梳理前两方面的内容，本节可稍论第三点。
近来，夏炎等学者颇为提倡中古时期的新社会史研究，即关注传统议题之外的社会史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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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茶经》这样一部与日常生活联系十分紧密的日用之书来说，如何从中联系社会，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茶经》的问世，固然是陆羽本人的功劳，也离不开时代背景的促成。而《茶经》问世之后，反过来又促进了饮茶之风的流行。特别是在上层社会，随着陆羽本人社会交往圈的扩大，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以陆羽为茶的代言人，甚至目之为“茶仙”、“茶神”。于是，在唐代后期，随着《茶经》的流传和饮茶风气的扩散，也带动了与茶有关的其他社会现象。包括茶贡、茶赐的礼物流传，茶的品第高下与品评心态，与茶有关的地方茶神信仰等。
就茶贡而言，在陆羽的提倡下，大历年间，先由常州刺史李栖筠（
719-776
）开始，每年向唐廷进贡常州宜兴县（今无锡市宜兴市）一侧的顾渚山紫笋茶。不久，自大历五年（
770
）开始，湖州长城县（今湖州市长兴县）一侧也加入共同造茶进贡之责。每年清明节前，常州刺史、湖州刺史分别入山，一同监造贡茶，并总之于润州的浙西观察使后，入贡唐廷。于是，开启了延续上百年的茶贡史，并产生了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影响。除了笔者曾在《唐代后期湖州茶贡史及其反映的中央与州之关系一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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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论及的中央与州之关系，还可以讨论湖州地方的茶社会。包括与茶有关的宴游，从而形成颜真卿为首的“大历浙西诗人群”，并生成《吴兴集》这样的集会总集。还有长兴地方因修贡而形成的“斫射神”，嘉靖《长兴县志》即载其事：“大历七年（
772
），贼郎景聚兹山，游奕将钱景秀率乡村子弟，尽斫射手，遂平草贼。贞元三年（
787
），乡人立草屋，称斫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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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神起自地方，亦贡献于地方事务。
就茶赐来说，则又进一步涉及到传统社会中礼物的流转。古代社会，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情况下，由于各种物品的交换需求，从而产生了不同形式的交换方式。以经济为目的的交易，以交流为主的礼物交换，都是此类。在唐代社会，全国各个地方，还有域外各部族、国家，都会用贡品来向唐廷表达一种臣服的姿态。而唐廷方面，也会将不同地方上贡而来的物品，以回赠的方式，赐予不同的对象，从而体现不同的内涵。当然，这类内涵也不能随意阐发，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比较随意的搭配。不过物有贵、贱之分，即便是茶，不同产地的茶也有高、下之别，在《茶经》的《八之出》中，对不同州所产的茶分不同的等第，除了契合中古时期人们心理上对品级的喜好外，也为人们将不同等第的茶赐给不同亲密关系的对象提供了方便。唐朝皇帝之所以重视顾渚山紫笋茶，即看重其质量之高，便于作为给臣下的一种崇高的荣誉。
总而言之，通过对《茶经》的考察，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在印刷术诞生前的书籍流传，还能藉此观察以茶及相关器具的博物学图景，更可以深入唐代的地方茶社会和礼物流转。对于其他类似的书籍而言，《茶经》的这三种面向，希能成为借鉴之一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