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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20年前的4月，北京的春天跟今年一样来的很晚。
4月11日凌晨，北京郊区顺义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很多人在睡梦中被两声凄厉的惨叫惊醒。人们侧耳倾听，发现再无动静，于是又翻身睡去。没有人想到，这两声惨叫，意味着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告别。
十几个钟头以后，破门而入的邻居们，发现了作家王小波的遗体。他面顶南墙，身体弯曲，已经浑身冰冷。尸检结果，左心室内膜超过正常厚度十倍，最终因心力衰竭死亡。就这样，这个清澈灵动又无比高傲，无比强悍的大脑，伴着一颗异常脆弱的大脑，离开了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
“冰冷的南墙”仿佛一个巨大的隐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独立面对了死神，依然绝对高傲，依然绝不服从。
红圈里的那一户，就是王小波去世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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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的追悼会是两周后在八宝山一号礼堂举行的，大厅里回响着的，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说公墓附近几个花摊的鲜花，都被一抢而空。
可是，身在现场的花城出版社编辑钟洁玲却感到很奇怪：
现场几百人里，没有作家协会的人，也没有一个小说家。要知道，王小波首先是将自己看做一位小说家，但是直到他死去，他的作品也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过作协。他在身前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为避免节外生枝，治丧委员会撤去了现场所有的万联，只保留了作家刘心武托人送来的挽词：愿小波先生在天堂快乐逍遥。
其实，按照王小波自己的说法，他“一生都活在抑郁之中”。
王小波大学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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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外生枝”的小事，还是发生了一桩。
在追悼会上，王小波的好友胡贝，发现大厅外的走廊上站着三四十个男人，他们面带悲伤，手捧鲜花，却没有一个人说话。
胡贝说，既然来了，就请到大厅里去送送小波吧。领头的男人说，不用了，我们能在外面送送他，就很满足了。
不明就里的胡贝还把人往里让，男人惨笑一声说：王小波是好人，他把我们当人。
胡贝一下子明白过来，他们是王小波李银河夫妇做同性恋调查时的受访者，在世俗、偏见保守力量依旧强大的二十年前（其实二十年后的今天，情况也并不见得有什么好转，尽管看上去我们“包容”“多元”得多），王小波夫妇用一己之力，为一群备受污名化的人群，被一群永远无法正大光明地自我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争一份起最码的尊重。
王小波夫妇与他的外甥、摇滚青年姚勇（前水木清华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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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临死前五个小时，王小波发出的人生最后一封邮件里，他这样对同学刘晓阳说：
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
王小波确实太“狂”了，天也容不得他。一百年前，有个叫谭嗣同的，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天也容不得他。他们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
王蒙对王小波有过一个评价：
王小波当然很聪明，当然很有文学才华，当然也还有所积累，博闻强记。他也很幽默，很鬼。他的文风自成一路。但是这些都不是我读他的作品的首要印象，首要印象是，这个人太明白了。
王蒙也是个活得“太明白”的人，他非常清楚“活得太明白”要吃的苦头，他最终选择跟这个世界和解。而王小波到死，选择的都是另外一条路，用尼采的话说，就是：
服从？不！领导？不，绝不！
王小波最爱的一张照片：在莎士比亚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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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小波的死亡，对于他是真正的开始。从1997年4月11日这个时间节点开始，王小波开始被多数人知晓、阅读和谈论，连他的岳母李克林都说，“我是从王小波去世以后才开始了解他的”，也正是从死亡以后，王小波才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名作家”。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界，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寥寥可数的。
现在的作家动辄喜欢自己说，或者被别人说是“现象级”，在我看来，二十年来堪称“现象级”的只有王小波一个，没有人能数的清，在他身后，他的作品被多少次重印再版。
可以说，王小波的死，既是1990年代标志性的文化事件，也是王小波被接受的思想坐标——在他去世后一个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就召开了“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研讨会”，这个半追思会性质的活动，是王小波的作品第一次被正儿八经拿上文学批评家的评讲台，当然，没有一个文学界的官方代表参加。
学者房伟说，正是王小波的死，形成了官方、民间、知识界、文学圈、大众传媒、文化工业……等等各方围绕他展开的激烈的话语争夺。在文化英雄逐渐远去，资本英雄开始现身的九十年代，人们需要缅怀“偶像”，却又不需要他们的肉身真正的存在，只需要他们以亡灵的姿态活在纸面上，成为哀悼我们内心诗意理想的凭证。这样，我们才能心安理得的扑向资本诱人却肤浅的怀抱（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三联书店2014年）。
王小波李银河结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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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李银河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你跪着看他。李慎之感叹说，这是他们那一代人想说却从不敢说的话。
某种程度上，这是李银河日后能和王小波走到一起的价值观照和审美情趣的基础，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俩都不是什么美男美女，可是心灵和智力上有种难以言传的吸引力”。
学者房伟说，在国家现代化与道德主义合体的岁月，王小波一直在保持并增长对庄严伟大事物的怀疑，他让很多生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明白，智慧、自由这些真正美好的东西，似乎从没有被我们真正拥有，相反，装傻、装温顺、装暴戾、虚伪、软弱、反智、偏狭、渴望奴役与被奴役，这些有害的东西，还长时间的停留在一些中国人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还称之为“美德”（房伟：《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三联书店2014年）。
王小波的深刻，在于他敢于洞穿中国现实话语迷雾后的把戏，他的真诚，在于既有知识分子的常识理性和敢于言说的勇气，也在于他对草根发自内心的尊重。
王小波去世二十年来，不管他的著作在坊间重印再版了多少次，不可否认，我们对他的理解依旧充满隔阂。许多言必称王小波门下走狗的粉丝，其实已经不再一遍一遍的阅读文本，而只是热衷用各种“王小波语录”装点朋友圈；那些被他视作“沉默者”的人们，却依然在铭记，对于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来说，这或许是最公正的命运。
《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
房伟 著
三联书店2014年
本书通过大量的采访、回忆、论述等资料，加上作者对于王小波研究的独特心得与感受，以通俗的语言描述了当代最有争议性、最富才情的作家之一王小波的一生。作者不回避王小波生前的落魄，探幽烛微，在对细节的观照和王氏精神高度的把握中，力争还原一个走下神坛的王小波。
作者以不露声色的笔触，写出一个思想者的生命之迹。人的命运与其背后的历史，真切可感。无趣时代的有趣之人，艰难选择中的苦乐之音，指示着人性的深和生命的真。了解王小波，这是入门的向导，其间无尽之思与无边之想，漫于词语内外，让人遥思旧迹，近怀幽情，得教益于信史，受滋润于笔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