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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开学典礼：校长被哄了下去

解局财经 · 公众号 · · 2024-09-11 16:00

正文

本文转载自燕园1981

80年代的北大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开学典礼

81级开学典礼上，副校长兼教务长王学珍竟然忘了介绍校长张龙翔，大家也只是哈哈一笑置之，这要是换一个地方，恐怕会鸡飞狗跳。韩天石书记作报告，基本没什么废话。中间介绍冯大兴窃书杀人和北大竞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供“批判用”的竞选中的一些奇谈怪论，赢得巨大的共鸣和掌声，恐怕有违校方的初衷。等到张校长讲话时，学生们利用他的一次较长停顿，拼命鼓掌（本人坐前排，是罪魁之一），张校长只好说，我的话讲完了。 于是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笑声，对校长闻弦歌而知雅意的智慧，从谏如流的胸怀深表感谢和鼓励，台上台下一片笑声。

这可是开学典礼，一年级新生。可见北大新生里都是些什么人物，而北大校领导宽容到什么程度！那种自由平等的氛围，校领导以身示范的巨大感染力，嵌入北大新生的灵魂，永生难忘。三十年后，台上长者的音容笑貌，台下一张张乐不可支的年轻面孔，仍历历在目，成为生命中的定格。如果在北大呆过，还能思想僵化，不知宽容，那我只能佩服您了。

北大的小板凳

形方，色黄，高约一米。新生报到时人手一个，置于宿舍书桌之下。乃室外看电影、开大会必备之物，随手携带，毕业时交还。 其貌不扬，其色不艳，几经转手，代代相传。 不知坐过多少风流才子，绝代佳人，当代英雄！

1980年竞选时，一位师兄，把小板凳往38楼楼道里一放，一根烟，一杯茶，对着空无一人的楼道开始讲话。几分钟后，整个楼道水泄不通。那是北大历史上永恒的一页，其光辉灿烂，只有蔡元培先生的北大可与媲美。演讲者和听众，都让人肃然起敬，悠然神往。吾生也晚，未能躬逢其盛，引为终身憾事。实在是高山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您如果在北大呆过，无论居庙堂之高，亦或处江湖之远，念及此情此景，而不心潮起伏，基本就是冷血。

五四体育场开大会，人手一个板凳；东操场看电影，人手一个板凳。记得在板凳上看过不少电影，印象最深的是《牧马人》。

毕业时，板凳上缴，我拿着板凳到回收的地方，一片乱糟糟。一回身，板凳不翼而飞！不交还不能毕业，我急了，大喊一声：“家田！我板凳丢了！” 刘家田是我们班长，北大一绝。他在一分钟之内，变戏法似的给了我一个板凳！交差，走人。

八十年代北大学生宿舍（北大校友网）

看电影听讲座

人是群体动物，有从众心理，需要共鸣。看电影，没有比在北大更愉快的了。因为你想笑时，大家都笑了；你想哭时，周围的女同学已经在流泪；你觉得荒谬时，已经有人妙语连珠，说出你的心声。感同身受，完全的共鸣，那种感觉好像你和在场所有人都是同卵孪生的兄弟姐妹。

您如果无聊，随便买张票，坐进大饭厅。甭管什么破电影，都肯定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旁边许多同学做义务解说、评点。常常一针见血，讽刺挖苦，一唱三叹！比看相声过瘾多了，笑死不偿命。记得后来想给协会挣钱，跑到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去要电影来北大放，几乎什么电影都可以弄来， 而北大什么都可以让你放，几乎没有审查手续，自由啊，幸福啊。

至于讲座，各色人等，五花八门，一周数次，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眼花耳乱。团委，学生会，社团都可以请，几乎不要审批，校方很少干涉。本校教授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陈传康的跨学科研究，侯仁之的北京城市沿革，也都很受欢迎。仅举一例：

温元凯

“我们为温元凯鼓上一千次掌”

这不是我说的，而是1985年北大团委总结广播中的一句话。85年春天，中国科大副校长温元凯作为人大代表来京开会。温元凯是当时四大青年导师之一，极有号召力。顺便说一句，除温元凯外，那三位都是北大校友。我跑到安徽省代表团住处去见他，想请他来北大演讲。 那时一切都很简单，见人大代表就直接进去了 （或许沾了不少北大的光）。

记得温元凯不在，还在人大会堂和万里同志座谈，会议服务人员马上通知他，他让我等一小时。我借此机会和同是人大代表的另一位改革先锋、安徽滁县地委副书记陈庭元先生认真聊了一会（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凤阳县小岗村，就在滁县），同时邀请他去北大，陈先生以不善言辞为由婉拒，也向我推荐了温元凯。温元凯回来之后，跟我说他一心想去北大谈谈，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晚上他去北大做报告。

我骑车赶回北大（那时在北京骑车，是一种享受），开始准备。当晚商定由研究生会牵头，团委、学生会共同邀请（记得为时间和准备问题还和团委副书记张力吵了一架，后来成为好友），第二天我和研究生会一位部长开始跑场地和借车。

北大当时的“人民大会堂”是大饭厅，大概有两千二百多个座位。可当时正在搞整党用，我们只能用办公楼礼堂（就是后来李敖演讲的地方），可那儿太小，怕挤破头。当年见党委书记是无需预约的，于是我们去找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就是上文提到的副校长兼教育长，此时他已是党委书记、中央候补委员。北大党委书记好像总是中央候补委员，永远补不上去，不知什么原因）。

我们请王书记给整党换个地方，王书记问，你们请温元凯？他讲得那些东西也未必有多深刻（可见对温元凯并不感冒）。我们开玩笑说，您不能让北大学生都具有党委书记、中央委员的认识水平。他现在很有号召力，如果在办公楼礼堂，人太多，挤破头，反为不美。咱们找一个大的地方，人显得少，不更好吗？王书记直乐，说你小子就捡好听的说吧，我明白你的意思，大饭厅就给你们用吧。 这就是北大领导，真有点“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给你说话的权利”的风范。 王书记又让北大车队给派了个车，我们这才贴广告，此时距开讲时间仅有三小时了。

晚上六点去北大车队要车，我一看，是辆吉普车，就跟车队队长说：“您瞧，堂堂北大，去宾馆接一位著名人大代表来演讲，就一辆吉普，只要您不嫌寒碜，我无所谓丢不丢人。” 队长看看我，一句话没说，给换了辆上海， 真是人人都从谏如流！ 到宾馆接到温元凯，温元凯先生满面春风，与过道里的其他代表不停地打着招呼，“温校长，又去演讲？”“去北大！”

当晚的演讲非常成功，可能是北大历史上能够名列前茅的成功演讲之一。不到两千个座位，来了不下三千二百人，完全爆满，真庆幸没在办公楼礼堂搞讲座。温元凯的精彩讲话，无数次被掌声打断，说一千次太夸张，但可能有上百次。

作为化学家的温元凯，把中国社会比喻为巨大的缓冲溶剂，加点酸或碱都不产生变化；说美国人讲效率，问候语变得越来越简短：南部说“How are you”，中部说“Hello”，东部说“Hi”。全场捧腹大笑。温元凯本人也非常激动，中间休息时，我陪他上厕所，他不断重复：“真是北大! 到底是北大！我演讲的反应从来没这么好过！”许多来北大演讲的人，都深受北大氛围的感染。

演讲后有提问时间，问题如雪片般飞来。主持人请大家递条子，经我们归纳筛选，交给温元凯，怕出娄子，结果还是防不胜防。

我看到一个条子，邀请温元凯当北大校长。以我之大胆，也以为不妥。我对写条子的同学（地球物理系的一位80级学生干部）说，算了吧，丁石孙校长刚刚接任，这不合适。可这位同学非常坚决。竟然自己跳上台大喊一声，咱们请温老师当北大校长好不好？登时引起一些混乱，有大声叫好鼓掌的，也有起哄的，还有不满的。我一看糟了，主持人是一位团委干部也急坏了，朝我嚷了起来。温元凯先生也一脸煞白，说不出话来。我赶紧抢过话筒说：“我很理解这位同学的心情。他是希望温老师这样的改革家当北大校长，相信丁校长不会让我们失望。温老师今天是带病来北大演讲的，他喝的是药，不是水，现在身体已经很累，希望大家体谅。”

最后，演讲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而我现在记忆最深的，就是这段插曲。在场有3000多北大同学，许多人肯定记得比我清楚。 后来这位同学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就是当年的北大。 倒是我蒙受了一点“不白之冤”——有些人传是我喊请温元凯当北大校长的。不过也许这并不很冤枉，如果温元凯不是我请来的，并且假如我不了解丁校长，我这么做的可能性恐怕不小。

与丁石孙校长的私人会面

丁石孙

没那么神秘，所谓私人会面，就是我和丁校长两个人，在校长办公室里进行了一场谈话。

丁校长刚刚上任不久，有一天我跑到北大办公楼，正赶上丁校长下班。我拦住校长，问：“您有没有时间？您想不想让北大重现五四的辉煌？我想就北大发展前景和您谈谈。”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校长先是一愣，然后就笑了，非常和蔼地说，可以，就把我带回他的办公室。记得校长手里拎着个黑色公文包，他放下包，请我坐下，我就开始天上地下地胡侃一气。记得谈起蔡元培校长、北大兼容并包、人才辈出、总揽英雄云云，然后给了丁校长几条建议，包括任意选课、随便转系等等，其他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丁校长的表情：自始至终面带微笑，没有作任何评论。开始有惊诧，后来多了些别的东西，基本是觉得我很好玩，很冲动，很大胆。我以为是欣赏多于戏谑，鼓励多于批评，否则，我也不会滔滔不绝讲了半天。 他像个慈祥的长者面对一个晚辈，然后送我出来，骑车回家。

我从此有点怕丁校长，尽量躲着他，或许是后来觉得自己太幼稚可笑了。但从此对丁校长满怀敬意，并以自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上盖着他的大名而感到骄傲。丁校长后来身居庙堂，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每当电视上看到白发苍苍的校长，都让我回忆起北大办公楼里的场景。学生当年无知鲁莽，敬祝丁校长身体健康！

一不小心就撞上一位大师

北大燕南园聚集了中国学术界的泰斗，是名副其实大师云集的地方。学生们在图书馆与宿舍之间奔波，经常穿过燕南园，晚饭后，也会在这里散步，与某大师邂逅的可能性很大。我就在北大校园见到过王力先生、宗白华先生、朱光潜先生和陈岱孙先生。

1984年，想请周培源先生出席一个会议。当时周校长已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住在燕南园了。为了找周校长的新地址和电话，我随便敲开了燕南园的一个门，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数学教授的家。开门的女孩看着面熟，一问，是我同级数学系的同学。说明来意，她立即朝屋里喊：“奶奶，您知道周培源先生的电话吗?” 很快出来一位风度翩翩头发花白的女学者，从一个本子上找到周校长电话和地址给了我。

周培源夫妇

我赶到周校长家里，蒙周校长和夫人亲自接待。看到周夫人王蒂澂老师，实在不能不浮想联翩。虽然年过八十（王蒂澂老师70多岁），我实在想说一句“郎才女貌”！至于两位与陈岱老的三角恋爱传奇，非我所敢道也。

83年北大副校长王竹溪先生去世后，才知道他有多了不起：不仅是物理学大师，李政道、杨振宁在西南联大的导师，还是文字大家，第一个把《康熙字典》从头数到尾，说清楚一共有多少字的人。

王竹溪

日本首相访问北大风波

大概是1983年或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来北大演讲，我参加欢迎贵宾。当时我是典型的“爱国贼”，当面直斥中曾根康弘，使这位首相大惊失色。随行的中央保卫局官员初而目瞪口呆，继而怒不可遏，当场抓住了我，并且大喊一声：“北大学生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但周边同学同声声援我，所以只是扣留了我的学生证，移交北大保卫部处理。

第二天，我无所畏惧地来到北大保卫部，完全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保卫部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十几个人共用，部长的办公桌位于一角。部长是位老同志，很威严的样子，像个军人。部长问我，说说，你为什么这么做？我理直气壮，慷慨陈词，从甲午战争说到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从日本当年的军事侵略说到目前的经济侵略、技术封锁等等，当真是义正词严，无知无畏。

我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发现全办公室的人都停止了工作，全神贯注地在听我说话，目光中多是赞赏之意。 等我快讲完时，竟然发现我身边的北大保卫部长已经热泪盈眶！！ 部长对我说：“同学，你知道吗？我哥哥就是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人杀害的！” 我登时心花怒放！心想，部长这么说，我恐怕屁事也没有了！果然，部长当场拿出我的学生证，直接递到我手中，说：“拿回去吧，不必写检查了，一切我做主。下次注意。”我就这样“不留案底”地全身而退，逃过一劫。后来盛传，说我在北大保卫部给拷了一个晚上。想想，实在幸运，心存感激。这要是在别的学校，恐怕开除的可能性都有，处分是躲不掉的。即使在北大，要不是遇到这样一位亲人是抗日烈士的保卫部长，也免不了会脱层皮。

十年以后，1994年，我回到北京，非常想去看望一下这位可敬的老同志。几经周折，找到了他的夫人，她告诉我，他重病住院，不能见人。我说：“请一定代我问候，就说一位当年不懂事惹了麻烦而承蒙他保护的北大学生，向老人致意。”

无与伦比的交流天堂

北大社团众多，灿若群星。我在四年级时有幸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读书会的准成员。听严勇（数学系，现TCL总裁）讲哥德尔证明；听王培（计算机系，现美国天普大学计算机教授）、吴国盛（国政系，北大哲学系教授）讲层次问题；听王友琴（中文系，79级文科状元，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讲文学；李书磊（中文系，中央党校副校长）讲诗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让我记忆犹新）；听李明德（法律系，中国知识产权学会副会长）讲法律、阎步克（历史系，北大历史系教授）讲历史；听甘阳（哲学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讲哲学；听齐海滨（法律系，华中科技大学法学教授）讲韦伯和朱执信；听马伯强（现北大物理教授）、钱立（北大经济学教授）、陈坡讲人本主义；顾昕（生物系，北大教授）讲奥塔希克；金观涛、刘青峰讲《走向未来》；张炳九（哲学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高柏（东语系，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讲教育改革；孙来祥（经济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讲阿罗不可能定律、黄永山讲经济；孙立平（社会学系，清华大学教授）讲社会学。皆北大一时之选，使我受益终身，这其中不少人成为我的挚友。正如王培所说，以后来美国，辗转各地，再也没有碰到过比当时的北大更好的交流平台，或许是因为我们的心态不一样了。

额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