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6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关于改进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工作的若干意见》。
会议强调，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是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党对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工作的领导，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总体框架下，完善对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的统计监测，加强监督管理，健全法律保护，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建立统一高效的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保护体系。
据中国官媒报道，6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一系列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关于改进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工作的若干意见》。会议强调，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是海外利益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党对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工作的领导，在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总体框架下，完善对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的统计监测，加强监督管理，健全法律保护，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建立统一高效的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保护体系。
这并非中国高层首次将对外投资与“国家安全”挂钩，但确是首次试图将对外投资制度化地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结合在同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其它改革方案，此举应是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诸多改革承诺的一部分。
不过，结合中国近年对外投资所遭遇的种种“政治性壁垒”，此举亦可谓是颇具针对性的回应，预示着中国对外投资将从被动适应目标国的“政治挂帅”，转变为通过主动“政治挂帅”以减少投资的盲目性、提高针对性及预警与抗压能力。当然，此举亦将大大提高对外投资的“政治”门槛，加速中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新陈代谢。
中资外投，已成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新常态之一。
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仅次于美国的2999.6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二，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其中，非公企业境外并购金额占当年境外并购金额的75.6%，在数量和金额上均首次超过公有经济的企业。
另据6月8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7版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7），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继续大幅攀升，达到183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中国对外投资额比吸引外资额高出36%。
但是，急剧上升的中国对外投资，并不总是收获鲜花与掌声。无论在美澳等发达国家，还是非洲一些贫穷国家，中国投资正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掣肘，其中包括不少“政治性壁垒”：或指责中资在美澳等国扮演中国的“影响力特工”，或指责中资在贫困地区推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如今回头看，各国在引进中资时，远比中国当年引进外资更“讲政治”、更为关注防范“和平演变”。这在中国人看来，颇有“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架势，中资却往往花钱受气、甚至烧香引鬼。
最能引起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当然是中国投资在美澳等发达国家遭遇的“政治性”狙击。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在最后时刻叫停中资收购“澳洲电网”(Ausgrid)、美国政府多次阻止有中资参股的私募股权收购基金Canyon Bridge Capital并购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莱迪思半导体(Lattice Semiconductor Corp.)、美国政府极欲阻挠中资参与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管理等等。在林林总总的限制案例中，语焉不详的“国家安全”成为最方便的理由。并且，对中资的政治性狙击，已经从针对国有企业蔓延向私营企业，对中国极为无知的某澳洲主流媒体，甚至将中国民企中设有党组织当作民企是“中共代理人”的证据，贻笑大方。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美、澳，还是其他不少国家，被越来越当作敌手看待的中资，却是这些国家所吸纳的主要外资。据美国著名咨询公司荣鼎谘询(Rhodium Group)披露，2016年中资在美投资达到460亿美元，比2015年增长200%以上，当年投资项目超过1300个项目，累积投资项目总数已超过3200个。
另据KPMG澳大利亚与悉尼大学联合出版的年度报告《揭秘中国企业在澳投资》（Demystifying Chinese Investment in Australia），2016年中资在澳投资金额为114.9亿美元 (153.6亿澳元)。自2007年以来，澳大利亚累计获得了900亿美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各个主要投资目的地国家中，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