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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与“中国最后的士大夫”（总第178期）

杜课 · 公众号 · 自媒体 · 2017-05-16 22:04

正文

汪曾祺与“中国最后的士大夫”

文|杜骏飞

二十年前的今天，汪曾祺先生去世。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意思是：他的去世，标志着他那一代有士人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消失。

汪曾祺是我年轻时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同学们让我谈谈他的文学，但是，比之文学，我还是想谈谈众人口中“士大夫”这个词。

士大夫，是一个复合称谓。士和大夫阶层，原本是有民与官的差别。但战国后期，士大夫作为一个合称，指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绝大部分的士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多种教育，但早期的大夫却未必，他们大部分只是贵族世家子而已。从士人到士大夫，表明了知识分子开始介入治理，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精英治理体系。

“学而优则仕”不是一个完整规范的制度，但还是要比世袭制强很多。如果我们今天以官二代作为组织文化，不鼓励阶层流动，关闭草根精英上升通道，那无异于以世袭制来实施政治选拔，这是自战国以来的政治选拔进化趋势的总倒退。

不用把士大夫精神只与儒家绑定，士的阶层在儒家学说之前就出现了。在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容纳了诸子百家，尤其是法家、墨家、道家。事实上，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对士大夫道统的本质的伤害，它使得后世的士大夫精神里，普遍缺少了一些儒家文化所不具备的知识分子品格。好在，诸子的学统并未中绝，甚至在宋、明各朝代，也还残留着形形色色的百家精神。

把信念、立场、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放在首位，不能以偏盖全，挂一漏万，甚至唯儒独尊。如果以狭隘的定义框定所谓标准，那是对士大夫精神源泉的背叛。

当然，历史就是历史，在实然的中国历史中，士大夫精神主要是儒家气质，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周旋于道与王之间。如果从读书人的立场说，他们的行动逻辑就是：文以载道。这个道，可以说是气节、王道、仁义道德的总体，是精神家园的所在，也是历代儒家知识分子坚执的人生底线。

今天，我们这些后世的知识阶层，还当得起“士人”这一称谓吗？当我们写文章，只知写言不由衷的遵命文章，做“智库”，只知揣摩上意注释讴歌的时候，我们已与“士”的精神毫无关联。尊王而不循道，这在精神上是何等的倒退。奴颜卑膝，曲学阿世，甚至也远离了儒家文化里的“忠君爱民”。

至于以文化人身份致仕者，其普遍之风气更不必提。真正的“士大夫”精神，恐怕已然不在人世。

士大夫精神，是“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清高不移。

孔子自己的一生，当得起士大夫这三个字，他致力于克己复礼，辅佐仁政，栖栖惶惶，席不暇温，他也很想有辉煌的仕途成就，但即使如此，却始终没有丧失对道的坚守。

鲁定公六年时，季孙氏僭越公室，大臣们掌握了祭祀、征伐等国家政事，孔子当时四十八岁，看不惯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愤而“退修诗书”：不求做官，专心修诗书，定礼乐。

后来，孔子由中都宰（中都的地方官）改任为司空，鲁定公十一年又晋升为大司寇，并代理执行宰相的职务。当鲁君中了齐人的计，沉迷于女乐，怠惰于国事，郊祭后又没有按照礼仪惯例向大夫们分送祭祀的胙肉时，孔子于是“因膰去鲁”：毅然辞职出走，五十六岁开始周游列国。

自然，今天的所谓“士大夫”阶层是不会有这样的故事了。我们都熟知儒家文化的温柔敦厚，何曾想到过孔子的弘毅不屈？当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时，是不是也要汲取一下孔子作为“万世师表”的士大夫精神？

自然，士大夫精神，我们最难以忘怀的还是墨家那摩顶放踵以济世的伟大情怀。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看来，墨学是从儒家学派中诞生出来的。墨子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在战国时墨家成为与儒家并美的人生哲学。"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显学篇》）。墨家与道家，也成分庭抗礼之势，所谓“天下之学，不归杨则归墨”。

墨者们大多是这样一种士人，具有理想信念：公天下、兼爱天下；具有勇敢精神，为了公理与道义，可以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西汉初年的陆贾说：墨门多勇士。《淮南子》书则说，墨家中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些，都是对墨家献身精神的真实记载。

墨家的宗旨是：“口言之，身必行之”，我也曾由此，认为王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与墨家思想一脉相承，认为王阳明在内心深处是一位墨者的传人。

孟子对墨家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还是十分赞扬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庄子也由衷地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

墨家之士大夫精神虽好，可惜其社群体系已是灭绝了。据学者考证，最迟在汉代，先秦墨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已经消失。

好在，后世的中国，我们还有文天祥、岳飞那样壮怀激烈、以节死国的忠烈豪迈。

我们还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样的奋发宣言，还有一代又一代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而奔走不息的士人。

自然，我们也还有独善其身的士大夫精神，有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蹈独立。

然后，我们终于谈到了我们所尊敬的作家汪曾祺。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颠沛流离，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的文章就像一片海，温润却并不苍凉。他想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充满希望的，人是有诗意的。”

我是很喜欢汪曾祺先生的，我也深感他的内心难得地葆有着士的情怀。但是，当我回顾两千五百年来的不绝如缕的士大夫精神时，不得不说：汪先生温润退守的精神世界，与我们深夜在历史中读到的士大夫，与形形色色的壮美无匹、刚健清新、矫矫不群、直道而行的禀赋，还有差别。也许，所谓“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在他之前，已经悄然离开了人世。

人物生平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师从沈从文。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曾以《他乡的咸鸭蛋我是瞧不上的》一文小范围走红于互联网。1997年5月16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今天，是汪曾祺先生逝世20周年。

已识乾坤大

犹怜草木青

汪老写诗，写散文，写戏剧，写小说。此外，爱研究饮食，喝酒，写字，画画，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话说得挺狠的。不过汪先生没了，这个阶层确实也不存在了。

汪老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一点都不端架子，也不迂腐做作，他的真性情即便是现在的眼光看来，也是相当可爱。

汪曾祺的散文不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谈什么玄奥主题，没有主旋律，只娓娓道来生活里那些细小琐屑之事，如话家常，却常常使人感受到平凡的事物中所蕴藏的温暖和趣味，感受到日子里流淌的慢。

“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有的同志建议我写写剧团演员，写写他们的心灵美。我是想写的，但一直还没有写，因为我还没有找到美的心灵。”

文以载道

率性自由

几千年来的中国，有一个士的传统，这个传统被各类革命基本荡涤后，优劣具损，连闪光的一面也难见了。汪曾祺自己可能并非天生如沈从文先生那样，是星斗流水、天生如此的纯然散仙，他比沈先生更聪明，有点小狡猾，所以更通透。也唯此，能够相对平安的，度过十年浩劫。

文学评论家杨早说：汪曾祺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曹雪芹，他大部分的作品是带有回忆性质的写作，是住在西山黄叶村开始回顾当年繁华梦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他的小说越到后来，越是返璞归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跌宕起伏故事，只是呈现情景。朴实字句、大量短句、对民间生活的平静陈述，这已经成为一种“汪曾祺符号”了。

1985年，汪曾祺先生如是说：

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我要对“小说”这个概念进行一次冲决：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能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汪曾祺不仅打动了某个特定地域人们的心灵，更用他的笔沟通了整个汉语读者的心灵，用恬淡优美的文字为我们营造了共同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