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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基

开元七年（719），蜀地。

一个叫李白的青年举起一根绣花针，仰天长笑：“哈哈，我的铁杵终于磨成针了！”

铁杵成针日，文星耀世时。征服世界的时候，应该到了吧。

李白收拾好了书和宝剑，打包了行囊，再一次回看自己读书的大匡山。别了，这翠绿的山峰，这缠绵的藤蔓，还有傍晚时分熟悉的樵歌。我要把天赋带到外面去，让天下都听到我的声音。

别离之际，李白转头对山下大吼一声：

“我来了，大唐！”

吼完他摸摸头，怎么都没有回声啊。

李白这一声大吼，当时确实基本无人在意。

在开元七年时，文化界最轰动的事是高僧金刚智、不空来到唐朝，传法译经。他们和之前已到达长安的善无畏一起被称为“开元三大士”。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一个叫李白的青年要出山了。

不多时，李白的目标来了。当时礼部尚书苏颋来益州做长史，苏颋不但是高官，而且是文坛重量级人物，和张说齐名。即将二十岁的李白于路中投刺，也就是递名片。“刺”就是小木片做成的名片。

苏颋接见了年轻的李白，对下属们赞誉了一番：

“这后生天才英丽，下笔滔滔不绝，虽然风力还没完全成形，但已看得出博学有才。倘若再加把劲深造，可以比肩司马相如呢。”

等他说完，李白眨巴着眼：“就这样？您不打算举荐我吗？”苏颋捻着胡子犯难：“这个嘛……”李白说那请您把刚才的好评再说一遍吧，我记下来，日后好把这些话拿去，说给别人听啊！

人生中的第一次重要干谒活动，以地方领导的一条口头高度评价收场。李白既感振奋，又怅然若失。

这年，李白来到了长安。这是写满荣耀和诱惑的地方，也是充满阴谋和诡诈的所在。李白坦然无惧，只因为一份自信：

“三十成文章。”

他相信自己的文学已经大成了，当扬名京都、横扫天下，像后人说他的“生时值明圣，发迹恃文雄”，有什么怕的呢？

没错，他的才华太耀眼了。前文中我们已看到了李白青年时的几首诗，无论是《峨眉山月歌》还是《金陵酒肆留别》，都清丽流畅，感情也真挚动人，简直让你瞬间被他征服打动，恨不得追之而去，与之同游。

但你是否发现了一件事，戴天山的道士也好，蜀中的朋友也好，金陵子弟也罢，李白这些动人的诗都是写给同一类人的：朋友。换句话说，都是平等交往的对象。

当他对身份相近的朋友说话时，他是个语言的天才，是文字和情感的魔法师，“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说出来的话就像这样动人。

而当他踏上干谒求官之路，面对那些权贵、上位者的时候，就会瞬间失去这种自如的感觉，不管是举止还是文字，都会变成另一种状态：拧巴、挣扎。他的不靠谱会忽然放大，变得既剽悍又唐突。

偏偏长安城里，最少的是朋友，而多的是高高在上的权贵和莫测高深的路人。

在长安，他拜谒了不少权贵，包括走了玉真公主的门路。这或许是依靠了他妻子家族的关系，几年前他在湖北安陆成婚，妻子是前朝左相许圉师的孙女。也有一种可能是知名道士司马承祯的引荐。

但李白没得到王维一样的待遇，他们并不真正接纳他入圈子。

玉真公主是李白重点攻关的对象。李白写诗给公主，拿她对标王母，赞誉到极点：“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飙欻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说玉真公主飞天腾云、手弄雷电，活像漫威的惊奇队长。

李白也受到了公主的招待，被安置在终南山别馆，相当于一处山间会所。然而对他的供应保障并不到位，还遇上了大雨，山间爆发泥石流，别馆饮食断绝。无人理会李白，他说自己甚至得去讨饭。

李白深感失望、怨艾，甚至产生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是王维，他或许不会声张。倘是杜甫，跳不跳脚在两可之间。但李白却是绝不会闭口不言的，他要大声嚷嚷。他写了两首诗给卫尉张垍抱怨此事，题为《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其中一首有这样几句：

从诗中看，李白确实是过得没一点贵宾的样子，食物只余一点稀稀拉拉的野菜，厨房里没有炊烟，无人做饭。因为潮湿和长时间荒弃，厨具上都长了绿藓，非常恶心，触目可见蛛网横飞、蟋蟀出没，真是困厄之至了。为此李白发了一大通牢骚，最后高唱：有朝一日，我要打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的脸。

李白这两首诗其实是一种“兼呈”，大概也是想让玉真公主看到，意谓瞧瞧您搞的这个接待。

其实这是很不讨喜的。站在玉真公主这样一位强势甲方的角度，看到李白的大通抱怨牢骚，会做何感想？大概并不是反思自己不够礼贤下士，只会不满李白怎的如此狂悖难搞。

但凡公主稍微褊狭一点，李白对她的一切恭维和逢迎都将前功尽弃，诸如“玉真之仙人”“王母应相逢”等话，不但再无助于拉近关系，还将起到反面效果，显得此人心口不一，亦毫无涵养底蕴，稍有不满就要反目掀桌。

这就是权力关系中的游戏规则：伏低做小，就要全盘做足；巴结权贵，就要首尾如一；有求于人，就要食得咸鱼抵得渴。这些潜规则和李白心直口快、剽悍莽撞的性子从根本上说就是抵触的。李白对这些所谓规则非但做不到，似乎连想都想不到。

开元二十二年（734），李白在襄阳。这年他三十三岁，还在青春期，因为他的整个人生就是漫长的青春期。

为了心中经邦济世的梦想，他继续热情如火但又情商欠费地奔走着。他向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去信自荐，书信名为《与韩荆州书》。

谒求于人，尤其是不相熟的体制内官僚，措辞一般应当妥帖、稳重、热情但不唐突。李白恰恰相反，其干谒文字的主要特点就是三个：捧得高、求得急、说得重。

李白先竭力颂扬了一番韩朝宗，使劲极猛：“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这就是所谓捧得高。

再者是求得急，反复强调渴望笔试面试，但规格务必高一点：“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

也真是很可爱，求人，却又给人提条件，要高级宴会、要主题演讲。

非但求得急，话也说得重。李白在书信中发出了灵魂一问：“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意即您家里难道差我一块地方吗？为啥非不让我扬眉吐气呢？

这封信，集中体现了李白的求人风格：你很棒，但是你先跪下，来求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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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李白写信给安州长史裴宽，也是一样路数：

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上安州裴长史书》

意谓您可别给我脸色，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哪个王公大臣处不能混碗饭吃，您不识货我可就走了。让裴宽自行考虑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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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

在后世，同情李白的人不停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李白生活在一个盛世，却如此坎坷；为什么他诗才盖代，也一直很努力地拓展交际圈，但得到的帮助却寥寥。

原因当然是复杂的，而首先就是时代的原因。且不论李白是否真有经邦治世的本事，这时候的大唐王朝，从君主到大臣，早已经没有了破格任用人才的动力了。

李白这个人非常向往古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他做梦都怀念能破格选贤任能的平原君、燕昭王：

然而平原君、燕昭王那个时代与大唐有本质的不同。别的不谈，仅论一点，那时候的君王时刻面临残酷竞争：施行一个良策，或许就能富国强兵；听信一句谎言，也许就身死国灭。要竞争就需要人才，所以春秋战国的统治阶层尚有破格用人的动力，士人也有待价而沽的环境和资本。

做个假设，倘若李隆基乃至于韩朝宗、裴宽是战国时代的君王大臣，国家时刻被敌国威胁，哪怕李白任性鲁莽，只要有才，或许也有机会被认真对待。

而到了唐朝时，情形已然不同，统治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他们已然异常自信，觉得用几个庸才，听几句谀辞，宠几个小人，干几桩烂事，根本无损大局。他们的根本利益只在于一个——稳定。

稳定的统治，稳定的官僚制度，稳定的利益输送渠道，稳定的温顺的人民。从本质上说，他们厌恶平民飞扬跳脱、不安分，厌恶平民企图跨越阶层却又不肯走正常渠道，厌恶平民没上没下、无视秩序尊卑。所以他们其实从骨子里厌恶李白。

事实上，在唐代，这种厌恶的程度还算轻的，所以才能涌现李白这样的莽撞人。到了宋元明清，厌恶逐渐升级，直至顶峰，别说得志的李白不可能出现，连唐朝这种“失意的李白”也完全没有存在的土壤了。这就是李白坎坷不遇的时代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也有李白个人的原因，这便是个性和情商问题了。

李白完全不具备在那个官僚体制内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素质：妥善、周到、圆融、分寸感，同时又有不顾一切的赌性。那种环境下，一个人要骤然上位，既要有稳定的情绪，又得在必要时为上位者豁出去，无视底线地做事。

李白不是缺失了某一项，而是压根一项都不具备。

好比他入住玉真公主的终南别馆，因为待遇恶劣，公开大声抱怨。在读者看来，这是率真可爱的，也是很值得同情的。然而在玉真公主眼里，可能是另一回事：有必要这样大声嚷嚷吗？

不妨再剖析一下李白的几封干谒书信。

周勋初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很中肯：“李白……在行卷之时……常对对方有所揄扬。有的书信中，或因自身处境窘迫，或因对对方期望过高，言词陷于卑屈，对对方则揄扬太过。”

这里再举给裴宽的信：

李白又是熟悉地植入了几句真伪难辨的江湖歌谣，前者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后者是“愿得裴公之一言，不须驱马将华轩”。其中一些揄扬之词也很怪异，如“齿若编贝，肤如凝脂”。裴宽是高宗永隆二年（681）生人，当时已五十多岁，一位古代的五旬大叔，“齿若编贝，肤如凝脂”，不知从何说起。

这样夸官员似乎是李白一直以来的习惯，提笔就来。初至安陆时，李白误冲撞了长史李京之的车驾，便上书赔罪说：

称曹植、陆机都不及李京之的才华，恐怕李京之自己看到都不敢信。类似这般的奉承，显得空洞堆砌，活像相声贯口，给人的感觉是缺乏真诚，对对方也不够了解。

事实上，夸人的关键，是夸中窍要。金庸小说中赵敏夸明教群雄，“一褒一赞，无不词中窍要”，这是高明的，即夸中别人最得意的事。李白对此却并不大讲究。

他浮夸的揄扬，容易使对方狐疑，让领导有种“信了你就中了你圈套”的感觉。而反过来，李白文字缝里所掩饰不住的倔傲，又会让这些恭维显得很虚假，像是捏着鼻子夸人。

尤其是在一番恭维之后，李白便会急迫地提出提携要求，并且说一些奶凶奶凶的恫吓之言，仿佛是充值后立即要求兑换筹码的孩子。例如他提醒裴宽不得傲慢无礼，否则自己将决绝永辞，天下王公大臣很多，不差裴宽一位。

站在裴宽的角度，这话是很滑稽的：敢情你把我夸耀得那么好，却一点不把我往好处想，我家的饭你还没吃上，先就想着摔盆砸碗了。

最后的结果当然不尽如人意，李白没得到想要的结果。

书信的目的，归根结底是沟通。而沟通的关键，是先洞悉别人的立场，再触动别人的心意。

每谈及权贵们对李白的冷淡，人们往往爱说一个词——嫉贤妒能，仿佛不待见李白的只是那些体制内的坏人。

事实上我敢说，不只是体制内的坏人不会喜欢李白，哪怕当时见识水平中等的官僚，也大概率对李白爱不起来——森严的等级社会里，谁会喜欢一个平民来信呵问“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呢？在他们的观念中，好话不会说，起码得会说人话吧，否则我阶前之地给谁不好，非要给你？

李白的“不会说话”，不擅于对上沟通，也与自身的背景经历有关。

他的家庭背景，使他自小很难获得这方面的培训。王维、杜甫都出身仕宦之家，能提供一些相关的教育濡染，李白却不行。当别的孩子已早早地“成熟”“精明”的时候，李白还是虎里虎气，说得好听点就是“太白唯其入世不深，故有高致”。

而当成人历事之后，李白那棱角突出的性格、不世出的才华，又使他完全不接受这方面的情商改造。他的才华，使他非常自负；他的身世和处境，又使他深深自卑。两者缝合起来，便造就了这个“对上沟通”时拧巴、唐突、矛盾的李白，貌似不卑不亢，实则又卑又亢，使他连钻体制的最后一丝缝隙也难能了。

在这方面，杜甫、王维的经历恰恰是旁证。王维是反面的李白，是一个周至、妥善、圆润的人，所以际遇也相对最好，即便一度遇到了致命的坎，也最终平安渡过。

杜甫则算是半个李白，有一半李白的傲、倔、愣，终于得了官身也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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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仿佛是个孩子，低情商，自我中心，情绪不稳定，莽撞。

照这么说，这个人应该无比讨厌才对。那便无法解释一个问题了：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如此爱他？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士大夫几乎人人会作诗。但数千年来，无数诗人中，可说没一个在大众层面得到过比他更多的热爱，甚至屈原、杜甫都不行。

老百姓对屈原是尊崇怀念，对杜甫是敬重钦佩，但对李白是彻头彻尾的喜爱。

他不是“自我中心”吗，不是低情商且莽撞吗，这种可爱是怎么来的呢？

先说他第一个极度可爱之处，孤独的李白是可爱的：

孤独，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处境，也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艺术的使命之一，就是让我们对抗孤独。为了逃避孤独，我们努力地去合群、寻找爱情、结交朋友、迎合社会、讨好他人，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孤独，然则做起来又总倍感艰难。

月下独酌的这个夜晚，李白无疑是孤独的，他没有朋友，但却能生生给自己安排两个朋友：影子与明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再加上酒，他就不可战胜了。晚上不点蜡烛而喝酒，原本叫“鬼饮”，李白却喝得眉飞色舞、意兴昂扬，哪怕月亮和影子两个玩伴都“不解饮”，不会喝酒，也不影响他“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李白一个人的酣饮，简直比宁王、岐王的欢宴还热闹；他独自一人的且歌且舞，比“玉箫金管坐两头”的场面还豪奢。这个时候的李白是不可战胜的，他的天真、豁达，组成了最有力的精神武器，让孤独溃不成军。

李白靠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民族的记忆方式。他把“月下独酌”这样一个原本特别寂寞的场景，永远地变成了我们印象中的欢闹盛宴。因为有个这样的李白，每当后世的我们面对孤独、落寞的时候，都会无端生出一点勇气，增加一点通达和乐观。

这样一个李白，人们怎么会不爱呢。

李白和杜甫，都是深情之人。据说《红楼梦》里原本有个“情榜”，林黛玉是“情情”，就是说能够钟情那些有感情的事物，而贾宝玉是“情不情”，对没有感情的东西，哪怕草木顽石，也抱以深情。

套用这个说法，李白就是“情不情”，对天上的月亮、地上的影子，李白都能给它们点化灵魂、贯注深情，一起欢闹，最后还挥手分别，真的像对待老朋友一样。

除了孤独时可爱，李白还有第二样可爱，和朋友在一起时，他是可爱的：

和权贵在一起时，李白往往拧巴。但只要面对平等相交的朋友，他的情商仿佛瞬间就满格了，人格瞬间就健全了。“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何止他开心，主人听见这话，又能不开心吗？

脱离了莽撞人的状态，李白会变得细腻、温柔、潇洒又深情。你对于他的善意，他一定能感知到，并且绝不吝于给你用力的回馈与拥抱：

这首小诗，是送给一个叫汪伦的朋友的。

汪伦是安徽泾县人，有说他是当地一个村民，也有说他是泾县的县令，或是地方上的大户。即便是县令，和韩朝宗、裴宽等权贵大员相比，那也算是普通人。

李白对韩朝宗、裴宽等权贵说话时，动辄要高档宴会、要长篇发言，似乎眼大心雄，很难满足。可是对普通人汪伦而言，打动李白，只需要一场真诚的相送就可以了。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你分明能感受到李白的那种惊喜。汪伦送别他一下，搞点土味的踏歌表演，他就惊喜了，当作了人生中至为美好的时刻，开心到直接挥出两句大俗的句子：“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看似大俗，其实大雅，信手拈来却又重如千钧。

人们总说，这首诗的美好，在于写出了深厚的友谊。错了，这首诗最动人的还不是友谊，而是另外两个字——平等。

一个“李白”，一个“汪伦”，是诗中平等出现的名字，简单，直白，赤诚，不是“李生”，不是“汪公”，不是“孟夫子”，不是“高中丞”，而就是两个最朴素的人名，如白云、黑土一样。汪伦来送了，李白很高兴，这就是诗的全部内容，完全没有了社会身份，也没有名气高低，没有取悦迎合，没有客气套话，大家在人格上完全平等。

平视，是人类之间最动人的视角。为什么我们读这首诗，总会感觉和别的离别诗、留别诗都不大一样？区别就在于这种动人的平等。

这世间，一个人跋扈张扬未必可恨，一个人谦恭谨慎未必可爱，关键看是对谁。有些人专门对底层跋扈张扬，对上层奴颜媚骨，那是天下一等一的可厌之人。

李白恰好相反，这个“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莽撞人，在面对底层人民时半点也不张牙舞爪，而是谦逊、低调、亲切、温柔——不是那种居高临下、市恩卖好的亲切，而是顺溜的自来熟。这就是李白从来不是什么“人民诗人”，可千百年来人们却没来由地亲近他的原因。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