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平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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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究竟有何魅力？“求是”精神为何源自他？他的一生又经历了怎样的传奇？
王阳明生而不凡，年少有为，但在仕途上遭遇诸多波折。他因得罪刘瑾而被贬龙场，在那里悟道，提出“心即理”的重要观点。
他担任县令时，展现出卓越的治理能力；平定江西、南赣的盗匪之乱，又遭遇宁王叛乱，但他都能从容应对。
然而，他的一生并非是一帆风顺，也历经诸多坎坷与波折。
本次，董平教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王阳明的生平及思想主张，让我们一同领略阳明心学的博大精深。
1
“求是”是阳明心学的核心
“求是”二字源自何处？就来自王阳明。
王阳明精神，他可能是连接中国古今的关键人物之一，因为他坚持“求是”的精神。
作为大学教授，我所讲授的不仅是王阳明的学问，还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
我希望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方式，基于两个基本点：
一是，必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历史渊源，这是根本所在。
二是必须考虑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结合，以及是否应该与世界文明进行交流与融合。
我们是否应该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功，还是应该追求更广泛的文化交流，这直接关系到企业家和创业者的身份认同问题。
我曾与人讨论过何为企业家，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并没有企业家这一概念。我们有“士”“农”“工”“商”的划分。将企业家归类为“工”，还是称为“商”？
在此，我想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企业家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工商业的成就，而是现代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特殊象征。企业家必须自觉认识到这一点。若缺乏这种认识，我们如何能与美国或英国的企业家进行交流，因为我们的立场和出发点是不同的。
最近提到的一个概念颇为贴切，即“新质生产力”，这正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新质生产力。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我们才有机会与美国、欧洲的企业家进行对话，共同站在人类发展的前沿，是人类利益的公共代表。
关于公共利益的视角，我之所以强调国学的重要性，并非使个人的心胸局限于中国，恰恰相反，国学的研习为我们开启一扇新的大门。
今天我们聚集在王阳明先生的故乡。王阳明的思想与众不同，他所表达的并非是想要颠覆社会上流行的某种观点，而是强调每个人的世界观都是独一无二的。王阳明的一生充满了意外，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出乎意料。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希望你能够设身处地，将自己置于阳明先生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听故事。
其次，当人们回顾往昔，会发现阳明先生在临终之际，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并给出了最终的评价。他所提出的理论或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他个人的生命经历紧密相连。
因此，我们将会发现，王阳明的思想并非仅仅为了阐述价值，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动机和意义。
王阳明先生所倡导的心学，并非源自抽象的理论，而是根植于他个人的生命体验。阳明先生的整个学说体系，实际上是他生命实践的结晶，因此它具有不可动摇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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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思想主张的底层逻辑
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伟人和思想家，当他们达到深邃的思想境界时，应当相信他们能够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贡献。
这种普遍性是存在的。例如，佛教的“四谛”之一说“一切皆苦”，以及“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我们通常认为这是哲学的范畴。
“人不能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而孔子早就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已经意识到一切都在流动，关注到了现象的流变。我们说金、木、水、火、土相互作用构成万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哲学就不完整。
每一个民族在其诞生之初都有其原始的观念和理念。中国最原始的理念是阴阳。太阳升起代表阳，太阳落山则代表阴，这种自然现象的循环体现了阴阳的转换。
阴阳理论的实践表明，其运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具有变化性。
阴极而生阳，阳极而生阴，天地循环往复，日夜交替。现在，若我们设定一个标准时间点，比如中午12点，这仅是人为设定的一个参考标准，是否有一年之中绝对的分界点呢？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道理虽然简单，但绝不可轻视其复杂性。
这是世界初始的秩序。秩序，是存在的方式。不可低估这两个字的重要性。秩序不仅是存在的形式，也是存在的本质。因此，在看似原始简单的阴阳交替中，蕴含着存在与秩序的统一。
中国人早已明确地理解事物存在的本质。只要提到存在，它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展现。阳是可见的，阴是不可见的，但不可见并不意味着不存在。
阴阳相生相克，但其转化并非无序，不可如往昔所言，陷入混沌。混沌必须向有序发展，以展现其内在的秩序。秩序的展现，即是其本质，且此秩序是自然之序，天人合一，不可分割。这就是“道”的真谛。
有人将“道”与“规律”相提并论，我对此甚为厌烦。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并无“规律”一说。“规律”这一概念，是在彻底的唯心主义视角下才得以形成。严格来说，所谓的客观规律是不成立的。
因为“规律”一旦被设定，便不再是客观的；而客观存在的事物，不可能是被规定的。
何谓规律？即被设定的法则。在西方观点下，世界的一切皆为上帝所造。因此，当观察到两种自然现象A与B之间存在稳定的对应关系时，我们便将其理解为规律。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共存被视为一种理想状态。自然界的法则与人类社会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被统称为“道”。这个概念简单而直接。
在自然界中，众多事物之所以拥有名称，实为人类赋予的标签。因此，理解“道”的本义至关重要。它原本的含义是道路，即供人行走的路径，“世上本无路，但行者众，便成其为路”。
关键在于，为何你选择行走在这样的路上，因为这条路能引导你达到既定的目的地。
在这条道路上，行走者、道路本身以及道路所指向的目的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统一还是分离，这引出一个核心问题：为何我们要追求与“道”相一致？若不与“道”相一致，我们又能成就何事？
因此，我们认识到“道”字的含义。这一点在中国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儒家以孔子为代表，强调政治观点的重要性。从国家管理来说，是全体公共生活的制度。
孔子提出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通过法律来规范民众行为，使他们避免犯罪但不感到羞耻，这是儒家治理的两种方式，同样适用于现代治理模式。
责任的运用是管理者引导团队的方式。在探讨管理者的角色之前，必须明确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否属于同一生活共同体。显然，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因此管理者有责任引导他人回归正轨。
当然，也存在不服从引导的情况，甚至在引导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反抗和破坏行为。面对这些情况，管理者必须坚持理性，同时坚定地执行规章制度。
制度是节，礼必有节。这引发我们如何理解“我”与“你”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在物质和情感上相互交流。由此，我们构建了诸多与“礼”相关的概念，如礼节、礼貌、礼物、礼仪。然而，这些都不是一个人的本质所在。
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看，“礼”是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基础。具体制度的表现形式各异，但其核心是社会公共制度。
因此，我们常说的“周公制礼”这一古老概念，指的是周公制定了行为的度量标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逐渐成为了一个固定词汇，其现代含义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并无二致。
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王阳明，他们对于父亲与邻居老王的态度，理应有所区别。是否能将两者等同视之？是否可以一视同仁？答案是不可以。
中国过去的生活是以部落或村落为单位，家庭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然而，在西方，特别是基督教兴起之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述，我们不会说在土地或神明面前人人平等。
家庭中的秩序和管理是我们的生活之本，家族的姓氏是既定的，是必须承担的先天身份。过去人们通过姓氏就能辨识家族，张家的人一看便知是张家的，王家的人一看便知是王家的。
我之所以详细阐述这些，是为了说明古今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中心之间存在的差异。在阳明先生所处的时代，这些关于家庭和身份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他为自己出身的家庭感到自豪，尽管王家并没有太多的财产。
他们家原本位于绍兴的偏远地区，但即便如此，他们仍以家族为荣。后来，家族决定迁往余姚城，属于属于绍兴府。他们住着租来的房子，过着安定的生活。
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中国人历来有向城市迁移的趋势，这一现象至今未变。民间有言，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因此，他从达溪迁至余姚县城，又从县城迁至府城，绍兴即为府城，再后来，从府城又迁至京城，自古以来人们总是这样迁徙。王阳明亦未能免俗，顺应了整个中国的时代潮流。
3
王阳明先生的生平
1.生而不凡
王阳明在余姚出生的那栋楼，并非原本就叫“瑞云楼”。瑞云楼之名，是因为王阳明在此出生而得名。据传，在1472年王阳明出生之际，其祖母梦见五彩祥云送来一个孩子。于是他的祖父便给他取名王雲，以示纪念。因此，附近的居民便将那栋楼称为“瑞云楼”。
后来，由于王阳明少言寡语，一位和尚曾评论说，这孩子很好，只是被点破了。这话恰巧被他的祖父听到，祖父灵机一动，便将他的名字改为王守仁，意在希望他能言善辩。
至于这类事件的真相如何，我们不必深究。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吗？既非必然，也非绝对，原因何在？
孔子曾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孔子当年的意图其实是很明确的。一个人拥有崇高的智慧，足以让他达到某种境界，但要真正守住这种境界，不是依靠智慧，而是依靠仁德。仁和智是统一的。懂得这两者的统一，勇敢地去实践，这叫仁。《中庸》中提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如果没有儒家，或许我们无法像孔子、孟子、王阳明那样，真正富有智慧。孔子讲得很清楚，人应当拥有天下的大志。因此，智慧不是可以简单追求的。不是说有多深奥，也不是说不能表达，而是要理解智慧的真正含义。
什么是智慧呢？一个人若经历丰富，却未能理解智慧的真谛，那么他的经验又有何用？
古人对智慧已有明确的阐述，《尚书》中“思曰睿，睿作圣”，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用今天的话，思是“反思”“反省”。“思”是自我心灵的对内的自我运用，就是今天讲的“反思”。
孟子讲，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反思一下对自己看得清楚明白。“虑”是一种精神和心灵功能的外在应用，称之为，不能称之为“思”。
王阳明讲，我心即世界。一切从心里来的。
王阳明先生不仅是在明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博学的人，在明朝，与他同时代的人中，无人能出其右。
2.年少有为
在王阳明11岁那年，他的父亲金榜题名，所以全家人要一起搬家到北京。此时王阳明已经才气侧漏，据说已经可以出口成章，在北京读私塾的时候，与老师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在课堂上，老师正在授课，而王阳明却在摇头晃脑，做着小动作。老师便向他提问：“你能否专心读书”，他反问先生“何谓第一等事”，也就是说读书为了什么？先生给的回答是，当然是读书做大官了，但是王阳明显然不满意这个标准答案，他马上回答说，自己认为读书就是要做圣贤。
我们通常不提及一个细节：当王阳明与老师争执时，他的父亲恰好从学堂后面经过，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便走上前去给了他一巴掌。
我们常说“三岁看老”，尽管此时他尚未完全理解圣人的教诲，但他立志成为圣人。王阳明的文章好到何种程度，在清朝编纂的《古文观止》中，王阳明有三篇文章入选。王阳明的文学成就在当时与李东阳等文坛巨擘相互唱和，共同推动了明代文学的发展。
3.步入仕途
王阳明三次参加科举，直至28岁才进士及第，这是他步入仕途的开始。正德皇帝登基时，他成为了朝廷中的一员。
在当时，每位新科进士须向皇帝呈递一篇奏章，以陈述自己对于皇权治理的见解。王阳明所撰写王阳明《陈言边务疏》，详细分析边防形势，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建议和策略。
内容涉及军事部署、边防防御、民族团结等多个方面，体现了王阳明深厚的军事思想和治国理念。
几年来，王阳明一直在研读《武经七书》，在书边、书眉随手写满了自己的批注。《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李卫公问答》、《尉缭子》、《三略》和《六韬》。
参照《武经七书》的军事智慧，对照老将军的成功战例，结合自己考察边关的观感，王阳明谋划了一篇精彩的边防战略战术，构成了王阳明所推崇的武学体系。
王阳明广泛涉猎，其学识之渊博，体现中国古代读书人追求的完整人格理想。朱熹学说虽然强调道德修养，但道德的内涵并不单一。在中国文化中，理想的人格是文武兼备，这中国文化所倡导的理想。
在古代，文官与武官虽有区分，但并不如现代这般分明。文人也有带兵之例，如北宋的范仲淹与南宋的辛弃疾，他们均曾领兵作战。王阳明先生在历史上亦有定论，其文武兼备，非同寻常。
4.被贬龙场悟道
像王阳明这样深谙兵法，且在28岁之前便有如此丰富经历者，实属罕见。同时他不仅精通佛教与道德哲学，还修习道教，并在生活事迹中三次运用道教之术化解生命危险。王阳明的成就，实非偶然，而是长期勤奋学习与实践的结果。
王阳明先生在教导学生时，仅传授了四个字：“事上磨练”。这才是真正的阳明心学。
正德皇帝即位时年仅15岁，尚属少年。15岁的少年，正是充满活力和好奇心的年纪，更何况是身为皇帝的他。他渴望探索世界，这本无可厚非。
然而问题在于他将朝廷的事务交托给了谁？太监刘瑾。
作为管理者，我们必须考虑，如果换作自己，又会将这些重要事务托付给谁呢？将事务托付给完全陌生的人，还是托付给熟悉的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正德元年，王阳明因为上书得罪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刘瑾，遭受廷杖之刑。刘瑾少年自阉入宫，太监的身份特殊让他们对男性和女性都怀有怨恨。刘瑾在获得权力后，始使尽浑身招数，怂恿皇帝吃喝嫖赌，厌倦朝事。
刘瑾结党营私，权倾朝野，将反对他的53位大臣一网打尽，制造了“奸党冤案”。此后还发明了一种套在官吏颈上的刑具——枷。他的影响力遍及各个领域，甚至超越皇帝。
古代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天下是皇帝的，但皇帝并非独自管理天下，而是与大臣共治。因此，即使是在皇帝的“家庭”中，如果管理不善，大臣们也有责任提出意见。
此时，王阳明上书弹劾刘瑾，一场冲突随即爆发。这一冲突，最终导致王阳明被廷杖，下诏狱。廷杖，不仅仅是对身体的打击，而是剥夺一个人最后的尊严。
人最宝贵的是什么？不是地位、名誉、金钱，甚至不是生命，而是尊严。中国人普遍认为尊严是最后的底线，廷杖将这种对人的惩罚转变为对尊严的剥夺。
羞耻是人类初始之感。孟子对此有过阐述。孟子提出四种本性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所谓羞恶之心，即羞耻感，是生命尊严的自我体现，此心人皆有之，若有所缺失，则是人类共有的缺陷。
然而，孟子指出，人若明知羞恶之心，明知人之最终尊严至为宝贵，却仍以之为惩罚之由，此乃道德之败坏。因此，在廷杖中，受罚者不仅身体遭受摧残，皮开肉绽，更承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
王阳明被囚禁后，虽未丧命，却身陷囹圄。他在狱中所做何事？他在研习学问，把玩《周易》。即便在极端困境中，被囚禁于锦衣卫的大狱，王阳明先生依然坚持实践其哲学理念。
大家想想，在自己28岁时，完成了多少事务，阅读多少书籍，技艺达到了何种水平？再想象一下，就因为发表了一句真话，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便遭到了停职，从刑部主事发配到农场。
我也非常理解王阳明先生，他不是不想，他肯定想过逃跑，他本可以“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但他考虑到他的父亲，还是前往龙场。
正德元年到三年间，刘瑾听说王阳明还活着，也多次派杀手暗杀。终于在正德三年，王阳明到达龙场。
龙场是个驿站。明朝初年贵州出现了一位奢香夫人，奢香夫人设立了龙场九驿，总共有九个驿站，连接起贵州和中原。
王阳明先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那里，当时的驿站一片荒芜，一无所有。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度的物资匮乏、上级官员的凌辱，生死之间几乎命悬一线，把王阳明逼到了生命的绝境，对他来说，这是生命的炼狱。
人生艰难处，便是修心时。不过，我们不能因为他超越了苦难，就去歌颂苦难本身。
初至该地，他面临无处安身的窘境，即便抱有伟大理想的人，也需先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起初，他不得不自行搭建简陋的棚屋以栖身，但即便如此，他所造之棚屋也无法满足基本的居住条件，低矮又潮湿。
贵州地区本就潮湿多雨，加之棚屋条件恶劣，实在不宜居住，随后，他因病痛缠身，身体状况堪忧。
他四处寻觅，最终发现了一个地洞，一个向下延伸的洞穴。尽管洞穴向下，但至少可以遮风避雨，因此他便迁入了那个山洞。并非王阳明偏爱山洞，而是时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他在那里忍受着病痛，诵读《易经》，因此给此洞取名“玩易窝”，并作《玩易窝记》。后来，王阳明提出，若研读无法深入，便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持之以恒的研读，才能有所成就。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四处游历，最终在龙场东侧发现了一处更为适宜的地点。当地居民称之为“东洞”，因其位于东侧而得名。他发现此地相较于其他地方更为干燥，因此他决定离开原先的居所，迁至东洞，并将其更名为“阳明小洞天”。
解决住宿问题，第二件事就是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王阳明曾提出，土地应由自己耕作。
当一个人成为官员后，他可能会拿起锄头种菜，这被视为一种养性的方式，但这同样反映了一种态度。以陶渊明为例，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自定其志。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他真的依赖耕种来解决生计问题，毕竟“草盛豆苗稀”不能称之为种地，也许仅仅是一种态度。
王阳明先生在龙场种植庄稼，却是真正为解决粮食问题。看看他在农场所作的诗，便能明白他的用心。他与当地百姓关系融洽，百姓赠予他许多食物，他对当地百姓深表感激。
对于当地百姓的语言，王阳明先生可能听不懂，那王阳明是如何理解他们的？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语言是否是唯一的方式呢，这正是我们需要探讨王阳明的原因。
经过数月的居住，当地居民对他的印象逐渐转好。尽管他与本地居民在语言上存在隔阂，但居民们普遍认为王阳明为人正直。因此，他们不仅为他提供了粮食，还赠予了房屋。他迁出了山洞，当地人为他建造房屋，还帮他建立了龙场书院。
王阳明先生后来开始讲学，他在阐述大学之道时，强调了“在明明德”和“在止于至善”的重要性，更强调了“在于亲民”的重要性，他坚持认为，实践比理论更为重要。他反对空谈，坚持实践，这正是王阳明心学。
“亲民”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观念，而是王阳明实际践行的新征程。他跟老百姓打成一片，与民众达成了共识，还有许多今天我们不可言喻或难以描述的事务，这正是王阳明心学。
阳明先生曾提出一个问题，即在特定环境下，富贵、声誉、社会地位乃至尊严是否真的重要，以及它们是否值得我们付出代价。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王阳明先生在人生旅途中也遇到了。
这件事写在《瘗旅文》，收在《古文观止》。那一年的冬天，贵阳特别寒冷，还下着雪。他看到地面上有三个人，一个年长，一个中年，还有一个年纪更小，是一名从北方被贬的官吏带着一个儿子和一名仆从。
他猜想他们是否也像自己一样，为了官职、为了利益或为了其他目的而来。在如此寒冷的天气下，他们究竟会得到怎样的结果？
第二天中午，老人倒下，另外两人在哭泣。不久，儿子倒下，仆人在旁边哭泣。到最后，仆人也死去。王阳明亲自处理了这三人的后事，并撰写了一篇悼文，这篇悼文至今仍被人们铭记。
可以想见，饱受三年摧残的瘦弱的王阳明捶胸顿足的悲伤和引吭痛哭的模样，他在哭来自北方的人，同时，也在哭自己。
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生命，在王阳明面前逝去，安葬之后他撰写的墓志铭提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观点。他认为自己所埋葬的不仅仅是这三个人，也埋葬了他自己。
那一刻，他还在思考“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思考着明日的意义，但在埋葬自己之后，王阳明每天默坐，悟到“心即理”这一心学命题的根本觉悟。王阳明的悟道描述得非常神秘，实际上，他所悟到的是这三字的真谛。
王阳明曾亲口讲述，自12岁起，他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致力于追求卓越的学问，探索圣人的道路。无论是东方的“格物致知”，还是西方佛教的哲理，都曾尝试，然而除了损害自己的身体外，并未取得其他成就。
最终，在龙场这样的场合下，名利、地位似乎都失去了意义。生命本身的意义何在？死亡就在眼前，但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遭遇如何境遇，他始终不放弃他做圣人的想法、信念和志向。
因此，他所悟到的，就是“心即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成为圣人的根本就存在于我们内心，而非外在的知识。虽然外在知识并非不重要，但它并非成为圣人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
只有心能悟，悟就是“吾心”。吾、我、己，三个意思不同。唯独“吾心”才是悟，真正作为你的才是悟。
这正是孔子所言“吾不与祭，如不祭”，“吾”是本真之我。如果“本真之我”不能亲自参与祭祀，那么这种祭祀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和效果，就如同没有进行祭祀一样。
心不在焉，任何行为都失去了意义。心不在焉，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唯有心志坚定，才能真正展现自我。对此，我深信不疑。
王阳明所倡导的“良知”，其意深远，“良知”是人的终极追求，此言一出，足矣。王阳明并未言及“真我”的缺失，也未言及“真我”全为恶。相反，他强调了“良知”的可增长性。
王阳明的悟道不宜轻率讨论，因为王阳明悟道之深奥，鲜有人能阐释得当。即便是王阳明本人，声称自己已悟，其真实性亦需审慎评估，这关乎一个严肃的议题。
《坛经》中记载了这一故事，以及神秀与惠能的偈语。惠能的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惠能在说出这四句话时，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开悟？是懵懂自然地，还是有人认为他开悟了？是弘忍大师认为他开悟了。
因此，是否开悟，并非仅凭个人宣称，而是需要通过师父的明悟行为来判断，这便是“以心印心，心心相印”的含义。
那么，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时，是否有人为他印证？如果没有，他如何能说自己的悟道不是人为造作？
他从一开始便清楚这一点，王阳明的弟子们也深谙此道，历史记载便是证明。
实际上，在悟道时发出一声惊呼之后，王阳明随即恢复了平静。随后，他投入了数月的时间，利用自己自幼熟记于心的知识，详尽地融入到他的回忆之中，并撰写了一部名为《五经臆说》的著作。
为何会有“臆说”？原因在于他基于记忆而未对相关资料进行核实。他完全基于个人的敬仰之情，由始至终致力于这部书的编撰。然而，当被问及为何要撰写此书时，王阳明意欲借助自己的所学，从圣人那里寻求验证。
五经即为圣贤之言，圣贤的言教，圣贤的教导，圣贤的道义，三者相辅相成，道义蕴含于六经之中。
圣人若在人世，道则随圣人而存；圣人一旦离世，道则内化于人心。王阳明发现，自己所思所想所悟的，没有不在圣人之道，无不与本性相契合。自此开始探索圣人之学，即心学。圣人之道，吾心吾性自足。于是，他公开在理论上宣布与朱熹分道扬镳，并得出结论。
遗憾的是，《五经臆说》现在已无法见到其完整版本，而在当今王阳明学派中，其思想产品依然得以保留。
“龙场悟道”确有其事。所谓“龙场悟道”，实乃阳明先生深入思考，并将其转化为圣人之学的新解释，从而促成了阳明心学的重新构建。自“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对《五经》进行了重新诠释，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对圣人之学的重构，此即所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5.贵州学政
一位来自四川的官员席书，在前任离任后，赴贵州担任按察提学副使（备注：相当于贵州教育厅厅长）。抵达后，他参观了贵阳的文明书院。他两次前往龙场，先是向王阳明咨询问题，同时也有探查对方学识之意。
当他第三次访问龙场时，席书建议对方前往贵阳文明书院讲学。王阳明先生在贵州的文明书院宣讲了“知行合一”，因此王阳明在文明书院的讲学，标志着阳明心学的正式诞生。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开始传播自己的学问，阳明学因此诞生。然而，我们不应仅将贵州视为王阳明的福地，也不应认为阳明学仅在贵州诞生。
王阳明在龙场居留历时三年，正德三年至正德五年。若以月份计算，王阳明在龙场实际居留了二十六个月。
6.平定江西
在我国古代，最低的行政级别便是县令。王阳明便是从担任县令开始，首任职位为庐陵县令。庐陵即今江西省吉安市，庐陵县虽为山区小县，却也出产过重要物资。
王阳明担任县令8个月期间，断案是其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古代中国长期奉行小政府治理理念。
古代中国政治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其中西周时期，周天子以天子之尊，代天牧民。《管子》中亦有牧民篇，反映了古代游牧生产方式的整合与诸侯共治天下的理念。
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代表天子管理牧民，诸侯与天子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共同管理天下的关系，诸侯国的国君实为天子在地方的代表。这就是过去所称的封建制。
最初封赐的土地多达四十三个，由此，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国家。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出发，若能深刻理解这一道理，则上述几个概念便能融会贯通。
随后，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度，天下地域皆归中央所有，确立了中央集权体系管辖的原则。郡县制可比作三角形结构，天子居于顶端，位于中心。
中国古代政府架构，自秦朝建立至汉朝沿袭，不过短短十五年，但其影响深远。秦始皇作为首位皇帝，其统治并非仅限于秦国的历史，而是涵盖了秦统一六国之后的整个历史时期。
汉高祖基本上承袭秦制，而汉惠帝时期开始有所松动，废除禁止民间藏书的禁令，标志着秦朝焚书坑儒政策的终结。文帝与景帝之后，政策进一步放宽，不再对民间事务进行严格控制，而是专注于政府应当承担的基本、重要和根本的职责，百姓得以自行组织和管理自己的生活。
关于政府规模的讨论，显然并非无政府状态。秦始皇时期可视为大政府的典型，而到了汉代初期，政府规模相对较小。若从制度角度分析，西周时期，实际上是一种联邦制，形成天下统一的共同体。不同国家通过协作，共同构成了一个天下共同体。
秦始皇推行的郡县制，将天下视为皇帝个人的私产，通过层层下派来管理地方。
到了汉代，特别是在文景之治时期，政府规模有所缩小，但并非因为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国家财政基础薄弱，缺乏足够的积累。因此，他们认为百姓能够自行管理。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治理，到了汉武帝时期，大约经过了八十年，国家发生了显著变化。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时代经过七八十年，必然会有重大变革。
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与民力均有所积累，民众生活显著改善。对外关系方面，由于初期军事力量不足，汉朝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建立婚姻联盟。中国历史上，与外族的关系一直错综复杂，从未间断。
中国人具有强大的文化观念，但种族意识并不显著，这在世界文化中颇具特色。中国文化身份的坚持远比种族特征重要。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粮食储备充足，甚至出现陈粮积压的现象。古代衡量财富的两大指标为金钱与粮食，财政部与户部分别掌管。户部重视人口，认为人口众多是财富积累的动力。
王阳明所遭遇的问题，正是中国古代制度的弊端所在。汉代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以及王阳明后来遭遇的宁王之乱，均源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冲突，两者难以融合，形成两个不同的体系。
王阳明从庐陵县开始为官，正经历着边缘地带的艰难。
古人持有这样一种基本理念，民众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民众明白如何自主生活，会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各种合理手段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不设立不必要的限制，如禁止捕鱼等，他们自会找到解决之道。
在古代，官员的职责并非是日以继夜地忙碌，而是确保百姓生活安定，社会和谐无争。一个地方治理得当，意味着百姓安居乐业，诉讼案件稀少，即便监狱存在，也鲜有人被关押。
在这样的环境下，官员们才有余暇从事文学创作，留下许多千古流传的诗文。
但王阳明到达庐陵县令后，面临的第一项挑战是他发现社会不公之事频发。王阳明审视后发现，这些案件多为琐事，民众好讼，风气粗野。
于是，他发布公告，不再受理无关紧要的案件，强调在共同生活的地方应相互团结，相互帮助，“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鳏寡孤独废疾，社会应承担，此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之义。这一理想，比西方任何文明提出得更早、更全面。这不是源自西方，或仅是熟人社会的特征。
王阳明先生昔日向民众阐述的言论，是否产生了效果？确实产生效果。我们往往对普通百姓持有偏见，认为他们难以理解或不易服从。实际上，百姓是通情达理的，只要将道理向他们阐述清楚，他们便会听从。
王阳明注意到庐陵县作为山区县城，尽管规模不大，但仍有富户存在。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当地百姓经常受到土匪的侵扰。土匪行动迅速，百姓往往难以及时反应。因此，王阳明开始实施一种古代制度——保甲法。
王阳明先生对西周时期已有的保甲制度进行了创新。保甲制度将几户人家组成一个甲，这种居住模式源于古代的井田制，每个居住区形成一个生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邻里之间相互帮助，共同抵御外来的侵扰。
因此，每个小组不仅是生活上的互助单位，也是共同防御的集体。
王阳明先生灵活运用并实践了这一制度，其影响延续至今。其核心在于不将矛盾上交，而是由当地居民自行管理，这一经验至今仍在应用，即“网格化管理”。将群众整合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共同抵御风险的力量。
为了防止庐陵县遭受劫掠，王阳明先生采取了区域化管理，实行五户一组的自我管理与联防联控。这种自我管理和协同防御的手段，无论是称作联防还是协防，都显示出了显著的成效，盗贼再未得逞。
王阳明先生面临的第三项挑战则是庐陵县爆发的流行病。王阳明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包括环境消毒和隔离措施，禁止居民相互走访。同时，他组织医生和药物，为居民提供预防性治疗，迅速控制了疫情。
一个人的学识广博是一回事，而他如何运用知识则是另一回事。王阳明可能不是医学专家，但他能够组织起懂得医学知识的医师，共同应对疫情。
当庐陵县发生火灾，整条街道被焚毁时，王阳明先生不得不介入，进行灾后重建，并对庐陵县进行了重新规划。他规定南北两侧的房屋必须各自后退三尺，以确保马车能够自由通行。
每家房屋与邻家之间必须建造一堵砖墙，作为防火墙。同时，对房屋的高度也进行了限制，通过实验确定，成年男子能够将水抛起的高度即为房屋的最高限度，不得超出。
王阳明庐陵县的治理过程中，遭遇了土匪的袭击、疫病的流行以及火灾等突发状况，这些事件均出乎他的预料。然而，他总能妥善处理，展现出其卓越的治理能力。
庐陵八年，离任之际，全城百姓皆来送别，体现了其亲民的政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