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京平：特朗普为什么非得把经济全球化和美国国家利益对立起来？

国家利益优先与经济全球化

国家领导人为本国民众着想，将“国家利益优先”作为执政的首要原则并不新鲜，更无不妥。因为这本应就是国家领导者治国理政的首要遵循。但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这一原则时，却将其与经济全球化尖锐对立起来，甚至提出，“为保证美国利益优先，反对经济全球化，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上述理念和口号看似不着调，但确有众多追捧者。特朗普成功当选本身、英国“脱欧”公投成功、意大利公投修宪失败等一系列所谓“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均是例证。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认真厘清“国家利益优先”与“经济全球化”二者的关系，提出正确对待和处理的思路十分必要。

为了讨论问题方便起见，首先明确几个相关概念。一是经济全球化。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劳动（力）、技术、商品与服务市场等，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二是自由贸易（有时也称国际贸易）。所谓自由贸易是指，不人为设置贸易壁垒，特别是政府不设置贸易壁垒，让商品与服务在国家之间，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进行自由交易。三是国家利益。所谓国家利益概念比较宽泛，有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众多方面，鉴于本文主要讨论有关经济问题，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国家利益优先时，主要指向经济利益，如，特朗普就职伊始，就签署了废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行政命令，宣布‎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多次扬言要对一些准备在其邻国墨西哥办厂的公司进行报复，向中国等国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等等；而且，国家的整体利益主要体现在经济利益；因此，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将国家利益范畴局限在国家经济利益。在此狭义定义下，国家利益是指该国全体国民的总体福利。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不难看出，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子集；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先导。本着由浅入深的原则，我们先讨论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关于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基本结论是：理论推导和发展实践均已证明，自由贸易可以增进国家利益，并不妨碍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因此，将二者看成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是完全错误的。为国家利益而反对自由贸易，不仅不能达到增进国家利益的目的；适得其反，还会损失国家利益。

经济学理论早就告诉我们，一般情况下，自由贸易有益于贸易参与各方。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作了精辟归纳：国际贸易能够发挥参与贸易各方资源的互补作用；发挥参与贸易各方的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促使专业化分工，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参与各方的整体利益。

人类的实践也证明自由贸易有助于经济发展，有助于参与贸易的各方。人类相互间的贸易，无论是早期农民之间的物品互换、集市贸易，还是一个国家不同区域内或区域间的贸易，再到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均是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推动演变的结果，一旦出现便无法逆转，并始终蓬勃向前发展。2014年，全球货物贸易（以出口计，下同）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达24%左右，如果再加上近5万亿美元的服务贸易总额，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占GDP的比重则可达到30%左右。全球贸易量的增长速度也往往要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如，2005—2015年国际贸易量增长速度为5%左右，是经济增长速度的2倍。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自由贸易能够提升参与国家的整体利益，但确实也可能会使参与国家部分群体利益受损。如，当一国通过自由贸易进口钢铁时，该国的钢铁企业无形中多了竞争对手，有可能会导致利润下降，甚至破产，造成钢铁工人失业。这些企业和失业工人即为该国利益受损群体。

与此相关，也有人担心，自由贸易弄不好会伤及国家的长远利益。如，一旦外国企业通过倾销先占领本国国内市场，然后再利用垄断地位来获得垄断利润，则从长远看，国家的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失。其实关于获取垄断利润的问题，很容易防范和解决。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想通过倾销形成垄断，已经十分艰难。只要进口国引进足够多的进口供应商，形成竞争格局，则国外企业通过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的企图便可不攻自破。

总之，自由贸易可能会使参与国家部分群体利益受损，但从总体上看，不但不会影响国家利益，而且有助于增进国家利益。

为了借用上述已经十分清楚的“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的结论，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我们不妨先研究一下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自由贸易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关系是：自由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子集和先导；经济全球化是自由贸易的延伸与拓展。根据我们的定义，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劳动（力）、技术、商品与服务市场等，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商品与服务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贸易。如果我们将劳动（力）与技术（包括专利等知识产权产品）也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商品与服务，则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也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易，即自由贸易。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情况较为复杂，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非金融类投资，主要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包括国外直接投资（FDI）和到国外直接投资（ODI），本文有时也将该类投资称为外商直接投资；另一种是金融类投资，投资的对象是金融资产（产品），即一种以凭证形式存在的信用权益，如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基金等证券投资，银行借贷等，这些资金并不直接投资于生产活动，只有在转移到相关企业（或自然人）手中之后，才能投资于生产活动。因此，是一种间接投资。

对于前者——国外直接投资（FDI）与到国外直接投资（ODI），笔者有论文已经证明，它是商品和服务进出口贸易的延伸。主要结论是：1）外商直接投资一般都要与进出口贸易相伴随。2）外商直接投资使商品贸易的范围得到大大拓展，既包括最初意义上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也包括劳务、技术、管理服务等贸易和资本贸易。3）外商直接投资使国际贸易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一是使国际贸易由一次性变为多次性。如，外国投资者对于投资收益的处置往往会采取再投资的方式。另外，除了投资时伴随的进出口贸易外，还可能有其他新的商品进出口贸易关系。二是外商直接投资使与一般商品进出口贸易相伴随的货币流（进口方支付货币，出口方收到货币）被投资项目所拥有的永久利益（或说产权）的确认所代替。这是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本质区别。

对于后者——金融类投资，由于是间接投资。在国家之间的流动更为复杂，有其特殊性，需要进一步认真研究。但从总体上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也有利于提高使用效率，增进全球福利。因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的效率，要大于仅仅在一国范围内进行配置的效率。就如数学基本原理所说，总体最大值一定会大于或等于局部最大值。当然，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和易于流动性，对于资本净流出国家和行业，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造成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及国家内部不同行业的收入不平衡等问题。

综上所述，由于经济全球化是自由贸易的拓展和延伸，只是在金融类资本流动和配置方面，与自由贸易有所区别，因此，借鉴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关系的分析结论，我们不难给出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即，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较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复杂一些，从整体和长期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人类文明进步和增进全球各国利益。

但经济全球化也确实会使一些国家，有时甚至是整个世界的利益受损。主要表现为：第一，与自由贸易一样，经济全球化可能会使一些国家的部分群体利益受损。如，此前所分析的钢铁企业及工人。第二，可能会引发同一国家不同群体收入不平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例如，从总体上看，由于金融资本的灵活性，会在经济全球化中得利更多一些，金融资本及从业人员收入相应也会高些；而实业资本因流动性差，得利会相对少一些，实业资本及从业人员收入，可能会低些。类似地，不同群体相对收入水平会发生变化，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第三，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利不平衡。有些国家得利多些，有些国家得利少些。一些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对资本吸引力大，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资本，因而发展速度会快些，得利会相对多些。而相反，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由于要素成本较高，对资本的吸引力会差些，发展速度也会慢些。因此，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差距。第四，需要有国家为经济全球化公共基础平台进行投入。如，国际金融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与维护（国际仲裁机构等）；重要航线（道）的建立与维护等等。这方面的投入主要来自大国和发达经济体。第五，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全球化有一些难以掌控的因素，容易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回顾近代几个大的金融危机：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等，无不与资本的无序流动和过度膨胀有关，对人类造成重大损失。当然，这些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不是经济全球化，而主要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金融界和各国对金融创新的放纵，对金融监管不力。

此外，在许多国家选举政治环境下，利益受损集团的游说能力太强，而获利集团的游说力度则相对较弱，甚至几乎是不游说，也影响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正确认识。以反对钢铁进口为例，利益受到冲击的钢铁企业会由行业工会出面，通过罢工、游说决策者等强有力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迫使决策者形成有利于保护本国钢铁行业的贸易保护政策。而大多数因钢铁进口受益的公众——享受国际贸易带来的整体福利改善、享受因本国减少钢铁生产污染带来的环境改善等，则因过于分散、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带来的利益损失是间接和渐进等原因，而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利益诉求表达。这样的游说力量对比，显然是钢铁行业的声音更为强劲。政治家为了化解社会矛盾，为了选票，无论是否知道国际贸易总体上有利于本国，也要选择出台贸易保护政策，限制钢铁进口！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经济低迷、失业率高启、国内社会矛盾尖锐时，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的倾向往往就更强。

正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世界上经常会出现一些逆全球化思潮或倾向。贸易保护主义是传统的表现形式之一。投资保护主义，即对外资的疑虑增多，对外资的安全审查趋紧，采取新的内向的产业政策等则是新的表现形式。

其实，尽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从整体和长期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和人类发展，有利于增加全球及世界各国的福利水平。而且，从辩证角度和道义的高度看，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可以理解和容忍的。如，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不仅在全球化时代如此，在一个封闭经济体内也会发生，所谓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的划分，便说明了这种变化。关于国家之间相对发展水平差距缩小问题，作为先发展国家应该理解和支持后发展国家的加快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使世界各国能够共同进步，共同分享人类文明成果。先发展国家要阻挠落后国家的追赶是令人不齿的强盗逻辑。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所说：“我们有幸生在正确的国家的人，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减少世界上的贫穷和疾病”。关于为经济全球化公共基础平台建设投入或买单的问题，各国应以能够为国际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做出贡献为荣。而不应只想“搭便车”。退一步说，各国至少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共同负担方式解决问题。关于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或金融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也并非本质问题，关键是监管，特别是全球范围的共同协调监管不力。正因为如此，有时（包括当下）、有些国家出现反全球化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因此而丧失对于全球化的信心。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始终未变，一直是在螺旋式地向前发展。

当今时代，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信息化、老龄化、绿色化（清洁化）的特点。这些特点表明，未来世界发展更需要经济全球化。

首先，信息化（包括网络化和数字化）为我们造就了一个互联互通的大数据时代，便利了全球化。从早期巨型计算机作为唯一的电子化数据获取和处理工具，到PC机和笔记本电脑的普及，再到今天的智能手机、谷歌眼镜等穿戴型数据终端，以及形形色色的数据传感装置，人类正在将物理世界、生物世界和大千世界万事万物数据化并加以存储；加上数据处理的能力大大提高，数据化已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一个全面深入映射现实世界的数据化时代，即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在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的背景下，全球化，特别是信息资讯的全球化已经无法阻挡。跨境电子商务、跨境服务贸易、跨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等迅猛成长，资本的跨境流动更加安全便捷，凡此种种，使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更给力。以跨国公司为例，它可绕过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通过在投资国直接生产产品而实现出口的目的。如，大众汽车在中国沈阳和上海的投资均已达到德国向中国间接出口汽车及其零配件的目的。

其次，老龄化逼迫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全球老龄化程度正日趋严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时，为“老龄化社会”(Ageing society)，达到14%为“老龄社会”(Aged society)，达到20%时为“超老龄社会”(Hyper-aged society)。目前，日本老龄化率已为25%左右，进入“超老龄社会”；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在20%左右（如，德国、意大利等均超过20%），处于“超老龄社会”的边缘；加拿大、美国、俄罗斯等国的老龄化率为15%左右，达到“老龄社会”的水平；中国老龄化率也已经达到10.8%。随着全球老龄社会的到来，以及人力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国际贸易及经济全球化不但必要，而且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唯一解决之道。一些老龄化国家的移民政策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

第三，绿色化也呼唤着经济全球化。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绿色发展正在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要更好地保护环境，实现绿色发展，同样需要靠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全球的各种资源在逐步减少，人类已经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浪费。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环境保护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各国都不希望严重污染环境的产品在本国生产，而是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取。然而，地球的环境是人类共有的，环境保护是全人类的事业。我们只有通过节约、高效使用资源，才能更好地保护资源。而国际贸易和全球化正好有利于此。另外，为了使高污染行业的生产和相关产品贸易能够维持在合理的水平，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选择合适生产地点的同时，可以对环境污染产品的使用征收重税，以对生产国给予高额补偿。

总之，时代发展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经济全球化仍十分必要。

以上分析表明，尽管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和金融的全球化，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及风险，但从整体和长期看，经济全球化有助于人类文明进步和增进全球各国利益。而且，从时代发展的特征和趋势看，也需要利用经济全球化来应对各种挑战。因此，面对经济全球化，正确的抉择和应对之道是：明辨是非、周知天下，兴利除弊、因势利导，抽肥补瘦、共享成果。遵循发展规律，把握和顺应总体趋势不变，螺旋式发展的大逻辑，共同努力，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向前发展，使之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第一，明辨是非、周知天下。要通过理性分析和讨论，认清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有助于人类文明进步和增进全球各国利益的主流和本质。尤其是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应该积极阐明和传播这一理念，引导大众看清问题的本质。为经济全球化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对于政治家而言，在竞选期间抛出一些鼓舞人心的口号可以理解，但在施政过程中，还是要真正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优先，以包容的心态看待问题，把握发展大势，顺应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

第二，兴利除弊，因势利导。切实解决部分利益受损群体问题，防止资本过度外流，防止金融资产泡沫化，对于顺应时代潮流，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关键要在分析具体原因的基础上，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简单地采用贸易保护主义和反经济全球化的措施，则显然是用错了药。

一是国家利益优先应该是全体人民利益优先，而不是部分群体利益优先。而反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虽说直接保护了部分群体的利益，但却会降低国家的整体利益，不符合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

二是在既有格局下，无论是反对经济全球化，还是舞动贸易保护主义这把双刃剑，均会导致两败俱伤或多边皆输。全球25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既有格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经把世界主要经济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已无法回到原点，从零开始。据美国劳工部统计，2007-2015年期间，在美国工作的移民工人数量已经达到2630万，占同期美国劳动力总人口的15%。另外，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2016年，货物贸易总额已达5196亿美元，服务贸易额也超过1000亿美元。一旦美国对中国舞动贸易保护主义之剑，中国势必被迫回应，贸易战的结果定是两败俱伤。不仅贸易会下滑，经济也会随之下滑。由此又会造成世界经济下滑，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两国经济。不仅损人不利己，甚至会坑害自己！两国之间经贸关系如此，多边经贸关系亦然。

三是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不仅在经济上得不偿失，在道义上也会陷入被动，受到谴责。做好本国的事固然重要，但孤芳自赏、自我孤立，与各国对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弄不好“去全球化”的同时，也会 “去本国化”。欧洲老牌世界领先国家兴衰的历程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积极正确的做法是：坚定地支持自由贸易，建设性地推动经济全球化，通过自由经贸往来和经济全球化，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争取国家整体利益提升，把可供分配的“蛋糕”做大。与此同时，加大向利益受损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资金补贴、转岗培训及再就业机会等，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至少保证其生活水准维持在应有的水平，以共享自由贸易带来的整体利益红利。   

惟有兴利除弊、因势利导，遵循发展规律而动，方可健康长久发展。逆规律而行，则只能自吞苦果。

第三，共同努力，加强金融监管。加强全球协作的金融监管是减少金融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防止诱发金融危机的关键所在。目前，有些国家为了本国的利益正在试图放松在抵御金融危机中制定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这是十分危险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经济发展的事实说明，强有力的全球协作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风险，发挥金融作用的重要保障。世间之事，往往欲速而不达。透支形成的欠账总是要归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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