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和政治倾向保守，国际秩序发生转变。美国不再愿意为全球化买单，欧洲内部也出现分裂，中国能否成为新秩序的领导者？
对此，本文作者分析了当下全球化的困境，并提出重启全球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方案。本文发布于《外交事务》七/八月刊，作者胡祖六为春华资本集团的创始人和主席，作者迈克尔·斯宾塞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威廉R.伯克力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在本文中，作者指出，虽然目前全球化面对着巨大的挑战，但是也不应因此悲观地认为全球化时代即将结束。与此同时，虽然目前欧洲和美国表现出内向化的倾向，但作者认为，中国尚未成长为足以取代美国的力量。除此之外，作者强调，在当前的背景下，如何改革现有的全球化模式使之更加可持续化，已经成为各国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战后的几十年里，许多国家都有着同样的基本经济图景。各国主张国际机构支持下日益开放的货物和服务贸易体系，允许资本、公司以及较小范畴上的人口进行自由的跨界流通，并鼓励数据和技术的迅速传播。在贸易扩张的同时，全球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提高，成千上万的人口脱离了贫困。
时至今日，全球化经济的每个方面都遭受着攻击。针对自由贸易和资本不受限制的跨境流动的普遍反弹势头正猛。信息自由流动的理想情况与日益增长的对隐私权、知识产权保护和网络安全保护的呼声相冲突。发达国家充斥着强烈的反对移民的情绪，特别是在中东难民涌入欧洲的情况下。同时，在战后几轮成功的多边贸易谈判后，新的协议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世界贸易组织（WTO）自1995年成立以来，尚未完成一轮全面的成功谈判。
去年六月，英国投票决定脱欧，引发了欧盟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与此同时，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宣誓称要保证“美国第一”。特朗普上任的第一个星期就退出了由特朗普的前任策划的12国自由贸易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同时承诺重新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他评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说，这“或许是任何别的地方签过的最差的贸易协定，但毋庸置疑是本国签过的最差的那一个”。目前正在由美国和欧盟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也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谈判双方中都存在强烈的不一致意见。
由于美国失去了促进它作为主导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兴趣，全球化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目前为止，北京正致力于维护一个开放的全球体系。但就目前来看，中国仍很难取代美国成为开放、多边秩序的赞助者。在一个快速、破坏性技术变革的时代，全球的政治家和决策者需要亡羊补牢，推动那些能够保护全球化成就的改革，并解决全球化的缺陷。
△ 勒庞与特朗普
七十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一直稳步加速。 在这段时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国家接受了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 但是政府经常通过设置障碍来控制变革的节奏。比如，一些发展中国家经常推迟向外国开发某些经济部门，以保护所谓的新兴产业，并实行资本管制来避免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虽然发达国家普遍接受这个开放的经济体系的成本，它们也有时会进行干预，以减少交易造成的破坏。例如，里根政府为保护国内汽车行业，对汽车进口施加限制，很大程度上而言并不能称之为成功的尝试。这一举措推动了日本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建厂。
然而，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达国家没有减轻国际贸易和技术迅速变化带来的消极影响。西方公众指责自由贸易下制造业就业下降、收入不平等扩大。在美国中部地区的反贸易情绪帮助特朗普进入了白宫。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等传统的全球化捍卫者，对经济开放的支持正急剧下降。2016年11月，一项YouGov 和经济学人联合发起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相信全球化是一种“好的力量”。
这种态度几乎不限于基层人群。 反全球主义者已经掌权或越来越接近掌权。 他们正在寻找共同目标。英国投票脱欧后一天，现担任特朗普首席策略专家的史蒂夫·班农便邀请了英国独立党的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吉（Nigel Farage）上了他的广播节目。“欧盟的项目已经失败，”法拉吉称，“我很高兴地说，失败是注定的。”“脱欧是一个伟大的成就，”班农说，“恭喜你们。”特朗普在法国最近的总统大选之前表示支持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Marine Le Pen）和她的保护主义议程。
虽然特朗普在华盛顿的不走寻常路总能霸占头条新闻，在欧洲，全球化经济也面临激烈的挑战。英国作为欧洲最重要的资本市场总部，即将退出欧盟；具体条款仍不清楚，但毫无疑问英国脱欧代表着反全球化、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胜利。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地区除了难民危机之外，都倍受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等因素的困扰。
这也加剧了民众对欧洲大陆上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欧洲陷入一个调整机制缺失的失败的经济体系。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仍然很低，以至于无法降低高失业率和高债务水平；在不破坏欧元区的情况下，债务重组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德国和北部其他一些国家来说，欧元汇率与其他主要货币相比太低了，进而导致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但对那些一直不具有竞争力的南部国家来说又太高了。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随着民族主义在整个大陆盛行，诸如增加财政一体化等理性的经济改革不大可能拥有吸引力。但是英国脱欧投票和特朗普的当选可能会唤醒欧洲精英，促使其进行真正的改革。尽管如此，鉴于法国总统缺乏经验，丹麦、德国和意大利各国的选举即将到来，欧洲将继续专注于其内部的政治格局以及可预见的未来里会出现的经济挑战。
在二战后的秩序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多边组织也将努力提供全球领导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难以适应新兴经济体的兴起：美国和欧洲仍然控制着它们，削减了它们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亚洲国家中的信誉和影响力。 然而，无论是特朗普任下的美国还是因希腊债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产生冲突的欧盟，都不可能在未来几年给这些组织投入很多资源。由于多边机构被边缘化，全球经济体系将更容易受到地区和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影响。
同时，早年间对互联网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的乐观态度这一全球化的核心因素已经消失。国家安全局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监视计划，俄罗斯涉嫌网络攻击美国总统大选，“假新闻”兴起以及恐怖组织利用电子通信招募追随者、策划攻击都已经表明，信息技术可以支持全球化的自由经济秩序，也可以颠覆它。互联网
面临的未来比很多人在20世纪90年代设想的更为复杂、受控和分散。在中国严格的规定下，数字长城已建成。它单方封锁了中国网民与世界各地的交流。欧盟对隐私的立场变得强硬，试图通过诉讼限制一些基于脸书和谷歌创建的Web平台的行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政府也可能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信息、数据和知识的自由流动。
全球经济目前的许多挑战都始于新千年间。1999年，欧元启动使用，为欧洲近期的经济困境埋下伏笔。大约三年后，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开放国内
进口市场，全面进入全球经济。同时，自动化和数字技术的经济影响开始加速。
在美国，制造业岗位数二十年来一直下降，但在本世纪初期，下降尤其剧烈：2000年至今，美国的制造业岗位数急剧下降了六百万到七百万。提供可在任何地方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所谓的可交易部门就业岗位数量几乎没有增长，而非交易部门在失业的制造业工人之外，还吸纳了约2500万新进入就业市场的人。 这是一个中等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买方市场，因而，工资水平停滞不前。
多年来，自动化一直在消灭蓝领工作和一些低收入的白领工作。但最近在传感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突破使得更多的职位变得岌岌可危。 在几乎每个发达经济体中，中等收入的工作都在减少，而低薪和高薪的职位正在增加。
各国对此做出了不同的回应。有些国家通过税收系统重新分配财富来减少不平等，扩大社会保障项目等保障措施，加大对教育和就业培训的支持力度。 这些努力已经丹麦，德国和瑞典等国家取得成功。这些国家的劳工团体有强大的议价能力，企业和工会相互信任，个人和企业财富对政治影响有限，平等文化观念占上风。这三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全部低于主要由富裕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一集团的平均水平。
但在上述因素缺位的国家，尤其在英国和美国，收入、财富和机会的差异急剧扩大。政策缺少积极的回应，同时，这些国家中的精英群体态度冷漠。这激起了那些因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而被淘汰的人们的愤怒。
对旧秩序的抵挡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人们一度相信他们的经济困境只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暂时结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怀疑失业和停滞不前的工资已成为经济图景的持久特征。人们反对那些他们认为应对此担责的精英，包括商界领袖，学者和政治体制内人士。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国家正受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震荡，而国家层面的决策者对此无能为力时，他们试图重新获得对自己命运的主导权，重申国家主权。这一点在欧洲表现得最真实。欧洲土地上具体可感的主权侵蚀，尤其是涉及移民的主权问题，深深影响着英国脱欧的投票。即使在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获益的公民也投票赞成英国离开欧盟，认为这样做可以让他们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
随着美国和欧洲的内向化，维护全球化的自由经济秩序的大部分责任将归于中国。 在1月份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重申了中国对全球化的坚守。通过支持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开发银行（前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内的众多经济举措，以及进行大量的海外投资，北京已经表示出对包容、多边形式的全球化的支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无疑将助力塑造全球经济的未来。但目前还不清楚中国能否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化的首要支持者。中国正处于具有挑战性的国内结构转变中。它正从由出口和投资带动的经济转向更有赖于消费和服务的经济，经济情况面临着强劲的逆风，障碍包括产能过剩和企业高债务。即使美国退出其领导角色，中国也没有能力为世界经济提供一个庞大而便利的市场来满足各国出口、深度资本市场，或者建立美联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让华盛顿在几十年里一直维护全球金融体系稳定的强有力的机构。中国最近加紧了资本管制，试图阻止资本外流，
至少就目前回顾而言，是为了防止人民币国际化。
但是，北京对多边机构的支持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一个双边关系架构起的世界可能适用于最强大的国家，但多边主义搭起了一个较小较贫穷的国家也能参与繁荣的大帐篷。如果他们不得不自谋发展，就将会遭受磨难。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已经增强了其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中的地位。尽管美国强烈反对，已有57个国家加入了由中国领导的AIIB ，其中许多是美国长期以来的盟友，如澳大利亚，法国、德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韩国和英国。2017年第一季度，又有13个国家同意加入，其中包括阿富汗、比利时、加拿大。匈牙利，爱尔兰和秘鲁。
但如果华盛顿退缩到双边主义而北京想填补这个空白，那么中国经济必须保持增长，且其他新兴经济体必须加大进入中国市场的力度。在被中止的TPP成员国中，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依赖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是迄今为止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全世界的新兴经济体也是如此。 但如果美国转向保护主义，单靠12万亿美元的中国经济还不足以支撑全球经济增长。
美国的新政府指责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和贸易逆差，并威胁要对美国的一些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实施制裁，如中国、德国、日本和墨西哥。在短期内，美国政府
可能会在例如钢材进口上引入有针对性的关税上涨政策、激进反倾销的惩罚，以及以所谓中国、德国和日本操纵货币为理由而实施的更广泛的贸易限制。特朗普政府也可能会尝试胁迫公司在美国设厂。到目前为止，特朗普除了撕毁来之不易的TPP协议，并大力无差别地批评贸易和贸易伙伴外，已经在避免发起更激进的行动。但如果他在国内的政治议程搁浅，受挫的特朗普政府可能转向更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
政策，并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引发与其他国家的全面贸易战。
但目前还有一个更乐观的情况。税收改革、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放松管制等都是新政府的目标，它们可以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相应的全球经济增长。但要实现这个结果，特朗普必须避免陷入与媒体和法院的那些不必要和分裂的斗争中，必须确保他的政党得到国会支持。与此同时，决策者和其他各国的企业应该心怀最好的期望，但也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