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您呼我！”
在20世纪90年代长达10年的时间里，这句话成为朋友聚会离开之前的一句标准客套话，就像朋友之间见面问“你吃了吗”那么自然。这与当年香港电影里的问候如出一辙，那时我们经常听到的台词是：“大哥，要不要把旺角的兄弟们呼过来。”
“呼我”或者“呼兄弟们”的工具，是一种被简称为“BP机”（pager-beeper）的通信工具，外资品牌的BP机有摩托罗拉，国产品牌有波导。这个一度影响和改变中国人通信、联络方式的媒介性工具，如今已进入了人类的通信史，成了人们回忆的一部分，乃至于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成为一种带有年代标志性的收藏品。
不同于座机电话放在桌上，也不同于“大哥大”或者后来的新型手机握在手里、装在包里，BP机以挂在腰间为“荣耀”，比较讲究的人会在BP机上挂一条金属链条或者爱人手编的丝带。随着一阵“B -B -B”的声音（因此BP机也被称为BB机）和“嗡嗡”的震动，就知道有朋友呼自己，该回电话了，或者是收到诸如留言、天气预报之类的信息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哥大还远远是奢侈品并且家庭座机尚未完全普及的20世纪90年代，BP机就成为通信联络的最高配置，也成了信息革命时代别在腰间的“传奇”，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腰别BP机，手拿大哥大”一度成为一种令人艳羡的黄金组合。
从1983年上海开通中国第一家寻呼台，BP机进入中国，到2007年彼时的信息产业部要求关闭无线寻呼网络服务，BP机正式淡出通信舞台，BP机在中国的生存和运营时间实际上长达24年。但BP机真正流行的时代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也创造了属于它的10年暴利时代。尤其是在1995年到1998年的4年间，全国每年新增寻呼用户均在1000万户以上。2000年是中国寻呼业发展到顶峰的一年，全国寻呼用户达到8400万户。此后，寻呼市场便急转直下，日渐萎缩，并最终退出了中国的通信市场。
但在欧美一些国家，被列为“老古董”的BP机，实际上仍在诸如医疗行业、消防系统等特殊行业中小范围应用。这主要是因为BP机具备成本低、点对点、待机时间长、不易被打扰等特点。一些行业对BP机的部分功能及应用进行了改造，如中国台湾餐饮业的领餐BP机、日本开发的防灾用BP机等，使得BP机迎来了它的第二春，发挥着它新的应用价值。
BP机的诞生
随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逐渐放松了在诸多军事领域的技术管控并向民间开放。比如在1946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就通过审议，为民用无线电服务分配了第一组无线电频率，即居民无线电业务频段。
无线电通信领域的开拓者艾尔弗雷德·格罗斯（Alfred J. Gross）立即嗅到了其中巨大的商机，并随即成立了格罗斯电子公司，于1948年开始批量生产出可以利用这一频段的双向呼叫通信系统。这个新产品实际上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传呼机，它只是类似于如今我们使用的对讲机。当时，这些产品的主要用户为美国农民和海岸警卫队，并一直沿用至今，成为特种行业比如警察、消防、安保等的标配通信工具，而且通信距离在系统基站的支持下也越来越远。
后来，被称之为“无线通信之父”的格罗斯在研究上并未止步，随后一年他就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无线传呼机，简称BP机，英文名叫作pager -beeper。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源于page——小仆人这个词汇。在古代英国宫廷，因为举办舞会或者宴会需要小仆人来回传递小纸条，以此互通相关的信息。BP机就像是为人们传递信息的小仆人一样。
刚刚研发出来的第一代BP机就如同第一代“大哥大”，体积都比较大。后来经过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改良，大规模商用的BP机体型也越来越小，大的和成年人手掌心大小差不多，小的只有一个火柴盒大小，以长方体为主，会有三五个简单的按键。此外，狭窄的显示屏被设计在机身的正面或侧立面，而且只能显示黑白数字、文字等信息，不过后来开发的一些高档BP机可以播放语音。
早期，格罗斯发明的BP机或者同时代由其他企业、个人发明的传呼机都只是单向呼叫，也就是说信息只能由呼叫一方传递到被呼叫方。后来经过技术的改良，BP机内置了无线电发射器，由此诞生出应答BP机和双向BP机。比如甲通过BP机给乙发送一条留言：“某天几点几分在某地聚会”，发送完之后，乙的传呼机就会自动返回一条信息：“已收到”，这样甲就不必再等着乙到处找座机打电话给自己回复确认。
随后，格罗斯在1950年开始对BP机进行小范围的商用尝试。纽约市的医生以每月12美金的服务费试用了他推出的第一套实用性的传呼系统，每个携带BP机的医生可以在以信号发射塔为中心、半径40千米的距离内接收到信号。但当时的BP机并未能够借此实现大规模的推广和商用，只能是“藏在深闺无人识”。在1956年，格罗斯在一个医学会议上第一次展示了他的寻呼机，却遭受到了多数人的冷眼，因为与会者不希望他们在打高尔夫球时被那种“B-B-B”的奇怪声音打扰。
最终，格罗斯未能如愿推广BP机。1962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在西雅图世界博览会上给众人展示了第一套用于个人传呼的商业系统，并取名为Bellboy（带铃的小仆人），从此BP机在美国开始了进一步商业化普及。
“只怪我早出生了35年，如果我仍然拥有那些发明专利，比尔·盖茨手中的财富根本不值一提。”后来，年迈的格罗斯不无遗憾地说道。实际上，格罗斯在现代通信领域，拥有诸多的专利，他不仅发明了寻呼机，而且他也被大部分人认为是对讲机的发明者。但是这一切似乎都来得不是时候，并未能实现大规模的商用，也未能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
后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对类似的事情做过精辟的总结，即“快半步”理论：我们顺潮流而动，略有超前。你不超前，你就没有机会；但快一步，有可能踩虚。所以要快半步，这就能进能退。进，走在前；退，不湿脚。
由此，我们看待一项发明，一方面不能因为它现在没有广泛应用就束之高阁；另一方面更需要切合时代发展的步伐，适时推动新发明、新产品的开发与应用，才能使其实现应有的价值。
实际上，在格罗斯发明对讲机之前的1941年，摩托罗拉公司就生产出了美军二战时唯一的便携式无线通信工具SCR—300高频率背负式通话机。1956年，摩托罗拉公司的第一款无线寻呼机也问世了。但是前者随二战的结束也终结了自己的使命，后者并未重蹈格罗斯所发明的BP机的覆辙，很快在商业推广上获得了成功，得以在全球推广和应用。
2000年12月21日，格罗斯与世长辞，传呼机在全球市场的应用也开始进入衰退期，这是一个巧合，也成为一种宿命。
中国的传呼时代
传呼机在经过10多年的小规模商用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伴随无线通信技术的不断成熟，传呼机通信业务才由美国开始流行并蔓延到了世界各地。
1983年，上海开通了中国第一家寻呼台，BP机由此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最初的BP机是模拟信号，只能单向呼叫，收到信息的用户需要打电话到寻呼台，才能查询到回电的号码或者留言，用户体验非常不好。直到1984年广州开通了数字寻呼台这个难题才得以解决。接收者可以在BP机上看到回电号码或者是其他数字信息。但事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当时的BP机用户还需要人手一本密码本，接收的数字信息必须对照密码本才能翻译出意思，比如“000代表‘请回电’”“999代表‘请复台'”“500代表‘祝您生日快乐’”等等，颇似现在的“谍战剧”情节。
1985年11月1日，北京市电信管理局下属北京无线通信局经营的“126寻呼台”正式开通，后来又开通了“127公共寻呼台”。126是由话务员应答接续的，属于人工寻呼台，而127则是由计算机控制的，是自动寻呼台，这种模式迅速在全国各地铺开。
1990年，国内企业浪潮与摩托罗拉公司合作，开发出了“汉显BP机”。这让用户不用满大街找电话就可以知道呼叫内容，尤其是对此后传呼机突破单一的寻呼功能有了巨大推进。当时，各大寻呼台出于竞争的需要，迅速开通了留言、天气预报、短新闻、股票信息等诸多功能。有的寻呼设备还和家里的电话机相联。电话铃响后如果一段时间没人接，打来的电话就会由寻呼台自动转到寻呼机上，从而让小小的寻呼机功能越来越丰富，用户体验越来越好。
早期中国市场的BP机全是进口产品，品牌包括摩托罗拉、松下、卡西欧等，主要以数字传输为主，只能显示主呼方所留的电话号码。即使如此，BP机虽然不像大哥大动辄就要上万元，但是买部呼机也不容易，不仅要托人走后门，而且要缴纳昂贵的网费等，一台BP机办下来至少要花费2000多元，这不亚于如今买一台苹果手机。所以那时候家里添置的大件，除了电视机、洗衣机、缝纫机和自行车“三机一转”之外，装个固定电话、买个BP机也是家中的大事。
寻呼机真正开始在中国被大规模使用，始于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这有些类似于1987年广州全运会推广第一代模拟信号的“大哥大”，大型赛事无疑是新产品发布和事件营销的最好时机。当时，组委会的不少工作人员是126寻呼台的大客户，126台为赛事提供了专项服务。这之后，BP机成为时尚翘楚，尤其是城市里的年轻人几乎人人腰间都别着BP机，大街上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有事呼我”的客套话。
随后，传呼市场的繁荣，也让传呼台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专业寻呼台号码从3位到7位数不等，如中北传呼95950、联通国信寻呼198/199、广达传呼2025566、邮政传呼9980998、八一传呼5028811等诸多全国性或者地方性寻呼台。此外，寻呼台的创办者除了电信部门之外，还有部队的三产企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等多种机构，体现出了传呼业开放的格局，所以竞争也异常激烈。
那时候，在传呼台工作的传呼员工资要比其他行业高很多，也因为大多数传呼员都是女性，她们的声音婉转动听，引发很多无聊男士拨打传呼台聊天解闷。此外，在1992年的春节，人们开始用汉显BP机传递节日的问候，这应该是中国人在重大节日发短信问候的起源。一些情侣为了省电话费和方便沟通，不再使用数字密码本查阅，于是自己约定了约会暗号，或许这就是今天“521（我爱你）”“1314（一生一世）”有据可考的来源吧。
各传呼台之间的竞争日益白热化，其主要手段就是服务费和传呼机具的价格战，这也体现了中国通信行业的高度市场化。当时有的传呼台服务费较高，入网费100元，数字机一年180元(15元/月)，汉字机一年600元(50元/月)。为竞争用户，传呼台入网费从最初的100元降到50元、30元，直到最后免费入网，服务费也降到了数字机一年120元，汉字机每年两三百元甚至更低。有的传呼台为了招揽更多用户，还增加了发送天气预报、股票信息、新闻等服务内容，一项内容每月服务费2元。激烈的竞争使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实惠，最后所有信息免费发送。
从某种意义上说，传呼台也成为民营企业进入通信行业最早的细分市场。尤其是在1993年9月11日，当时的邮电部颁布了《从事放开经营电信业务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实行的经营许可证制度中，第一项就是无线电寻呼。由此可见，虽然我们的政策总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通信行业早已从10年前第一家寻呼台的建立开始，就在改革的大潮中开始搏击。正是基于政策的鼓励，以及受经济发展刺激的通信需求的快速增长，传呼在中国市场得以全面爆发。
后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995年到1998年的4年间，全国每年新增寻呼用户均在1000万户以上。1998年，中国以6546万部寻呼机保有量跃居世界第一。2000年是中国寻呼业发展到达顶峰的一年，当时全国寻呼用户达到8400万户。但随后就开始全面缩水，根据当时信息产业部统计，到2002年用户数锐减为2500万户，当年8月底，全国寻呼机用户只剩下222万户，而一个月后就跌落到了百万户。这样的大幅“跳水”，让整个行业措手不及，但背后也凸显出中国通信行业已然呈现出巨大的变革。
波导与摩托罗拉的对决
“摩托罗拉寻呼机，随时随地传信息”这句摩托罗拉的广告语与后来摩托罗拉手机的开机语“Hello, Moto”，一度成为中国通信行业的广告流行语。
1983年，当传呼机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中国传呼机市场一直被摩托罗拉、松下、NEC、卡西欧等进口传呼机垄断，而摩托罗拉几乎占据绝大部分的市场。有数据显示，当时的摩托罗拉BP机在中国BP机市场占有率高达70%以上。
在这样的盛况下，1995年，由上海无线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与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合资成立了上海摩托罗拉寻呼产品有限公司，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寻呼机生产和研发基地，年生产能力超过600万台，一度承担摩托罗拉公司90%以上的寻呼机生产任务。
当时，摩托罗拉的销售模式是“大渠道、大市场”，其凭借“大哥大”带来的强大品牌影响力和流量，加上产品的质量过硬、设计时尚，摩托罗拉BP机长时间占据了寻呼机的中高端市场。尤其是摩托罗拉推出大屏幕汉显BP机，被人们称呼为“大汉显”，它突破了其他传呼机显示屏过于狭窄的局限，其显示屏占据了机身正面一半的面积，成为一款经典的产品。这款产品就如同后来苹果公司推出的全触屏手机一样具有革新意义，凸显出摩托罗拉公司在产品工业设计上的创新能力。后来摩托罗拉推出88克重量的翻盖模拟手机，达到了模拟手机的巅峰；再后来到2000年推出A6188手机，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触屏的手机，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手机。这些在手机市场经典的作品，都体现出摩托罗拉强大的创新基因。
在BP机进入中国市场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一直未能看到国产品牌的身影。但并不是说中国在传呼机的研究和创新领域就没有任何作为。实际上，早在196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相关科研机构就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军事侦察用无线寻呼机，代号“317”和“316-2”，可以接收音调信号和话音信息，但是没有显示屏幕；之后在1982年，公安部1129所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警用无线寻呼接收机，代号“1241”，这个寻呼机体积比一包香烟略大，可以接收音调信号和话音信息。但鉴于那时“军民融合”尚未形成机制，军品很难实现市场化推广。
国产品牌的真正市场化则是在1993年，总部在宁波的波导公司研发成功了中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寻呼机，这才逐渐在外资品牌垄断的BP机市场打开了一个缺口。随后在1995年，他们又自行研发成功了中国第一台股票信息机等一系列新产品，在传呼机市场走差异化竞争路线。虽然后来出现诸多国产品牌，但是当时真正能够与摩托罗拉分庭抗礼的只有波导。如今，能够与苹果手机形成对抗的国产手机品牌中，早已没有了当年被称为“手机中的战斗机”——波导的身影。
经过近8年的努力，波导传呼机成为继摩托罗拉之后，中国传呼机市场的第二大品牌。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波导仅1998年一年就生产销售寻呼机102.4万台。但是当波导确立了其国产寻呼机产销量第一的地位时，随着手机的逐渐普及以及国产品牌竞争的日趋激烈，寻呼机的单价很快就从两三千元降至几百元，甚至有寻呼台推出绑定服务年限送BP机的促销活动，就像现在通信运营商存话费免费送手机一样。至今，国产BP机品牌诸如熊猫、厦门中桥、TCL等都已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尤其厦门中桥，当时将诸多卡通形象印在BP机上，还生产了粉色机身的BP机，深受年轻女性的青睐。产品外观根据消费者定位区分，这也是BP机时代的一种产品创新。
今天我们回顾波导的发展历程，不管是在传呼机市场还是手机市场，波导都在中国通信市场的变革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1992年10月，徐立华与蒲杰、徐锡广、隋波4人“桃园四结义”创立了宁波波导公司，开始进入传呼机市场。当波导寻呼机在市场上卖得还很火的时候，身为掌舵人的徐立华如同当年刘永好快走“半步”一样，已然决定实施战略转型和升级，在1999年国产手机项目纷纷上马之时，波导也迅速进入手机制造领域，并在同年9月拿到了手机生产许可证。
当时，徐立华所走的路径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他主动让波导与国企宁波电子信息集团合并，实现了曲线拿证和上市融资的目标。此后，徐立华开始着手打造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这一形象，带领波导率先向国外品牌手机发动反攻。
在1999年，9家拿到手机生产许可证的国产品牌完全是从零开始研发手机。2000年波导生产手机92万台，夺得国产品牌手机销量第一；2001年波导生产手机282万台，销量遥遥领先其他国产品牌手机；2002年波导生产手机700多万台，连续第三年夺得国产品牌手机销量第一。这样的销售业绩，让波导进入国内市场前三甲，排在摩托罗拉、诺基亚之后，列国内市场手机销量第三，为国产手机品牌抢占国内市场份额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此，从传呼机开始，我们就看到了国产品牌在中国通信市场与国外品牌竞争的努力，也看到了诸多品牌的沉浮，以及企业家自身为企业、为品牌、为市场带来的影响力。
消失在时光里
前两年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我昨天去接一位大哥出狱，他当初是因为走私罪被抓，在里面死活不肯透露最后一批货藏哪里，结果被重判了20年。接他出狱之后，大哥一言不发让我开车到郊区，仔细辨认了很久才找到了当初埋货的地方。我俩挖了半天挖出了一个特大号的箱子。大哥看着大箱子全身都颤抖了，紧紧抓着我的手说这批货一出手我们就有钱了，这些年的苦也没白受，以后就能有好日子过了！我俩流着幸福的泪水打开了箱子，满箱全是崭新的摩托罗拉BP机……
这个段子，凸显出了BP机在特定年代的价值，也凸显出了通信行业的变化实在太快了。
实际上，那时人们对BP机的未来从来没有怀疑过。在1998年2月，广东的媒体都津津乐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当时，一家传呼声讯台惠州分公司的营业部，接待了一位不同寻常的客户张先生，他提出要一次性缴足20年的传呼服务费。张先生认为，一次缴足10年台费，可避免寻呼台的服务费涨价。但当时营业部的电脑受系统的限制，不能办理20年台费的预收手续，于是营业部就收取了张先生10年的台费，共计27360元，这样张先生的寻呼机就可以使用到2008年。
无独有偶。2003年南京的一位汤先生，因为经常出差嫌缴纳寻呼台服务费麻烦，就委托朋友帮他缴费。结果朋友一次性交了43400元，按照服务费每月35元，服务年限截止时间居然为2106年。后来寻呼台在2005年停办了，为此汤先生将寻呼台告上法庭，法院认为一次缴纳100年的寻呼费不合常理，且不符合原告的消费习惯，驳回了起诉。
这样的故事背后，其实是寻呼台、BP机用户对通信行业发展判断和认识不到位的一种体现。在很多行业，人们对某一产品的生命周期判断往往如此，科技的不断创新与发展，推动着产品持续不断地迭代更新，但是在迭代的过程中，没有跟上转型升级步伐的产品和企业，也就自然而然被市场淘汰了。通信行业，更是如此。
实际上，早在2000年之后，通信行业已然感受到了传呼业不断萎缩的态势。尤其是2002年5月，《中华工商时报》推出了调查报道《寻呼业真的成为“夕阳”产业了吗？》，根据该报调查的情况，寻呼市场“退市”消息正频频传出：2001年11月份，北京华商寻呼将其1.2万用户并入北京联通寻呼公司；2002年4月9日，北京最大的两家寻呼公司北京华讯集团和北京国讯通信公司合并。国讯公司所属7个寻呼台的十几万用户全部转入华讯寻呼。4月16日，北京的凯奇寻呼和商业寻呼与联通公司签署协议，将两台的2.6万用户并入联通寻呼。4月18日，国内寻呼业巨头——润迅宣布退出广东寻呼市场，广东润迅将通过改号、改频转网的方式转入广东联通，2003年润迅将退出全国市场。
与美国的寻呼市场相比，中国的寻呼市场一直处于小而散的竞争格局，地方性寻呼台多如牛毛，有的寻呼台终端用户只有一两万人。而全美的寻呼台仅有五六家，分享4000万固定寻呼用户群体。
虽然中国的寻呼业在2002年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的整合、兼并，但是业界一部分人对于寻呼业的未来仍然保持乐观态度。当时，北京华讯集团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美国人均年收入10000美元，我国只有800美元，美国至今还拥有4000万的寻呼用户，中国的寻呼行业一定会长时间存在下去，企业必须踏踏实实做市场。寻呼台是靠赚取利润生存的，所以一定要争取最低的成本。
为此，很多寻呼台也在业务上进行了诸多创新，比如与互联网联姻推出了一系列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网上寻呼，他们通过Web网页向寻呼用户提供网业寻呼、网上秘书等服务，并可接收、发送电子邮件。还有的寻呼运营机构开发了股票、交通、车辆救援、美容咨询、家政服务、家电维修等新业务。这些创新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出行+教育+餐饮+服务”等新型商业模式，但是基于传呼机这样的硬件显然无法推动，最终的使命只能由智能手机来完成。
传呼台的这些努力，都没有能够挽留住BP机的用户们。在2007年3月2日，信息产业部公示称，中国联通申请停止北京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8/199、126/127、128/129无线寻呼服务。3月22日，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发出公告，除上海市外，无线寻呼网络在北京、天津、河北等3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全部关闭。
从那一刻起，曾拥有世界上最大寻呼网络和用户群体的联通，彻底退出了寻呼业的历史舞台，也基本宣告寻呼机在中国的通信市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2001年中国市场的BP机开始大幅度降价
消灭BP机的“终极杀手”，是不断降价的手机和不断降价的话费，尤其是手机强大的通信、短信功能，最终成了寻呼机的“克星”。如今，当年别在腰间的BP机，已然成为一种收藏品，让人偶尔回忆起那些年安静地站在公用电话机旁边，等待另外一个收到寻呼信息的人，等他们寻找固定电话给自己回音的浪漫岁月。
但是在其他国家，BP机的生命并未就此终结，而是被挖掘出新的价值，并得到了深度应用。
在美国，有很多医院仍然在使用BP机。这主要是因为医院有很多精密仪器和高端设备，为了减少手机信号对医疗设备的干扰，不少地方都对手机信号作了屏蔽。因此，在美国的一些医院里，管理者仍然为医生们提供BP机，并设立了医院内部系统的服务台。医院或科室有事通知时，可打电话到服务台，服务台会将信息发送到医生的BP机中。如遇到紧急情况，医生也可以随时利用固定电话回复和处理，非常方便。还有一个原因：手机号码属于私人信息，医生一般情况下不愿意将手机号码公开，以免受到不必要的打扰。如有急事时，为了方便医院或病人找到医生，BP机就成了不错的选择。
另外，日本的Tokyo Telemessage公司将BP机应用于地震报警。在2011年发生的“3.11东日本大地震”突显出了现代手机的脆弱——它们严重依赖布局于城市和乡村密集的基站，但是当基站损坏或断电时，手机的通信功能就会丧失殆尽，使得地震情报、救援信息无法传递，这与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手机通信在短时间内瘫痪的情况如出一辙。
但是BP机在这方面却有着天然的优势。由于BP机使用的是280MHz电波，特性是只需要一个中央电信塔，信号就可以覆盖较大区域，且信号对建筑的穿透性好，再加上BP机比较省电（传统BP机待机可达15天甚至更长时间），能持续传递中央气象局的即时警报。于是Tokyo Telemessage公司开始着手研制开发防灾用的BP机相关产品，旨在为日本地方县、市政府单位提供整套防灾和灾后通信解决方案。
Tokyo Telemessage从2011年奋斗到2016年，终于打开了这个特定的市场，且转亏为盈，甚至2019年大城市京都也预定导入这套系统。Tokyo Telemessage为BP机这项老旧科技找到了第二春，再次发现了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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