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 | 郑德高：生态与文化引领的城乡融合发展新场景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规划工作者始终肩负着在实际项目中做出贡献的责任，尤其是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要为乡村场景的塑造创造更多可能性。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不仅关注物理空间的规划，更需重视两个关键引导方向——生态引领和文化引领。在这两个方向的指引下，乡村的整体形象将更加吸引人，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也能通过实践得到切实推动。

从最初对乡村的单一要求，到现在对城乡融合的关注，确实经历了显著的转变。过去常常讨论如何通过工业支持农业、通过城市带动乡村发展，主要侧重于补助和支持乡村。而如今，城乡融合强调的是双向流动和对乡村价值的重新认识，这一转变反映了对乡村价值的不断再认识。

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和定义乡村的价值。乡村的价值不仅仅依赖于其自身特性，更在于其能够如何在流动中被定义和挖掘。对乡村的核心价值的理解，除了农业价值外，还包括两个关键方面——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大家向往乡村生活，正是因为这些价值使乡村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乡村经历城市化，可能会削弱这种向往感，因为人们依然希望乡村保留其独特的生态和文化价值，这样的价值观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因此，我认为一旦实现了城乡的双向流动，其核心价值便能被充分挖掘出来。在探讨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时，需要重点考虑如何促进这种双向流动，从而转化为我们所认定的价值。真正的价值体现在文化和生态上，或者在文化和生态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新的元素，使其变成人们所期望的价值。这种整合不仅能体现乡村的独特价值，也能促进城乡融合的深度发展。

在当前讨论的新质生产力中，生态绿色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都是关键要素。绿色生产力强调的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融合，文化生产力则在于体现文化与环境的结合。这与传统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有所不同，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看，这种观念经历了从对立、兼顾到融合的转变，现在不仅要兼顾生态与经济，更要将其有机结合。

在这一背景下，场景营造成为了关键。无论是在城市更新还是乡村建设中，场景营造都是核心要素。这不仅涉及到如何重新定义和塑造空间，还包括如何将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融入其中。场景营造在城市更新中通过文化赋能体现了其重要性，同样，这一理念也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作用，体现了城市与乡村在更新与建设中的相似之处。

在当前的场景营造过程中，无论是面对第四代还是第五代消费模式，核心都在于体验、活化与创新。现代消费不仅仅关注于是否拥有某种物品，而是更加注重体验的质量和文化的深度。当前的消费趋势已经从单纯的物质需求转向了对景观、文化体验的重视。所以在当前的场景营造过程中，核心在于与自然和历史的对话与接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减少焦虑感和孤独感。创造的场景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改造，更是文化和生态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转化。

我们曾经对全国进行过文化要素的分布研究，绘制了国家重要文化点的分布图，包括名城和名村，同时也将国家最重要的生态要素进行标绘，将这两个图层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颜值表”。这个“颜值表”旨在展示国家各区域的文化和生态魅力，即“美丽中国”的实际体现。颜值在这里不仅指的是外在的美丽，更是文化和生态的综合体现，同时也是一种价值，因为它不仅反映了地方的独特魅力，还能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从颜值到价值的转化能够解决城乡不平衡问题，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绘制颜值表的初衷。值得一提的是，颜值表中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之外——大城市的价值模式主要依赖于经济规模，而文化和生态的颜值产生的价值更应受到关注。希望可以证明，尽管这些地区人口较少，但其人均生产总值依然可以与大城市持平。这种价值模式符合世界银行推荐的标准，说明即使在经济总量较小的地方，也可以通过独特的文化和生态价值，实现与大城市相当的人均经济效益。

通过这些探索，在拥有核心的底层逻辑后能够推动许多新的场景营造。在各地实践中发现，虽然名称各异，但其核心都是基于文化和生态引领的新型场景模式。在这种场景模式下，可以出现多种发展路径。基于当前主要的实践工作总结以下几种：

下文对这几个场景的概念简要介绍：

首先是双重引领的国家魅力景观区，这是正在探索的一种新模式，它结合了生态引领和文化引领的特点。几年前我曾在年会上提过这一概念，国家魅力景观区的魅力在于其借鉴了德国城乡等级和城乡平等的经验。在这种模式下，区域内的收入水平可以与大城市相当，实现了经济上的均衡发展。这种模式不仅体现了生态和文化的双重引领，还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当前挖掘国家魅力景观区价值的过程中仍然缺乏一个统一的抓手来明确和定义这些价值空间。尽管城市群已有清晰的定义，但对国家魅力景观区的定义和实施方法则相对较少或未形成明确的主管部门，实际的管理和推广机制尚不完善。国家魅力景观区实际上已有一定的定义：这些区域自然和文化资源丰富，城镇与乡村之间注重特色发展，面向休闲消费，并具有国际影响力。

实际上，虽然国家层面尚未统一定义“国家魅力景观区”，但许多地方已经在实践中应用了类似的概念。各地根据自身的特色，正在推进休闲区域的发展，尽管这些地方的做法和名称可能不尽相同，但其核心理念是相似的。这些实践基于生态和文化引领的概念，旨在寻求特色发展，并在城市群之外实现国土空间的再平衡。综合所有这些生态底色和文化底色后画了30个左右的国家魅力景区，均位于城市群之外的特色地区，希望这些地方中的“颜值表”能够转化为“价值表”。

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推进“国家魅力景观区”的建设。虽然这个概念已经明确，但具体实现的途径仍需要探索。实际上，许多“国家魅力景观区”可以与国家公园相结合，但需注意，严格意义上它们并不包括国家公园本身。需要关注的是国家公园周边的区域，这些区域通常包含一圈特色小镇和村落，这些地方往往与国家公园形成良好的互动和发展。

之前总结出的观点是，“有风景的地方有新经济”。这一点在许多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包括特色小镇和农村的发展等，都是这种模式的具体体现。但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全面系统的框架，以便更好地推动乡村、城市、公园等领域的综合发展。具体来说，提出“国家魅力景观区”这一概念旨在整合生态和文化资源，通过系统化的发展框架促进区域的全面发展。

第二个场景是生态引领的小流域综合治理。相较于宏大的概念和理念，实际推动工作时往往需要找到小切口。因此聚焦于小流域综合治理，通过这些具体的场景来转化和推动理念实现。

湖北的流域综合治理是将流域视为一个重要的治理单元，颇受关注。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现行行政单元治理的一种有效补充。虽然行政单元治理依据的是行政需求，但流域治理则依托自然和人文地理单元，能够更精准地解决区域内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将流域作为治理单元不仅能更好地整合资源，还能在实际操作中实现更有效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改善。

国家层面已在主要流域进行了探索，包括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辽河流域。这些流域是我国文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四条大河流域。在湖北省划分了17个二级流域，并进一步细化到小流域单元，例如规模约为100平方公里的小流域。这种细化方法类似于城市规划中的控规单元，意在通过更精细的治理单元实现更有效的管理。

小流域治理的概念打破了传统的行政边界，着眼于自然和人文单元的综合管理，类似于城市规划中的控规单元。这种方法确保治理的全面覆盖，同时也注重对流域内各种问题的系统解决。在湖北省，基于此框架下开展了许多实际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以上也只是工作的局部。实际上不仅要治理水体，还需要从水域延伸到陆地，推动全面综合治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对周边的农房进行统筹治理，还要平衡解决“三园”问题，即小菜园、小花园、小果园的环境治理。通过这一系统的综合治理，才能实现从水到岸的全面平衡，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更好的生态支持。因此流域的综合治理，不仅仅是治理河流，河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治理的过程中还可通过盘活一些闲置资产，推动区域发展。比如农村中有大量闲置资产，一部分是由于人口收缩导致的，另一部分是未被充分利用的公共资产。这些闲置资产的有效利用可以打造具有吸引力的场景，结合上文提到的生态引领，宜居强调农房的改善，活力则聚焦于资产的盘活，综合运用这三方面措施来推进小流域的综合治理。

场景三是文化引领。村庄往往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传承，最具文化价值的地方正是这些村落。因此，住建部近年来开展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即传统村落的保护。目前，这项工作已经进行到第4批，累计挖掘出8155个中国传统村落，目前正在开展集中连片的示范项目，即在文化富集区域内，集中对这些村落进行保护和活化。这项工作不仅重要，而且意义深远。其中有这样几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的总体原则；第二个是留住乡亲，护住乡土，记住乡愁的保护目标；第三个是村民主体，政府引导，社会助力的工作模式。

在这一系列工作下，逐步完成对8000多个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活化，这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在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例如，在安徽一个偏远的村庄开展全面的保护与活化工作。这个村庄原本基础条件较差，但通过逐步完成空间改造，现在已实现整村运营。该村庄的成功转型得益于社会媒体、公益组织和村落的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有机结合，甚至一些商业组织也参与其中。尽管盈利能力有限，但通过微利模式的运营，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得到了有力保障。

过去的规划工作往往是以图纸绘制为终点，但如今强调的是集中连片，打造整体的IP无疑更具优势。相邻的村落往往共享相似的文化背景，通过“文化+”的概念，不仅可以在这些地区开展文化体验活动、休闲体验活动，还能够结合当地的农业实践，将单纯的规划图纸转化为一个综合的体系挖掘过程。之所以从单个村落发展到集中连片，核心原因在于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整体的功能解析。对于一个区域的文化、生态和经济发展，人们不再仅仅关注某个单一的村庄，而是希望看到整个地区的问题与潜力如何被系统化解决。集中连片的策略不仅提升了区域的整合力，还为文化与生态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形成了一个有深度、有广度的整体解析框架。

目前推进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将这些传统村落逐步打造成数字博物馆。通过数字化技术，村落能够在网络上以虚拟形式呈现出来，部分项目已经显示出其实际价值。比如，有一个村落因火灾被烧毁，但通过数字博物馆的记录，依然能够在虚拟空间中找到这个村落的影像资料。团队通过无人机拍摄村落实景，结合对村民的采访，一村接着一村地进行记录，这项工作虽然枯燥繁琐，但其意义深远。

除了将数字资料上传至平台，最近在福建也展开另一项尝试：搭建了一个“租养”的平台。该平台让外界可以租赁和维护村落里的房屋，进而促使村落的再利用和活化。目前福建已有几个村落开展了这一项目，通过租赁形式吸引更多人来体验、维护这些村落。“数字+”的平台不仅提升了村落的保护和发展潜力，还为村落的活化提供了创新的思路。

场景四的关键在于通过“共同缔造”的方式来推动村庄的发展。实践证明，共同缔造的方式在村庄治理中最为有效，否则单靠外部力量很难长久维持。共同缔造的核心是“共建、共治、共享”，这与年会提倡的“美丽中国，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高度契合。

核心在于“共建”，它是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基础。只有在“共建”之上，才能实现“共治”和“共享”。在实践中，“共建”是推动村庄发展的关键，目标是将村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使他们从“需要修房子”转变为“愿意自发干”的状态。这种转变可以大大简化工作流程，避免单纯依赖外部力量的繁琐。

具体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村民为主体的多元协同机制，外部力量则充当导入、陪伴和指导的角色，而非直接干预。通过陪伴式、动态式的规划来支持村民的自主发展，而不是依赖静态的蓝图式规划，这种方式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并且围绕核心引导“共建”。在实践中鼓励村民提出需求，并通过协助他们进行绘制和设计，确保他们的想法得到实现。这种自建到联合建、集体共建的过程，能够有效解决“共治”和“共享”中的问题。一旦建立起理事会、合作社、监事会等组织形式，共治就会自然形成。虽然共治的实施可能会比较复杂且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旦“共建”取得成功，村民对成果的认可会迅速推动“共享”的实现。只要一个示范成果出现，其他村民往往会受到激励，积极参与到后续共建和共享的过程中。因此，“共建”不仅是所有工作的核心，也是实现“共治”和“共享”的基础。

整个报告的核心观点是，文化和生态引领是推动城乡融合建设的新场景，这种场景对于维持国家空间格局的再平衡、实现共同富裕的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关注宏观的大场景外，还需要注重具体的小切口，通过共同缔造的方式发挥作用，这样规划师也能够找到新的方向与机会。

供稿单位：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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