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被诸多党史著作和研究成果所采用，已然约定俗成为关于党的创建史和陈独秀、李大钊对党的创立所作出特殊贡献的一句经典性评述。这个似乎耳熟能详的表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在历史上，最早的表述是“北李南陈”。
目前所见文献史料，最早使用“北李南陈”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大学受教于李大钊的赵世炎。他于1920年8月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照片后面的硬板上，写了一篇杂感，其中提到在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当时还有一首嵌名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也在五四运动和中共创立时期社会上广泛传颂。这两首诗的作者是谁，目前尚不清楚，都没有史料佐证，但从语气看，最大的可能是出自当时追随陈独秀、李大钊，并活跃在北大校园里的一批学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之手。
上述两处使用的都是“北李南陈”。直到1933年4月23日，在社会知名人士和家属为李大钊举行的葬礼上，送葬队伍中有一副由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的杨杏佛送的挽联写道：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才有了“南陈”“北李”的表述顺序。
把“南陈北李”组合起来使用，目前所见文献是，1943年3月，出席一大的一位代表在《古今》半月刊上发表《扶桑笈影溯当年》，文章中说，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主张组织共产党，经几次会商之后，便决定组织起来，南方由仲甫（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守常（李大钊）负责，即所谓“南陈北李”。1947年4月26日和5月3日蔡尚思在《文汇报》上发表《李大钊的思想评介》，文中说李大钊是中共初期的理论家与实行家，他与陈独秀齐名，被世人称为“南陈北李”。1987年12月，梁漱溟在其书中回忆李大钊时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有“南陈北李”之称。
“相约建党”，这四个字其实是基于历史过程的一个概括性描述，即1920年初李大钊冒险送陈独秀去天津，在路上谈到建党之事。
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与背景的最早叙述，是当时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报道《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李大钊等烈士》，文中写到5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高一涵作了《李大钊同志事略》的演讲，演讲中有一段描述性内容：“（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指李大钊——引者注）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并说到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这就是“相约建党”的历史背景依据。
1963年10月，高一涵又作过一次内容相似的回忆，并对“化装同行”的过程细节讲得更加具体生动。他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门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为什么高一涵能够叙述得如此详细呢？这是因为高一涵与陈、李存在不同寻常的关系。高一涵原名永浩，笔名一涵，安徽六安人，于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入明治大学政法系就读。1916年7月回国与李大钊同办《晨报》，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他们都到日本留学、同在北大任教、一起参加五四运动等共同的政治爱好和相似的生活经历，把他们3个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以这种历史渊源形成的深厚私交，高一涵回忆陈、李有相约建党之事，应该是可靠的。1926年，高一涵加入中国共产党。201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采用了高一涵的叙述，写道：“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可以说明，高一涵叙述的这段历史得到党史权威部门的采信。
那么是什么时候，又是谁把高一涵的历史回忆概括为“相约建党”，并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组合起来使用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