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前沿---复旦肿瘤.华大基因学院妇科肿瘤遗传咨询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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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鸣教授为大家普及了肿瘤遗传学的基础知识。祁教授认为体细胞基因突变累计诱发肿瘤：细胞从受精卵开始发育到成熟细胞的不同阶段受到不同的因素的影响和刺激均可能发生突变，这些突变累积起来最终可导致肿瘤的发生。大约5%-30%的肿瘤的有很强的遗传易感性。肿瘤的家族遗传性体现在：青少年肿瘤、儿童肿瘤、多种肿瘤并发、单侧家族遗传史的肿瘤等。另外祁教授还列举了几种常见的遗传肿瘤的遗传学特征和致病基因突变。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周晓燕教授通过遗传性妇科肿瘤、多基因分子检测技术以及基因变异报告解读三个方面为大家介绍了有关遗传性妇科肿瘤分子检测技术及报告解读方面的最新进展。周教授强调了BRCA1/2检测的临床意义及遗传性肿瘤的系统性管理流程，包括检测策略，基因选择和方法以及规范流程和结果注释。周教授从平台选择，NGS检测流程、质控环节几个角度介绍了NGS检测层面应注意的问题，认为遗传性肿瘤的检测方法的发展方向应在多基因、多层面，才能够有效评估HBOC发病风险、筛选PARPi获益人群、预测铂类药物敏感性并提示肿瘤预后。

北京协和医院吴鸣教授结合大量的临床研究资料以及荟萃分析，对BRCA突变携带的健康人群预防乳腺癌及卵巢癌发生给出了建议。对于BRCA基因突变携带者，降低风险的乳房切除是十分有效的降低乳腺癌发病风险的措施，而对于已经诊断为晚期卵巢癌的BRCA携带者，不要急于施行降低风险的乳腺切除，直至治疗结束至少5年以后。降低风险的附件切除（BSO）应该在35-40岁并完成生育后，那些已患早期乳腺癌的BRCA携带者也推荐BSO。对于那些不接受降低风险的双侧乳房切除的BRCA携带者，应该进行乳腺筛查（每年钼靶+MRI）。对于那些不接受降低风险的乳房切除的BRCA携带者，使用他莫昔芬、雷洛昔芬或芳香化酶抑制剂来进行化疗预防是恰当的手段。对于那些除了BRCA以外的其他乳腺癌中其他遗传易感基因携带者采取和以上相似的办法。最后吴教授指出，对于BRCA1/BRCA2携带者的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降低的处理，在国内面临处理标准和伦理的挑战，需要多学科的支持以及长期的患者教育，最终目的是能够延长患者生存。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吴小华教授为大家带来了有关中国遗传性卵巢癌风险评估及临床干预方面的精彩讲座。首先，他指出了国内遗传性卵巢癌的研究现状：中国人群的BRCA胚系突变研究收据相对有限，研究间采用不同的检测技术，缺乏可比性，样本量小并缺乏代表性。因此，基于中国人群的大样本的BRCA突变研究迫在眉睫，直到去年10月中国首个大样本多中心卵巢癌患者BRCA突变研究数据在IGCS报道。其次，吴教授通过大量的数据数据分析证明，遗传性卵巢癌综合征与多种肿瘤易感基因突变相关，高达25％的卵巢癌患者携带有BRCA1/2突变，指出非黏液性卵巢癌应接受BRCA检测。上皮性卵巢癌均应考虑接受多个卵巢癌遗传易感基因检测。有gBRCAm的FDR应接受遗传风险评估和预防措施，筛查风险，并通过预防性药物和风险减低手术（RRSO）降低发病风险。吴教授通过三个精彩的临床实践中的故事呼吁规范化的卵巢癌遗传易感基因检测，能够带来个体及其他家系成员的获益，以及BRCA突变患者的风险降低手术的必要性和规范性。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温灏医生为大家精彩讲述了妇科肿瘤遗传咨询的流程。癌症遗传咨询的目的是为了识别遗传性肿瘤患者，降低其近亲的肿瘤发病风险。温医生指出在基因检测前进行咨询应当按照信息采集、风险评估、提供信息/沟通风险、知情同意，帮助咨询者做出选择的顺序进行。而在基因检测后应当对检测报告进行解读，并持续的对患者支持，帮助其他家庭成员接受检测等。温医生认为家族史是识别具有发生遗传性肿瘤倾向高危个体的一把钥匙，仔细收集和分析个人和家庭的肿瘤史，是进行遗传咨询的基础。需要结合家族史解读检测结果，因为目前来说并不是所有的突变都能被检测到，并且测试结果有可能是假阴性的。当前的遗传咨询已出现新的趋势，如电话咨询、检测后咨询等。运用“回溯性”工作框架来识别并检测未曾接受BRCA检测的卵巢癌患者及其他潜在的BRCA突变携带者，识别更多的乳腺癌/卵巢癌发病高风险家族，并对近亲进行遗传咨询、检测及干预，以预防高危人群乳腺癌/卵巢癌发病风险。

华大基因首席科学家茅矛博士通过BRCA基因的研究史，回顾了BRCA突变的分布特点，突变数量、基因异常形式，指出BRCA1/2突变没有热点突变的特点使得我们需要使用高通量测序技术。 茅教授进行了分析方法报告解读，生物信息分析流程，并指出BRCA基因检测的四大痛点，缺乏中国人群突变的基准数据，缺乏的中国人群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没有试管工具包，没有用于临床突变分析的软件。

 加拿大多伦多惠仁医院Narod教授首先提出了几个尚未被回答的临床问题：卵巢切除术能否降低BRCA基因突变携带者的乳腺癌风险？MRI筛查是否可以改善乳腺癌死亡率？和MRI相比，乳房切除是否能更好的预防乳腺癌？遗传性乳腺癌最佳的治疗方式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Narod教授进行了精彩讲述，Narod教授认为卵巢切除术并不能够降低BRCA1突变携带者的乳腺癌发病风险，因为在病例对照研究中，85%的病例都是在乳腺癌发生之后进行BRCA的基因检测，在乳腺癌检测之前她们并不知道自己是BRCA基因突变携带者，由此有可能产生偏倚，而近来开展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所有的乳腺癌患者都发生在BRCA基因检测之后，这些研究并没有发现BRCA1突变携带女性接受卵巢切除术能够降低乳腺癌发病风险。Narod教授希望不管在中国还是加拿大，都应该推广每例乳腺癌及卵巢癌患者接受BRCA基因检测，因为这具有最显著的公共卫生效应。Narod教授讲到在各项研究中他发现预防性手术是最好的治疗方式，他相信MRI和乳房切除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接下来他还会专注于化学治疗的预防，并且花更多的精力进行靶向治疗的研究。Narod教授还提到在加拿大多伦多，每位18岁以上的女性都应该有权利选择接受BRCA基因检测。

杜克癌症中心Kauff教授针对遗传性卵巢癌及乳腺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分享了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ACOG实践指南中提出，有超过5％-10％的乳腺癌或卵巢癌患者是由于遗传因素导致的，BRCA突变基因携带者的发病风险更高，可通过密切随访、药物预防和预防性手术降低风险。Kauff教授通过一系列数据说明，在进行预防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后，BRCA2基因携带女性乳腺癌发病风险明显降低，而BRCA1突变突变携带者的乳腺癌发病风险并没有下降。Kauff教授还针对预防性卵巢输卵管切除手术是否需要同时切除子宫这一争议话题罗列证据进行了讨论，Kauff教授指出，目前的证据显示BRCA1突变携带者在发生子宫内膜浆液性癌的风险明显提高，最高可达正常对照的20倍，对于这部分人群可以考虑同时切除子宫。最后，Kauff教授提出，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识别哪部分有遗传因素的个体需要接受降低发病风险的干预措施，通过生物学研究提高妇科肿瘤筛查和药物预防效果，成为预防性手术的有效替代方法，针对遗传基因进行更多靶向研究，从而达到改善卵巢癌患者长期生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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