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二卷五号时，这份已创办两年的杂志正处在难以为继的危机之中。
1915年《青年杂志》初发行时，只印1000份，其中还有部分属于赠阅。1916年3月改为《新青年》，销量并不见长，到了1916年底，还是惨淡。据吴虞观察，《新青年》在整个成都地区只卖了五本。
这种经营状况一直持续到1919年初才有了爆发式的改变，五四运动后曾一度达到15000份以上。虽然1917年底，发行《新青年》的群益书社威胁要停掉这份杂志，但经陈独秀反复交涉后得以续办。续刊理由，一是销数虽然不广，一直处于上升中，到1917年3月，成都的《新青年》已经可以卖到30本了；另一个理由，是1917年初，确实出现了一个拐点，让《新青年》的名声已经与前大不相同。这个拐点，便是二卷五号、二卷六号的两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 1963年《纽约书评》创刊号
“快慰无似”
陈独秀“发现”胡适
1916年2月，《青年杂志》已出满一卷六期，却并未得到预期的反响，陈独秀自我期许的“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不但看不到曙光，还因为刊名争议被迫更名。周作人晚年回忆当时的观感：“（《青年杂志》）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而陈独秀“其时他还没有什么急进的主张，不过是一个新的名士而已”。
1935年郑振铎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撰写导言时，也记录了同样的看法：“当陈独秀主持的《青年杂志》于一九一五年左右，在上海出版时，——那时我已是一个读者——只是无殊于一般杂志用文言写作的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
▲ 1915年时的《青年杂志》
因为各种原因，《新青年》二卷一号发行，已经是1916年的9月1日。这六个多月的停顿并非全无好处，至少作者栏的名字大有变化，除了熟悉的陈独秀、易白沙、高一涵，老辈名士如谢无量、刘叔雅不见了，换上来的是李大钊和胡适。
胡适这个时候还在美国忙他的博士论文。他在美国倒是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但遭到身边同学友人如朱经农、梅光迪、江亢虎的一致反对。反而是大洋彼岸的陈独秀，从胡适写给《甲寅》主编章士钊的信中发现了胡适“输入文明”的主张，大为欣赏，当即托汪孟邹向胡适百般约稿，甚至不征得胡适同意便将《藏晖室札记》在《新青年》连载。
▲ 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时期
陈独秀办《新青年》，最大的问题是他希望从《甲寅》的“政治改革”转向“文化建设”，但是苦于提不出较为成体系的文化主张。当时国内知识界讨论最热烈的文化命题是“孔教”。陈独秀认为孔教与帝制颇有关系，是“国人之公毒”，但这不是新鲜的观点，只是陈独秀一贯姿态激烈，只有他喊出了“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但在论及“古文与孔教”时，陈独秀似乎有力不从心之感，只能笼统地反对“文以载道”，主张“结构之佳，择词之丽，文气之清新，表情之真切而动人”为“美文之要素”，他甚至不反对“偶尔用典”。
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虽然标题上比胡适在美札记《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退了一步，但提出的“八事”极为清晰简明：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难怪陈独秀读到后觉得“快慰无似”，因为这篇文章为陈独秀与《新青年》提供了一个适时的“议题”，可以帮助《新青年》解决影响不广的问题，也能打破国内死气沉沉的文化格局。
“鲜明确定”
强调推倒的《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迫不及待地致信胡适，邀请他回国同编《新青年》。蔡元培邀请陈去当北大文科学长，他说“不去”，因为要编杂志，反而向蔡元培推荐胡适。他对这位素未谋面的安徽小老乡的欣赏，达于极点。
▲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新青年》杂志主编。
陈独秀的好处，是一旦打开了思路，确定了主张，他就能以最激烈的极端姿态，将这种主张喊到最响。孔教问题是如此，文学革命问题也是如此。一个月之后，他就拿出了《文学革命论》，许胡适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自己则“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提出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 《新青年》二卷六号上刊载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两文比较，你会发现《文学改良刍议》有可操作性，针对的是改正“弊病”，而《文学革命论》着重的是姿态，强调“推倒与建设”。前者是“知乎体”，后者是“公号文”。
这两篇文章的推出，确实有着爆炸性的传播效果。据张国焘回忆，1917年前，“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新青年》）的很少”，直到《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发表，“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
郑振铎这样评价两篇文章：“后来改成了《新青年》……在思想和主张上有了一个激烈的变异。胡适的《改良文学刍议》（应为《文学改良刍议》——笔者注），在一九一七年发表。这诚是一个‘发难’的信号。可是也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主张而已……他还持着商榷的态度，还不敢断然的主张着非写作白话文不可。陈独秀继之而作《文学革命论》，主张便鲜明确定得多了。”
《文学革命论》比《文学改良刍议》“鲜明确定”，主要区别在于作者态度的激烈程度。充斥着“革命”、“推倒”、“宣战”、“排斥”之类决绝性语词的《文学革命论》，让原意是“引起国中人士之讨论，征集其意见，以收切磋研究之益”的胡适吓了一跳。胡适主张“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则认为：“白话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郑振铎因此赞扬陈独秀说：“他是这样的具有烈火般的熊熊的热诚，在做着打先锋的事业。他是不动摇，不退缩，也不容别人的动摇与退缩的！”
挑起论争
真正引起公众的注意
有意思的是，二卷五号、六号这两卷杂志之间，正好隔着一个“北上”。编《文学改良刍议》时，陈独秀还在上海，发表《文学革命论》，他已身在北大，“一校一刊”的结合，风云将起。
从此之后，陈独秀似乎找准了《新青年》的调性，在更新锐的编者钱玄同、刘半农的帮助下，一连串的组合拳打出，从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的“双簧信”，到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再到《新潮》《每周评论》的创刊，“文学革命”以一种运动的方式展开了。
▲ 钱玄同（1887－1939），现代文字学家，著作《文字学音篇》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1917 年，他向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倡导文学革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揭幕人之一，曾主张废除汉字。
“文学革命”新的尴尬点在于：虽然已赢得了崇尚新奇的年青学子注目，当这场革命仍然处于鲁迅所谓“不特没有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的尴尬境地。比陈独秀更激进的钱玄同喊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固然是“为文学革命找到了对象”，但那些谬种与妖孽都不来理会，所以才有了钱玄同、王敬轩的“双簧信”。
“王敬轩”的来书和刘半农的答书中，各有一大段是关于林纾译文的，这是公开的挑衅。之所以选择林纾作靶子，大约因林纾以桐城古文译西洋小说，在公众中影响较大，而从旧学问系统的眼光看来，他又算不得一个纯正的学者。像严复就嘲笑林纾说：“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 林纾（1852-1924），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早年工诗古文辞，不惑之年以《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也使林纾成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
然而练过武术的林纾，有着一副刚烈的性格，受不得这种公开的嘲笑与讽刺，他的还击，从《荆生》《妖梦》到《致蔡元培书》，才让“新旧论争”不是左右互搏的自说自话，而真正成型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究其实，“文学革命”的提出，是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造成的政治压抑气氛下，人心思变的必然结果。从洋务运动仿造坚船利炮，到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学习西方制度，再到民初议会政治失败，新式知识分子转向文化建设，“彻底重估、改变中国社会一切”的心态蔓延在许多人心中。“古文/白话之争”是这种决绝心态的一个突破口，新文化阵营相信，死文字不能带来活思想，旧文学无法配合新思潮。语言文字只是一种工具，而背后的意识形态冲突，才是百年后仍能引人深思的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