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加宁，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和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还兼任着西南财经大学博导，长江商学院兼职教授等多项职务，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
第一，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首先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出了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决定不了美国应该怎么做，但是却能够改进自己的不足。
第二，中美关系究竟是回不去了，还是不想回去？这完全是两回事。如果你根本就不想回去，那就怎么做也回不去了，就像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需要不等于需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官媒的论点都是：“脱钩无所谓”，“我们有14亿人的巨大市场，我们怕谁？”。但这种观点实际上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经济学讲的不是你想要什么，需要什么，而是指“有效需求”，也就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果中美真的脱钩了，出口下来了，生产下来了，收入下来了，老百姓都没钱了，那么“巨大的市场”从何而来？
误区三：“特朗普是个商人，是现实主义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说，特朗普是商人，是现实主义者，并不是说就可以小看他。正因为他是商人，说明我们过去用来对付那些政治家出身的美国总统的办法不灵了。说他是现实主义者，就是说他已经转移阵地了，把以往的意识形态之上变成了国家利益之上，所谓“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就是要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于是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办？
这些年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竞争力的下降，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了挑战，原来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那么，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特朗普的做法就一定是来挖我们的墙角，强化它的阵营，以便重新达成新的“平衡”，实际上就是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所以特朗普首先就去拉北朝鲜，其次是拉台湾，最近又是香港。面对这种变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调整战略，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那么这些阵地就都会丢掉。其实，特朗普虽然是过去40年最难对付的美国总统，但很可能是今后40年最容易对付的美国总统。因为现在在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两党共识、政企共识和官民共识。尽管特朗普刚上来时，并没有想跟中国打贸易战，但是经过一番火力侦察后发现，只有在对中国经贸关系上，能够有所作为，能够得到美国国内各界的广泛支持。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们应对不当的原因。采取“硬碰硬”策略的结果，必然会刺激美国人民，而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的话，政府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
中美博弈，表层是贸易之争，中层是老大之争，深层是体制之争。中美贸易战直接影响到预期，影响到进出口贸易。日本专家曾经说过，打贸易战就是一种美国病，美国的慢性病。因为美国的竞争力在下降，但又要维持他的霸权地位，所以一定是谁露头就打谁。当年日本露头就打日本，现在日本缩下去了，中国露头了，所以就打中国。所以，在中美贸易战方面，我们一定要做好打持续战的思想准备，正确应对。其中有以下几个点值得参考：
拉他的朋友毕竟还属于朋友之间的“内部矛盾”，拉他的敌人就变成“敌我矛盾”了，于是我们自己也成了他的敌人。中美之间打贸易战会严重影响到日本经济，因为我们的一部国产手机中有60%的零部件是从日本进口的。所以，如果我们拉日本、拉欧盟、拉加拿大等合作，他们也会有积极性，对美国影响也更大。案例一，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时，美国曾经向日本、西德等5个主要发达国家施压，要他们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调利率来扩大内需。当美国压日本的时候，由于日本的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所以美国一压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就压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不得不把利率下调到2.5%的历史最低水平，于是出现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等到1990年日本中央银行因物价开始上涨而不得不提高利率时，连续5次上调利率，结果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股市泡沫破裂，形成一大堆不良资产，金融机构纷纷倒闭，90年代末爆发金融危机，日本“失去了十年、二十年”。但当美国用同样的方法压德国的时候，德国的政府官员对美国人说，不行，我德国中央银行是独立的，货币政策是由货币政策委员会投票表决，政府官员不能干预，最重要的是：这套做法是你美国教我的！结果用一个“软钉子”把美国人给顶回去了。德国中央银行于1988年果断上调利率。结果，虽然同样是本币大幅升值，但是德国就没有出现泡沫经济。战后日本，连国防都交给了美国，但是农产品市场却寸步不让。每一轮日美贸易谈判，美国一定卡在汽车上，而日本一定卡在农产品市场上。日本为了保护农产品市场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神学、科学、政治学一起上，就是要保护日本的农产品市场。但是国际舆论压力太大时，他也要做做样子，于是就把各国的粮食参展商请来举办粮食博览会。但是，就在开幕式的头一天，在电视镜头下，日本卫生部门的政府官员就找到美国的2个参展商，跟他们说，你们的展品不符合我日本的卫生标准，迫使美国的2个参展商夹着展品气哼哼地走出展厅，据说回去就去找美国总统，但是，找谁也没有用，这是美国人认可的国际规则。再有，竞争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对内可以推动改革，对外就可以用来对付美国人。你看欧洲人，从来都是用反垄断来对付美国人；日本当年在应对日美贸易战时，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强化竞争政策；台湾80年代面临的情况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美国人要求他货币升值，减少对美出口，台湾人也是一边弱化产业政策，一边制定《公平交易法》，成立“公平交易委员会”，以此来对付美国人，并倒逼自己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发展IT产业。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没有民意什么事都做不了。二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日本人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就在罗斯福总统的桌上。但是为什么罗斯福总统按兵不动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美国国内盛行的是孤立主义情绪，美国人民既不想参加欧洲战场也不想参加亚洲战场，罗斯福总统看到了日本的威胁想对日本宣战但没有借口，于是就按兵不动，等着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等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之后，炸死那么多美国人，把美国人民彻底激怒了，于是罗斯福总统乘机对日宣战，一个一个法案在国会上迅速获得通过。战争的最终结果是日本惨败。70年代初，日本以牺牲整个纤维产业（“线”）为代价，换来了冲绳岛（“绳子”）的回归，所以称之为“用线换绳子”。因为当时日本的纤维产品物美价廉，出口到美国以后，美国的企业破产了，工人失业了，所以要求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对美国的纤维产品出口。于是，日本放弃了整个纤维产业，不仅换来了冲绳岛的“回归”，而且还倒逼国内的产业结构升级，倒逼出电子产业、汽车产业。现在，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开放汽车市场，如果放开汽车市场，美国的汽车根本没有办法和日本的汽车业抗衡。20世纪80年代，台湾面临的情况和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也是美国要求台湾汇率升值，减少对美产品出口。台湾人的做法也是以退为进，顺势推进自由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汇率自由浮动，利率自由浮动，用市场化的办法来倒逼岛内的产业结构升级，淘汰落后产业，倒逼出一个具有高度竞争力的IT产业。所以，对美贸易战的正确对策应当是以退为进，倒逼自己产业结构升级，并把中美博弈尽可能地拖在贸易博弈的层面上。所谓“老大之争”，就是指中国的崛起是否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如果我们在贸易之争层面上应对不利，就会过早地把“老大之争”提到美国的议事日程上来。美国就会想方设法来抑制中国的发展，这对我们会非常不利。究竟应对如何对待中美关系，我认为，无论是左派，右派，还是中间派，我们都必须理性地思考问题，在对美关系上，无非是三种境界。所谓“保守境界”就是指，1979年1月邓小平到美国访问时，在飞机上社科副院长李慎之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的答复是：回顾一下二战后的历史，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都富起来了。邓小平搞定了中美关系之后，我们得到了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香港能够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回归，就是得益于当时的中美关系。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了，我们要和美国平起平坐。平起平坐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平起平坐？是对抗，还是合作？对抗的话，是打热战还是冷战？打热战？当初美苏之间为什么要打冷战？就是因为有了核武器以后，热战打不起了。如果两个核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现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毁灭几遍，谁能够承担得起这个责任？！打冷战？如果打冷战，那么新的冷战和上次冷战最大的区别就是中苏（俄）换位了，打冷战明显不合算。热战打不起，冷战不划算，那么就只有合作。上一届政府时期，在美国，无论是学术理论界还是政府官员，都提出“G2”的概念，也就是所谓“中美共治”。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状态，于是就会不断地打仗，弱肉强食。如果有两个大国愿意携手合作，共同维持世界秩序，而这两个大国的特点又是互补的，一阴一阳，一文一武。如果能实现这个构想，那恐怕将是世界的福音。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所谓最激进的想法，无非是：美国在衰落，中国在崛起，我们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迄今为止，在世界历史上，老二取代老大成为世界霸主的，成功的有几个？——只有一例，就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问题是美国是怎么做到的？按照刘劲副院长的说法，早在1905年，美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可是，美国人做了什么？美国人是帮着英国去打仗。等二战结束时，英国的工业一败涂地，美国的工业世界第一；英国的经济惨不忍睹，美国的经济世界第一；英国的国库都空了，黄金都跑到了美国的国库里；英国成为最大的债务国，美国成为最大的债权国。等到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在讨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时，最佳方案实际上是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叫作“班克方案”，就是根据各国的贸易状况来决定国际货币。但是会议就是没有接受凯恩斯的最佳方案，而是接受了美国财政部的“怀特方案”，也就是以美元为霸权的不合理方案。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因为到二战快结束时，英国已经没有话语权了。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在企业里是二把手，想要接一把手的班，你是挑战他的胜算大呢？还是跟他搞好关系的胜算大？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更何况，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不是什么争老大，而是如何确保国泰民安，实现民主法治。国家之间比拼的是什么？——归根到底是体制之争，是体制效率之争。体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决策机制，决策效率，看谁的决策错误少。而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纠错机制，能否及时纠错；而纠错机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息机制，看信息渠道是否通畅，决策者能否听到真话，能否把握真实情况。现在看来，特朗普有一个扁平化、短平快的决策团队，参加决策的人有很多都是出过书的，出过书就意味着他对中美关系的某一领域做过系统性研究，所以决策效率非常高。而我们中国则是纵向决策体制，决策链条非常长，最熟悉情况的往往是下面的处长，但是决策时这些处长根本说不上话。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改革我们的体制，包括决策机制，纠错机制，信息机制，让参与决策的人，能够听到真话，掌握真实情况，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决策，也不可能做到及时纠错。日本当年为什么敢偷袭珍珠港？主要是因为经过了前面两次侥幸胜利的之后出现了自我膨胀：一次是甲午海战意外地打败了大清的北洋水师；第二次是意外的打败了俄罗斯的舰队。于是，在许多高层军官明明知道跟美国开战是打不赢的，但在举国狂热的氛围下，只有去偷袭珍珠港，结果导致惨败。
90年代以来，日本和美国先后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于是我们一些人开始瞧不起日本，瞧不起美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了，认为中国不会爆发金融危机，等等。但是，对方的失误并不等于我们的实力，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其实，我们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都不小，现在消费在降级、服务在降级，经济下行的风险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要认真吸取别人的教训，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许多专家分析原因时，都认为是由于中美经济之间的“镜像关系”导致了这场危机，于是就提出所谓的“脱钩论”。记得有一位外国专家就提醒过，说中美脱钩的结果，很可能将会导致战争。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现在看来这种风险在增大。作为决策者，首要任务不是追求最优，然后追求次优。而是应当首先防止最恶，防止最恶事态的发生。从中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讲，当前最要防止的就是中美脱钩。中美一旦脱钩，早晚都会打起来。一旦打起来，中国的“和平红利”就会消失。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人口红利”，“改革红利”，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和平红利”——40年没有打仗，这是多大的“和平红利”啊！可是，如果我们把今天的和平生活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你就很容易失去它。一旦失去了和平红利，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再次被战争中断。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老百姓的最大利益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