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加藤嘉一最适合混在中国

文 | 俞天任

有朋友突然在微信上发问：“加藤嘉一为什么不能回日本去混？”

笔者正想寻找答案时，目光突然被另一条新闻吸引了。那是一条在警方查抄涉黄场所之后，某著名同名公司发声明说该涉黄场所盗用了该公司商标的新闻。

其实这条新闻似乎能够解释朋友提出的问题。

▲ 媒体上刊登的加藤嘉一生活照

19岁高中毕业就离开了日本来到中国的加藤嘉一，其实对日本和日本社会是缺乏了解的。换一种思维位置就知道了：如果找一个中国高中生来谈“中国”、“中国政治”或者“中国青年人”会是多么荒唐。要知道除了从他家到学校的那条路之外，他也就知道一些当时看的是什么漫画和唱的是什么流行歌曲而已。

但加藤嘉一运气运气不错。就算是猪，遇到了大风口也可以飞得起来。他在中国的那几年正好是中日关系全面恶化的几年，作为一个说一口流利汉语，并且从网络上了解到了中国网民们情绪，知道中国网民喜欢听什么的“日本人”，在遇到了人们急切想知道日本人是怎么看待中国和中日关系的时候，加藤嘉一受到各种传媒的亲睐是很自然的。浮躁的中国传媒们不会去仔细注意一下加藤嘉一的履历而判断一下他是否能够代表“日本人”，他们只要给读者或者观众一个“这样的日本人”就行了。

准确地说，在文化上加藤嘉一可能不能算日本人，他的本科和之后的教育是接受的中国式教育，而且他走上社会，也就是他以“日本代言人”的身份频频出现于传媒，打交道的全是各种类型的中国人，他对日本社会所知无几，除了日语是母语之外。

笔者在腾讯微博上曾经记录过，他在2011年3月27日读卖电视台的《池上彰くんに教えたい10のニュース》（池上彰想教你的十大新闻）节目中说他是胡锦涛在制定对日政策时候的高级顾问，还说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曾亲口对他说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后中国采取了对日本禁运稀土的政策而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很大伤害，希望加藤嘉一遇到日本领导人时帮忙解释一下，中国这么做是迫不得已。这些都是一望而知的谎言，但还只是一种拉大旗作虎皮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谎言，属于“高级谎言”。加藤嘉一的其他有关他经历的谎言却是出于对日本社会的不了解。比如“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而不去”，又如“高中时因体育成绩好，参加全国游泳竞标赛获得第4名，所以有保送进东京大学的资格”，这些都是出于无知的“低级谎言”。

加藤嘉一毕业于日本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中学，在中国读的大学。他不知道日本国立大学，尤其是顶级大学的那些原帝国大学的位置，也不知道那些学校的传统和规矩。他自己当然没有就读过这些大学，可以猜测他的中学同学中也鲜有就读于日本顶级大学的，甚至是不是有同学朋友报考过都很可疑，所以他真的不知道日本原帝国大学的那些学校是没有“保送”的，日本只有私立大学才有类似于中国大学的那种保送制度，国立公立大学是没有的，这是因为好大学要维护他们文凭的含金量，考生们只能在考分上见高低。

19岁高中毕业就离开了日本来到中国的加藤嘉一不了解日本人在保留何种数据上的那种近似于狂热般的认真，否则他绝不会去撒“全国游泳竞标赛获得第4名”的谎，那太容易揭穿了。

谁都有缺点，谁都犯过错误。谁都想克服缺点从而不犯错误。但一般来讲说谎的缺点很难克服，那是人格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不少社会都把诚信记录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池上彰くんに教えたい10のニュース》的主持人池上彰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新闻解释节目主持人，实际上完全了解加藤嘉一在这些问题上撒了谎，但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他不能当场揭穿，否则这档节目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池上彰先生当时对这些匪夷所思的谎言只是再三重复以期得到加藤嘉一的修正，但加藤嘉一却再三确认。实际上加藤嘉一在节目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头上大汗淋漓，他知道自己犯了无法挽回的大错误。

这样的公开撒谎使得加藤嘉一在日本传媒界的诚信记录全完蛋了，在日本你可以胡说，但不能撒谎。

诚信记录是阻止加藤嘉一回日本发展的一个问题，但即便没有这个问题，也还有结构上的问题使得加藤嘉一回日本很困难。日本是一个学历社会，而且是一个学阀学历社会。在看重学历的同时还要看周围同僚的毕业学校。一般来说非日本大学本科毕业的人在日本很难发展。

有一个例外是东京都知事的小池百合子，她于1976年在埃及开罗大学毕业之后1993年当选众议员，先后出任过环境大臣、冲绳及北方领土担当大臣，并且是日本第一位女性防卫大臣。但是仔细看小池百合子的履历就能够发现她是在有名的甲南女中和甲南女高中毕业之后进入有名的私立关西学院大学之后才退学去埃及大学的。中学和大学两次考试的合格使得她有中学和大学的校友作为可以归属的团体，这样社会就会承认她属于精英阶层。

日本社会的这种习惯使得准备以后在日本发展的学生不会直接去国外读本科，因为那样会产生人脉上的问题。笔者儿子的高中同学中只有一人直接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但那是已经定下来了将来要负责打理家族在北美的生意，所以去得越早越好，一般人是在日本大学毕业之后再去读研。而且现在出国留学都已经不是日本学生的选择，一般都是职场选派好苗子去国外大学深造，这样既能符合职场的需要，而个人在经济上也有没有负担，在职历上也不会吃亏，毕竟日本社会是一个论资排辈的社会。

但加藤嘉一在这个问题有致命的缺陷。他毕业于“山梨学院中学”，一所培养体育运动员的中学，加藤嘉一自己已经是这所学校最有名的毕业生了，所以不能指望得到学校前辈们的提携和栽培。加藤嘉一在日本大学方面的人脉完全为零。日本传媒界和日本官界、学界不同，官界、学界是以东京大学为首，以旧帝国大学为核心的国立大学的天下，但传媒界却是早稻田等私立大学出身者的天下。顺便说一句，这种区别就是日本传媒一直在进行的“反官僚”运动的学历背景。不管怎样，没有一个日本的学历在日本发展真的不容易。

唯学历当然不好，但加藤嘉一在中国时除了频频在各种媒体上出镜曝光之外也没有对中国进行过什么像样的研究。而且日本并不缺乏中国问题专家，那些专家们除了有很炫目的日中两国的学历之外，还都有长期扎实地在两国的学术机关从事专门研究的经历，所以现在的加藤嘉一还无法在日本以“中国问题专家”的面目出现。

现在的加藤嘉一去日本的哪个国立大学甚至东京大学补读一个研究院学历应该不难，有了日本的研究院学历打底就应该能够在日本找到发展的位置。但是就像他自己在2014年和新浪网的独家对谈中所表露的一样：“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个媒体人或是学者。当我在北大读书时，老师说‘你不像是个学生’；学术圈的说‘你不够学术，不像学者’；媒体圈的说‘你不像是个媒体人’；我是热爱跑步的人，体育圈也不愿意承认我。我非常享受不被任何人理解的状态。”他不会去安下心来辛苦自己去认真从事学术研究。否则也不会三年中分别在哈佛和普林斯顿当三年旁听生，完全自费、没有薪酬也不攻读学位，仅仅是简单“滞在”。当然什么时候出现“加藤嘉一曾任哈佛研究员”的说法也不是没有可能，但加藤嘉一应该不会去作什么学术上的努力。

而要在日本做传媒人，加藤嘉一上述的人脉问题就更因为各种“诈称”而被放大，不太会有哪家传媒愿意惹这个麻烦。另外，加藤嘉一因为一些在华时候讨好中国网民的言行而被日本右翼划为了“中国培养的宣传人才”，这样从事写作还会遇到一个读者群的问题。这样加藤嘉一在日本只能作为一个艺人参加一些脱口秀活动。但仅仅在政治脱口秀中露面明显不能满足曾经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的加藤嘉一，他自己说过他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因为在中国大陆不需要用钱，加藤嘉一还是要回到中国来。

现在辽宁大学聘请了加藤嘉一也就说明了加藤嘉一的选择是对的，虽然现在加藤嘉一开设的《国际关系前沿问题》既不是必修课也不算选修课而只是讲座，但谁知道将来会是怎样，毕竟中国人的记性，特别是对于诚信问题的记性不是太好。

原标题：加藤嘉一最适合的地方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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