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和评审专家的辛勤付出，拙作《个体社会资本的国际比较——结构跨越和资源获取的双重视角》得以在今年第5期发表。从社会资本的研究脉络来看，国际比较属于一个相对比较“难啃的骨头”，主要难点不在发现差异，而在如何解释差异。我们尝试提出一个整合与分化的分析框架，来捕捉国家层次的制度性力量如何形塑个体层次社会资本的建构与动员。这是一项探索性研究，我们期盼未来更多同仁共同挖掘国际比较这一宝库。
研究缘起可追溯到2015年冬天。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们正在实证所博士生办公室嗨吃畅聊，突然收到来自边燕杰教授的邮件，要求所有博士生参加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 即将于2017年开展的调查问卷的中英互译工作。邮件要求严把翻译质量，使之更加通顺流畅，特别是要符合国内调查语境。
这是一个令人倍感兴奋的调查模块。ISSP 2017的调查主题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得知，经过组委会激烈辩论，最终放弃了原由欧美学者提出、坚持近30年的定名法测量，而新增由华人学者提出的两种题器：定位法测量和餐饮网测量。作为参与其中的博士生，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内心早已充满期待，盼望着尽快开展调查、尽快收集数据、尽快开展实证分析。
转眼来到2019年夏天，ISSP发布了数据的试用版本。面对即将到手的试用数据，我们内心跃跃欲试，洋洋洒洒写了几份研究计划，申请想要分析的若干变量。那年夏天恰好是实证所成立十周年，边燕杰教授邀请林南先生到暑期班开展前沿讲座。作为定位法的首创者，林先生在讲座中非常兴奋，鼓励大家踊跃挖掘ISSP 2017这个宝藏。这便是本文的缘起。
研究缘起充满期待，但研究过程充满曲折。从得到数据那一刻起，我们第一时间进行数据清理工作，随后立即投入到最关心的定位法测量。我们基于标准的定位法测量程序，使用新近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了各个国家的个体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结构。作为国际比较研究，我们还尝试使用不同地理分析软件绘制了社会资本的世界地图，调整为最喜欢的配色方案。然而，面对屏幕前的社会资本分布地图，我们内心倍感震惊与失落。
震惊与失落的原因有二。一是基于定位法测量的社会资本中，中国的排序并不高，甚至整个东亚社会都相对较低。这超出了我们的理论预期。作为儒家文化传承的代表，东亚社会在人们的长期认知中非常重视人际关系，但基于定位法测量的社会资本却呈现出相反的态势。二是面对国际差异，我们一时难以解释这些差异的产生机制。作为一项国际比较研究，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不是总结差异的模式，而是提出差异模式产生的理论机制。随后两年，研究进入缓慢期，我们时常提出新的分析方案，但实证结果始终没有令人兴奋的变化。
2021年春天，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迎来转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浏览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网站时，发现一张漂亮的“英格哈特-韦尔兹”世界文化地图。该地图将全世界不同国家划分为八个文化圈，如东亚儒家圈、欧洲天主圈、拉丁美洲圈、欧洲新教圈等。我们进一步挖掘地图背后的原始数据时，发现作者从传统价值与世俗价值、生存价值与自我表达价值共计四个取向来测量各国的文化差异。这对我们的理论解释工作而言如获珍宝。
然而，作为一项社会学的国际比较研究，仅有文化视角的解释略显单薄。自社会学诞生起，学者们长期关注的一个议题是：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进程中，社会整合与社会分化机制的动态演变，这是时间视角的演变。而当我们聚焦特定时间后，全球不同国家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分化机制也存在明显差异，这是空间视角的演变。基于此，我们从整合与分化的理论视角出发，提出两种宏观社会性力量对微观个体社会资本建构的影响机制。
为了检验以上机制，我们在实证分析中测量了不同国家在经济、文化、社会三个维度的整合与分化。经济与文化维度的实证发现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但是社会维度的整合与分化呈现出相反的方向。对此，我们进一步从个体社会交往中面临的机会和约束出发，分析了整合与分化影响社会资本的双重动力及其复杂机制。至此，文章的写作也就水到渠成了，我们在不同会议场合报告和收集反馈意见，并于2022年底定稿并投至《社会学研究》。
大约半年后，我们收到三份评审意见。三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的问题中肯且具有很强的建设性，这些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完善了理论框架，并增加了很多有趣的实证分析。提交修改稿之后，编辑部各位老师进一步提供了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建议，我们据此新增加资源法的国际比较，由此基于结构跨越和资源获取的双重视角提供了一个社会资本的国际比较分析，也就是最终呈现的版本。2024年秋天，这一历经近10年的研究有幸开花结果。
尽管研究得以顺利发表，但我们深知其中尚有很多局限之处。一是解释机制的局限，本文仅仅从经济、文化与社会维度分析整合与分化的双重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整合与分化的其他维度，同时构建整合与分化的综合指数和理想类型。二是测量方法的局限，本文从定位法和资源法测量社会资本，两种方法测量出的结果不尽一致，甚至出现了相悖的情况。这呼吁我们反思社会资本不同测量方法的差异，特别是各自的测量优势和潜在局限。三是数据样本的局限，本文仅是对29个国家的个体社会资本的差异比较，ISSP调查数据仍在不断更新，未来研究可以拓展更多国家的国际比较。
研究的发表离不开制度环境的力量。如果没有《社会学研究》提供的平台环境，我们很难获得如此宝贵的专业意见。无论评审阶段由三位专家和编辑部提供的真知灼见，还是在编校阶段由编辑老师完成的细致入微的校对修改，都深刻体现着“作嫁衣者”和“为人梯者”的敬业奉献精神。这种专业精神深刻激励着我们努力提高自身标准以减少编校过程的工作量，同时不断追求卓越以产出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果没有西安交大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培养环境，我们难以得到扎实前沿的专业训练。秉承边燕杰教授倡导的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方法，“实证所”长期保持着“工作坊”和“暑期班”制度，这些制度环境让我们受益匪浅，也激励着我们不断提高水准，在研究中深挖本土知识、坚持科学实证、勇于理论创新。我们两位作者正是在这种充满“实证精神”的学术氛围中逐步成长，而更年轻的一代也正在成长起来。如果没有世界各国独特的文化环境，我们就观察不到社会资本的国际差异。正是不同国家的文化、经济、社会中呈现出的整合与分化态势，让我们观察到人类交往行为模式中异彩纷呈的多维面相，也呼吁未来更多研究深入挖掘交往模式多样性背后的制度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