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陶昕然决定把本来打算在家休息陪孩子的时间拿出来，和一个年轻团队一起拍部电影。

2024年7月，这部《莎莉的回忆》（以下简称《莎莉》）入围FIRST青年影展主竞赛单元，陶昕然担任主演、监制，也是制片人之一。在FIRST的世界首映映后活动上，38岁的陶昕然和一众主创站一排，导演戴偲是第一次当长片导演、雷雨晰是第一次做长片制片人、王普通是第一次做长片的摄影指导。台下观众举手问陶昕然，在这么年轻的班底里工作是什么体验。她笑着抢答：我也是年轻人。

我们见面是在《莎莉》首映之后，陶昕然换下了高跟鞋，腿盘在沙发上。她讲话干脆果断。“这样的一部戏比较符合我的职业追求，我特别渴望能呈现跟普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我希望观众）在影片当中看到我（会觉得），这个不是那谁家的大姐？或者是我小姨，是我妈。”

她演的角色叫蔚英，是一个失意的中年女人，儿子去世、前夫再婚，她每天过着流水线一样没有波澜的生活。

“我不需要去演一个人设非常完美的人，美而强，有钱，只需要谈恋爱。”她更喜欢“有血有肉的，从现实里真实走出来的活生生的人”——真实的、活生生的——《甄嬛传》播出10周年时，陶昕然在写给自己的角色安陵容的一封信中，也有类似的话：“因为你才是现实里的真实，因为你活生生。”

2011年播出的《甄嬛传》是陶昕然最知名的代表作，敏感多思的安陵容，背着家庭的重负选秀进入深宫，因为出身低微，她被忽视、被利用，在复杂的宫斗中一步步走向沉沦。这是一个负面角色，更是一个悲情角色，陶昕然演出了那种纯真丧失的痛和残忍。

不过导演戴偲原本不认识陶昕然，甚至没看过《甄嬛传》，剧本写到三分之二时，他看到陶昕然的一则访谈，介绍自己担任一部电影的总制片人。这个人一定非常热爱电影，戴偲有这种直觉。

2023年2月，《莎莉》团队通过打听把剧本递到了陶昕然的经纪人手中。制片人雷雨晰记得，对方反馈速度非常快。经纪人看完剧本，觉得不错，说，陶昕然当晚就会看；陶昕然看完很喜欢，约面聊，听说剧组主创在杭州，要来北京见她，又说，飞过来、住一趟也要成本，她再看一遍剧本，确定是不是真的喜欢。

见面时间约定，陶昕然的经纪人才问了一句，导演是谁？雷雨晰介绍，是一位新导演，之前做广告片，这是他自己编剧的长片首作。对方没再问什么。

见面时，陶昕然在剧本上已经做了很多笔记。戴偲原本担心，剧本很多细节埋得深，演员不一定懂。但戴偲讲到一句台词，陶昕然马上说，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戴偲赞同，是的，是的。

“我是这么考虑这事，在大的社会范畴里，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谁是最感到痛苦的人？我第一想到，妈妈。这是蔚英这个角色在我脑海里出现的原因。”戴偲分析他创作的这个被规训的女性。蔚英是一个试图用自己满溢的爱和牺牲换取丈夫和儿子注意力的女人，在自己的原生家庭里，她也是操持一切家事的大姐。戴偲与陶昕然讨论，孤独生活的蔚英应该是什么基调？“复杂而寡淡，”陶昕然很笃定。

接下来，他们讨论拍摄时间。2023年下半年，陶昕然已经约好了两部戏，上半年她本想多陪陪女儿。但她还是给出了4-5月的时间：“如果是那段时间，我全力以赴。”

剧组资金有限，陶昕然无偿出演。没有问题，她说，遇到有缘的角色是蛮开心的事。

▲陶昕然在 《莎莉的回忆》 片场

演员

《莎莉的回忆》拍的是蔚英度过的三个端午节，取自她的三个人生阶段。陶昕然是这样划分的：

第一阶段（儿子五岁）：憧憬。“她对家庭生活、孩子、老公，一切的一切，都很满意。”

第二阶段（儿子即将大学毕业、父子都与她离心）：不自知。

第三阶段（儿子去世三年，独自生活）：复杂而寡淡。

剧作结构导致蔚英的人生故事有大量留白。电影剧情是断裂的，但陶昕然的表演是连贯而充盈的。

在家庭里，蔚英永远是做饭的人，有很多做饭的戏份。按理说，美术把道具备好，演员上场，就可以了。陶昕然说，把菜交给她。不管拍没拍，菜备好了，她就切菜、做菜。她希望蔚英处于行云流水的状态。

电影开拍大约一周后，通过镜头，摄影指导王普通发现，陶昕然的喉咙、下巴部分，肌肉紧绷，嘴唇轻微地嘟着。“有一种女性长期在不自知的压抑状态里的疲惫，一个失语的女性，就像蔚英。”他关掉录制键，陶昕然与镜头里没有区别，似乎本就如此。

到杀青那天，王普通很震惊，陶昕然原来那么开朗、松弛。他不知道陶昕然是靠技巧调动，还是体验派，能自然流淌出这样的表演。

电影三个阶段，戴偲给陶昕然三个关键词。第二阶段，戴偲给的关键词是“姐姐”。他希望陶昕然能表现出在家庭里的权威感，同时又是榜样和照顾者。家庭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其他成员，她委屈，但习惯了。“她自然而然明白，用一种没有完全释怀、有一些遗憾，但是又好像‘过去就过去了’那种感觉演这个角色。”戴偲说。

在这部戏中，蔚英情绪最满溢的一场戏，是丧子三年后，和相亲对象在运河边散步，她唯一一次讲起自己：小时候，班主任送她一件很漂亮的戏服，她一次也舍不得穿，后来，她就长大了。此时泪水流下脸颊。

“她是哭衣服吗？一定不是。她内心一定有深深的忧伤。”陶昕然坐在青海大剧院和观众一起看到那场戏时，“自己蛮痛的。”

摄影指导王普通对这场戏印象非常深刻。他们顺利地拍完了陶昕然的特写，转头拍一个孤单的背影。运河上的桥如“家”的宝盖头，陶昕然立在桥洞下，远处飞过三两只白色的鸟，一个渔民正好往江中撒网——恰好组成一个“家”字。王普通觉得，这个天赐的镜头是好演员带来的幸运。

王普通很喜欢陶昕然演的蔚英。“是那种真诚的人，很努力，但没有获得相应的反馈；不耍花招，又没有办法为真理而死；有没想清楚的地方，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迷失了，不知道怎么办。”陶昕然演出的那种虚无的状态很准确，跨越了《莎莉》这个电影所拍的时空，哪怕观众不是这个性别、不在这种处境，也能有共鸣。人在破碎之后，能接受人生毫无意义吗，还会重建自己吗？他觉得，陶昕然演活了这个具有现代性的人。

妈妈

蔚英的手腕处常贴着膏药，这是陶昕然的设计。生产后，陶昕然给女儿拍嗝——她虚作了一个拍一拍的姿势，“这样很快的动作，要做无数次。”孩子半岁时，突然有一天，她感觉右肩咯嘣一下，“有点像筋出槽的感觉”，她患上了肩周炎，到现在，肩膀每天24小时疼痛。她去医院拍片子，骨头没事，就是劳损。疼痛严重时，她贴一块膏药。她觉得，常年干家务的蔚英也会承受这样的劳损。

如果观众再细心一些，或许会发现，丧子后的蔚英，做饭、收拾家务，速度比年轻时更慢一些，不如往昔麻利。“是因为她对生活的热情减退了。她没有那个锚了。”

“在东亚文化里面，我们女性经常被教导要懂事、乖巧、听话，将来长大嫁人了要贤惠，要顾全大局，诸如此类。”陶昕然分析她对蔚英的理解。“这样的一个女性，其实是失掉自我的，在家庭里，她没有办法给到更高的指引，所以一直在做一个照料者，用自己的牺牲去控制儿子。她几乎没有把儿子当成独立的个体对待，但是她又很辛劳，在我们的社会当中，这样的母亲很多。”

有一场戏，蔚英希望儿子可以考公务员，主动买了考公资料。儿子说，想做翻译。她很快问，翻译是什么？是外交官那种翻译吗？儿子说，不是。那是哪种？她紧跟。陶昕然的台词接得很快。“虽然我的语气好像是温和的，但就是有压迫感。全方位地、温和地控制。”

“电影里有很多鸡同鸭讲，词不达意，言不由衷。我很喜欢那些错位。错位的爱，错位的付出，错位的认知，错位的理解。”陶昕然自己的育儿观念与蔚英截然不同。“不可以。孩子不是我们生命的延续，她是有自己独立判断的生命个体。”

作为教师的孩子，陶昕然从小被赋予了极高期望，考98分都会被打。到十几岁，她终于到了剧烈的叛逆期，逃离优等生的道路，离家出走，考艺校；大学又辞了湖南卫视光鲜的实习，独自北漂。

为了拿到自己人生的主导权，陶昕然和妈妈展开了十多年的拉锯战。过了很多年，她变得强大；又过了很久，她不再在母女关系中寻求“赢”，以佐证妈妈教育方式的错误。她反抗了妈妈对她的打压，也看到了妈妈对她的无条件付出，她与妈妈和解了。

在母女观察类综艺《是女儿是妈妈》里，她被问，是否想成为妈妈那样的人？

她回答，不想，但这不代表她不爱自己的妈妈。养女儿让她更懂了妈妈，她理解了妈妈那些唠叨、控制，是想要参与孩子的生活，但找不到别的办法。“我现在对任何人、任何事可以比以前更宽容。因为我知道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

成为妈妈，迈入新的人生阶段，陶昕然发现自己特别想演复杂的女性。“我们要努力呈现人物的残缺，完美的人有什么劲呢？”身份的叠加，让她的世界变宽了，这也反哺了她的创作。

2023年11月，陶昕然去杭州看了《莎莉》的初剪。“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的人。从表演上来讲，我觉得是满意的。那么短的时间，我尽力了。我丢掉了过往的一些创作经验。”

她主动问，“别的戏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安陵容你看过是吧？你对比一下，你觉得呢？”

▲陶昕然 （左三） 和导演戴偲 （左二） 及其他主创在 《莎莉的回忆》 世界首映现场

制片人

《甄嬛传》播出那年，陶昕然26岁。

之后半年时间，她接到大概20个剧本，让她演的都是类似安陵容那样的角色，她全部推掉，去演文艺兵、特务、法医、教师，渴望跳出安陵容的桎梏。“我觉得她是框住我的，会限制市场对我的判断和认知，觉得我只可以那样，但我知道我不仅仅可以那样。”不过，后来那些角色的影响力都没有超越安陵容。

当总制片人，筹拍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是陶昕然第二次自己掌舵转向。十年前，妈妈在电话里给她讲了老家一桩留守儿童犯罪的案件，她就想过把这拍成电影。

是不是因为演员处于被挑选的位置，想要更多话语权，才去做了制片人？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中间过程是复杂的，之前我也有想讲的故事，但是为什么没有成型呢？仅仅是源于自己翅膀没硬、抄不起来这么大一摊事吗？其实也不是。好像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到那个时候，特别想讲那样的一个故事，觉得不吐不快。”陶昕然说。

2017年，陶昕然生下女儿。因为生育，她离开片场三年。再回来，剧组的创作习惯、主创相处的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影视演员不需要演自己是一个咖，”她曾直言对行业现象的看不惯。2020年前后，陶昕然开始着手搭班子改编那个发生在老家的故事。

“可能有人会理解为曲线救国。因为实在是市场上那些角色和我适配度很低，我想演的角色人家不给。”陶昕然的做事风格是不内耗，见招拆招。要找谁？那就找。她会诚实地说，我没有经验，我不懂。出现问题了，好，抽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经朋友介绍，导演郭大路和陶昕然见面。陶昕然讲案件和原型人物，拿出很多材料，表达了做一个与此相关的、好看的故事的愿望。郭大路有孩子，觉得关注留守儿童非常有意义，提出去陶昕然的老家看看。他在湖南安化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或是在县城逛，或是跟着司机到山里，观察、采访留守儿童。他发现很多留守儿童的家长当年就是改革开放浪潮中闯到南方的农民工的孩子，他们留守在老家，长大、外出打拼、生子，他们的子一代不可避免地又陷入了同样的留守命运。

安化总在下雨，新世纪的建筑和几十年前的挨得很近，郭大路好像穿梭于不同的时空。他想到了奉俊昊的《杀人回忆》，想做一个犯罪、侦探元素的电影。他花一两周写出大纲，一条线的主角是在沿海城市打工的单身母亲（陶昕然饰演），陷入困境，是把孩子放回老家，成为她当年那样的留守儿童？还是母子一起回乡，自己放弃打拼？还是她在大城市找个人嫁了？另一条线，在南方内陆省的县城，警察侦破一桩陈年尸案。两条线逐渐汇聚，过往的伤疤被徐徐揭开。

陶昕然认可这个大纲，拿PPT找投资。郭大路不管钱的事，闷头写剧本。

先是因为新冠疫情管控，电影开机时间推迟了一年。2021年，离开机还有一个月，剧组已经进入勘景阶段，原定的投资人撤资了。“前期的所有投入已经进去了，你这摊事搞不搞？没有钱，你拍啥？”

那就继续找。主持人李静介绍了一位投资人，见面当天，对方抱恙，戴着口罩，陶昕然都没看清楚其样貌。聊了不到40分钟，对方决定参与投资。

“我坚信能够遇到有缘人。”陶昕然说。

开机前，她准备好所有文件，交给制片团队，说清楚预算。拍摄期间，她专心做演员。“就是这个钱，要把这事儿干了，至于你怎么花，我不管，水清则无鱼。”

“昕然是很拼命的人。拍戏会遇到各种问题，需要选择，哪些可以妥协，哪些要尽量坚持。从开始到结束遇到了太多风风雨雨，全靠昕然的拼搏精神，闯过了一个个关口。她身上真的有湖南女性的坚韧，瘦小的身躯里面蕴藏着很大的力量。”郭大路说，写剧本时，他就将陶昕然本人的倔强、坚韧，融进了那个单身妈妈的形象。

2023年，陶昕然带着这部名为《夹缝之间》的电影先后参加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厦门金鸡影展。2024年9月我采访郭大路的那天，电影刚刚定档在11月上旬上映。

“只是像个傻子一样”

《夹缝之间》开机前，陶昕然在深圳拍戏，空档时她就去一个城中村，坐在马路边，看打工者来来往往。她试图在脸上晒出斑，穿夹板拖鞋，还有导演给角色定的衣服，在身上晒出衣服与皮肤之间的色差。

电影的男主角是一名小镇警察，陶昕然也要求演员体验生活一个半月，要晒黑、要减重。演员赵炳锐跟导演郭大路有过合作，某一天，他去见郭大路、陶昕然。“很干练，讲述故事、形容人物非常准确。”赵炳锐谈到陶昕然留给他的第一印象。接到角色后，赵炳锐提前一个月到湖南，每天空腹有氧、器械训练两个多小时，晒太阳，去当地派出所泡着，最终成为了体脂率8%、干瘦黝黑的南方警察。

不拍戏的时候，陶昕然喜欢逛菜市场，在街头溜达。前几年，她一度扎在工作里，不熟悉菜场的物价了。妈妈和她讲，今天生姜多少钱一斤。她很懵，这是贵还是便宜？她意识到，这不对。“那演家庭主妇的时候怎么办？临时补课吗？没有时间。”

2023年，《莎莉》开机前，陶昕然到杭州。剧组美术准备了蔚英的服装，陶昕然觉得不对味，一个人去服装市场逛、买。角色是穿什么质感、什么款式的衣服？在什么年龄穿多高的鞋跟？她自己调试。

“在过往，可能更多的时候只有权利演好我的人物，没有权利说美术、服装。我觉得这个人物是这样的，但是得按照人家的来。但凡有一点点拧巴、不舒服，就很难呈现出来一个自己欣赏的角色。”在《莎莉》这个体量很小的剧组里，她的一些想法反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戴偲说，从筹备阶段，到拍摄现场，陶昕然做了很多非演员的工作；影片完成后，报选节展，陶昕然也帮了忙。

7月28日，FIRST青年影展颁奖礼上，《莎莉》剧组坐在第二排，陶昕然穿着盛装——在当天早些时候公布的媒体场刊评选中，她获得最佳演员奖——但很遗憾，那天晚上这部戏没有拿到奖。

影展闭幕，剧组也散了。第二天，坐在回家的火车上，雷雨晰在剧组的微信群里看到陶昕然发的消息，安慰大家没获奖没关系，又@戴偲，请他接着写，下部戏她来拉赞助，原班人马，再合作一遍。

在采访时，陶昕然说到自己参与这样一部电影的心路：“我接到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全情投入进去。陶昕然的进步在于，好像没有被世俗所裹挟，影响接戏的判断，依旧只是像个傻子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不可以再那样演戏”

——对话陶昕然

南方人物周刊：你觉得到《莎莉的回忆》，你在表演上的进步在哪？

陶昕然：我可能比以前更没有杂念了。演员演戏分三个阶段，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

第一个阶段，看自己演戏，会觉得好难受、好假。我从2006年开始拍戏，我看我演探春的《黛玉传》是非常崩溃的。大概拍了一个月以后，我去剪辑房看回放，回到房间以后趴在床上嚎啕大哭，我想我怎么演得这么烂呢？全是漏洞。后来别人说，演得挺好的。我们看自己和别人看我们其实不太一样的。

第二个阶段，就觉得能看了，没毛病。从《甄嬛传》开始，看完自己不觉得尬、不觉得难受，但并没有欣赏。安陵容成为一个经典的人物，是集体的创作。她只是我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因为《甄嬛传》太火了，我决定不了，大家不断看到她。（我演的）别的角色可能大家看了就忘了。

第三个阶段，开始欣赏自己，不是说我沉醉其中，而是说，（意识到）原来我可以这样呈现人物了。《夹缝之间》和《莎莉》吧，这两部电影跟我之前所有的都挺不一样。

南方人物周刊：当妈妈给作为演员的你带来了什么影响？

陶昕然：我不是一个演戏有毛病的人，之前演戏，别人看觉得挺好的，但我觉得那么平庸。当了妈妈以后才这样思考：看待人物的成长，要全局拉开。那么就不能每一场戏都演得很用力，每一场戏都很满，那不对。每场戏都在天花板上的话，没有高潮。我不可以再那样演戏。

南方人物周刊：《甄嬛传》的火热和观众对安陵容的情绪曾波及到你。你对这个角色的感情有没有发生变化？

陶昕然：她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特别好的角色。现在有人问我，“（《甄嬛传》里）你选哪个演？”我依旧选她，她不好演，不好把握，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是非常珍贵的机会。

南方人物周刊：也不会想摘掉安陵容这个标签了？

陶昕然：标签是市场给定的。这个东西也不要想努力去摘，再拍十年，说不定还是这个标签。所以要跟自己和解。

南方人物周刊：你说到了某一阶段，市场上的角色可能和你适配度很低，你想演的角色可能人家不会给你。

陶昕然：我本身不属于擅长推销自己的人，社交圈非常窄。但这不是我的困境。而且我会有意做减法，可能现在越来越只跟有刚需的人相处了。

我不喜欢把我自己一股脑子倒给别人，别人对我不感兴趣，我是不想表达我自己的。我喜欢跟对我感兴趣的人聊天。比如接下来我可能会跟两个非常优秀的导演合作，他们从去年底跟我讲那个电影，时不时跟我见面、视频，观察我，对我的一切都很感兴趣，要调整剧本的方向之类的。当我遇到这样的人，我愿意表达我自己，我也观察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