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重新召唤“失落的视野”
——在《文学评论》创刊六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罗岗
很荣幸受到文学所的邀请，能够在《文学评论》创刊60周年的纪念会——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性时刻——说上几句。我想我在这儿发言，并不仅仅代表我个人，背后站着的应该是1960年代——特别是1960年代后半期——出生的一代学人。
之所以要强调“1960年代后半期”这个时间段，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在1980年代早中期进入大学，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都深受那个时代的哺育和影响，称得上是经典的“1980年代人”
；而具体到当代文学研究，则可以说在智识和思想上，是读着《文学评论》等杂志成长起来的。
1985年，我进大学，当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三位老师的《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文中
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
，在这一构想中，“二十世纪”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时间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不必然地包含“二十世纪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下所有的文学，它是一个
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文学史叙事”
，并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对文学进行取舍和褒贬：“
这并不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
”。
具体而言，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构想属于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研究思潮的重要一环
。尽管“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源自1988-1989年间由王晓明、陈思和两位老师在《上海文论》杂志上所主持的专栏，不过应该说，自“新时期”现代文学学科调整与重建时期开始，这一“重写”过程就发生了。
从1980年代前期的作家作品重评，到80年代中期新文学“整体观”的提出，再到1980年代后期的“重写文学史”专栏，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文学史重写过程
。
而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则标志着这一过程中一种新话语形态的出现
。正如陈平原老师（《陈平原访谈：关于八十年代》，2005）所概括的，主导“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是一种“现代化叙事”：“光打通近代、现代、当代还不够，关键是背后的文化理想。说白了，就是
用‘现代化叙事’来取代此前一直沿用的阶级斗争眼光
”。应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构想的提出，突破了日趋僵化和教条的文学史框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极大的空间，至今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惠于这一构想。
值得注意的是，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是1980年代诸多有关“现代化”的论述当中，较早也较为完整地采用了传统/现代、中国/世界这一现代化理论叙述结构的文本之一
。它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构地纳入中国文学如何在“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中获取现代民族意识的过程，并提供了有关“世界市场”、“世界文学”与“中国”主体想像等颇具1980年代“时代特征”的典型叙事。
由此可能带来的问题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整体观”在突显某些特征的同时，也遮蔽了另一部分历史：
“在谈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我们首先会遇到
‘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
。这些概念及分期方法，
在8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许多质疑和批评
。另一些‘整体地’把握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或视角），如
‘20 世纪中国文学’、‘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等，被陆续提出，并好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许多以这些概念、提法命名的文学史、作品选、研究丛书，已经或将要问世。
这似乎在表明一种信息：‘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概念，以及其所标示的分期方法，将会很快地成为历史的陈迹。”（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1998）
我们不难发现，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1980年代的中心位置，是与曾经作为1950-1960年代“显学”的“当代文学”在1980年代出现的危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
其实早在1986年，在北京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木山英雄先生便曾相对隐晦地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用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来定义中国的20世纪历史，忽略了“文化主体的形成”这一问题，因为“从东方民族的立场来看，这（指20世纪）并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市场的成立。马克思是完全站在西方立场上说的”。而丸山升先生则直截了当地提出，
“20世纪文学”的“中心问题”应当是“社会主义”，但在“20世纪中国文学”论述中，这一“中心问题”却并没有出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