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传播与媒介技术的社会理论、新媒介技术的社会使用与文化分析、新媒体与创意产业、视觉文化。主要著作有《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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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凝视与对视》。
本文为"北大新闻学茶座"第50次活动(2015年12月27日)的主要内容整理，本次讨论由程曼丽教授主持，本文已收入《北京大学新闻学茶座精编2》（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因讨论比较深入、篇幅颇长，本公号将此讨论分为上、中、下三篇，连续三日推送，以飨读者。
新自由主义政策具体到电视节目内容生产中有这样一些具体的表现：
一是刚才提到的在垄断时期、公共服务时期最能体现电视公共服务特征的新闻类的和非虚构类节目。在垄断的时期，电视也是靠广告来获利，由于垄断地位，三大电视网没有其他的竞争者，可以很稳定瓜分市场，每个电视台可以建构一套比较稳定的节目风格和类型，形成自己风格。如CBS的口碑或者是风格、品牌就是严肃新闻，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是中产阶级的戏剧类的节目；而美国广播公司（ABC）是偏向于年轻人、大众化、通俗化的市场，但也会在公共服务的要求下，把非虚构类的节目当做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不一定直接面对市场，而是当做电视台社会身份，或说向政府、管理机构来证明自己完成了公共服务职责。但随着全新的资本运作、资本介入，新来资本没有这种传统职业理念，或者说没有非虚构类节目对社会理想主义的关系背后的传统或包袱。所以，行政上的安排、管理层面的安排就是要求所有的节目都要面对市场竞争。所以非虚构类节目要直接面对市场竞争，就必须要求在节目形态、节目内容所要吸引的人群方面有全新设计。美剧《新闻编辑室》就提到：新闻没受众，大家都变得非常虚无，男主角也是。然后来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主义者的改革策略是相信民众的理想主义——她说你好好做新闻是会有人看的。但现实是和男主角对观众的考虑更加一致——并不是说你不用考虑观众就做可以做严肃新闻、好新闻，做好之后就一定会有市场——广告商需要迎合受众的心理，迎合特定观众，所以要改变节目的类型。
二是制播分离成为当代市场化的一个趋势。互联网进入后，就更加明显了——所谓播出平台和制作平台分离。在传统的公共服务广播的语境下，是制播不分离的，播出者就是生产者，最典型的就是BBC，中国传统电视台，集制作播出平台一体，是垄断的大型机构，培养专业的人才。中国还有专门的广播学院来生产各种专业的、与广播电视专业对口的内容生产者。所以，它是大的、一体化的公共事业的一部分。但市场化以后，会发现大一体的、不加分工的模式是低效的——因为越分工，越高效。所以制播分离已经成为重要的趋势。今天互联网平台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电视制片的人才脱离了传统的电视制片，但还是在做制片，为新的、更强势的媒体渠道来提供片源。这些人的制片的能力来自于多年的电视台培养——公共资源给他们提供制片机会、播出渠道，以及同行业之间交流、培训和教育的机会，形成了强大的制片资源。市场就是这样逻辑：一旦有了新机会，这个群体拿着自己的文化资本来换取新的工作机会和市场利益。
制播分离的语境下，制片公司已脱离了传统广播、电视媒体作为公共服务的理念，完全是一种商业化运作。在制片公司中所生产的内容也就更加灵活，和市场接轨更加紧密：在内容设计初期，就和特定市场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在一开始投资和构思就已经和特定品牌、商品或特定消费群体追求联系在一起。比如现在的真实电视，尤其是竞争类的、竞赛类的电视节目。这种制片一定和音乐工业联系在一起，和音乐工业推出新人、推销新明星、选秀直接关联。像湖南卫视的自拍电视剧，从一开始就和一个深度介入的赞助商联系在一起。这些赞助商对内容生产不是原来简单地购买收视率高的节目的广告；而是直接派人进驻片场，从剧本、拍摄过程就介入，很严格地监控产品传播——出镜时间、镜头形式，每一集出境时长以及在怎样叙事里、在什么角色旁都有严格规定，非常严格地进行内容生产过程的监控。
真实电视节目（Reality TV），也就是非虚构类节目，在市场化、商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创新，即所谓节目创意，也是这样。因为非虚构类节目也越来越多地被逼着要面对市场，需要学习，需要找到自己强项，学习其他娱乐节目和电视剧如何寻找市场。以往的非虚构类电视在市场上很重要的优势就在于其本身的非虚构，即真实性。这种真实性在当今大众文化市场还有卖点，就是普通人，或者不加设计的情景导致一般人，真实体现出来而非表演的一些很极端的行为或体现出人性之恶等很戏剧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大众市场上是非常受欢迎的——它拥有一个潜在的市场心理基础。
另一个是成本。非虚构类电视在传统新闻、纪录片、包括谈话节目等摄制中，成本相对娱乐节目、电视剧较低。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降低成本一方面可以扩大市场，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创新模式。所以真实电视在欧美90年代逐渐进入到黄金时段。原来新闻类节目是在晚间，还有新闻杂志——像美国电视网那样的新闻杂志，也是收视率相对高，但针对的是中上层知识分子阶层，不可能占满黄金时段，主要黄金时段还是主打戏剧类节目如肥皂剧、情景喜剧。90年代中后期，黄金时段的节目安排中越来越多出现了真实电视，如早期的《生存者》《生存大挑战》《如何嫁给百万富翁》等原来白天不断播的节目，进入到了晚间的黄金时段。
在中国是有一个滞后。90年代末，我国已开始引入真实电视类型。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焦虑地讨论，为什么真实电视比不过电视剧？总的来说，当时中国人还是喜欢看电视剧，没办法进入黄金时段，只有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但也是在周末进入到黄金时段。到了今天，我们也知道电视市场的情况，各种选秀节目、真实电视进入到黄金时段。
在这种新的真人秀节目当中，有哪些新自由主义人格的表征？由于这种真人秀节目主要是一种竞赛型、揭露隐私型或者自我改造型的节目类型，充满了刚才提到的与新自由主义文化非常相契合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不仅仅是自己能力的表现，而且是要与别人进行竞争——自己的优秀一定要建立在别人的不优秀前提下，因为这是一个竞争机制。淘汰、竞争
给大众带来了许多心里上的快感，快感依旧是淘汰的过程——终于把别人踩下去，终于生存下来了。不仅是今天的选秀节目，像早期的《生存者》，每一次游戏结束后需要所有的参与者一起讨论淘汰下谁。这些人要到一个封闭的房间里，摄像机的全程拍摄下，大家讨论，给所有人特写。当名字出来时候，一定要给被淘汰的人一个大特写，让观众看他是什么表情，一种施虐式的观众对失败者夹杂着同情以及看热闹的心态。这个小组别的参与成员，也争取留到最后——因为最后有巨额奖金诱惑。所以，参与者要到达最后就必须不择手段，克服掉对淘汰者的同情或对规则的不满。
这个让我想起前两年《中国好歌曲》第二季，赵牧阳的放弃在整个大语境下显得非常异类，很多人也看不太懂。明显可以看出，赵牧阳是主动放弃，他说我不想让他们被淘汰，所以我选择自己走。这样一种情感表述在选秀节目中非常少见：大家一定要表现出我很有信心，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虽然也会说别人很好之类的，也会表现惺惺相惜，但是最终我不可能让步，不可能放弃——成功是最重要的，为了成功可以克服伦理和情感上的不适。这种克服对节目的建构是正面的、自我的成长，如果你不去克服就自己走了，说明自己是懦弱的。因而是种建构。
自我建构、自我提升在许多职场真人秀中是非常明显的。职场大佬在电视上对个体完全是挑剔、嘲笑的姿态：可以非常不客气地训斥选手。求职者必须保持谦逊，保持对老师的接受，因为“我需要这offer”。我看这种求职类节目时非常难受，但很多人却当做成功的机会。自我提升在这种权威——老板面前就是一种资本。老板要挑你，不能表现出自己不满。当然很多时尚类真人秀，直接推销产品。为什么要用个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就在于传统个人主义隐含着对主流和时尚的拒斥和反叛——传统要建构的文青、愤怒青年的形象，个人要反叛体制，越是主流的越去拒绝、排斥。但今天对个体文化的建构是追求主流和时尚，包括早期的超女，提供了很多惊喜，如民主、草根自我实现等元素。但超女在经过节目组培训之后，在舞台上表现是特别职业的，尤其是在对粉丝态度方面，很少有像野路子出来的摇滚歌手对观众不屑。她们是非常驯服地经营自己的明星形象，对自己的粉丝和偶像、对社会主流、对自己的要求、对大众对媒体都是很友好的。
谈话节目是具有公共领域性的。电视和广播一样，是一个垄断的、由中心制片机构播出、普通大众在自己家庭当中接受信号的模式。电视比起印刷媒体来要单向得多：对印刷媒体来说，写封信或评论投递过去，还有刊登的可能；但观众要对电视进行回应，只能通过最抽象的数字方式——收视率——节目有人看或没人看，这是我们能与电视形成对话的方式。所以，电视是能体现经典的大众传媒最恶劣一面的媒介——由点到面，由上至下，宣传式的传播。而电视谈话被认为能稍微克服电视的单向传播。因为，在谈话类节目里视觉并非最重要，只是背景。但是，在今天的谈话类节目里呈越来越奇观化的景象。原来谈话是非常简单的，包括新闻也是——新闻演播室在传统上并会有很重要的视觉安排，最重要的是新闻所播出的内容，主持人的形象中最重要的是声音、采访能力，而不是形象。但今天逐渐出现的奇观化进程中，对演播室有形式追求——要多么大的演播室，后面是透明的演播室还是能够在演播室看到全球连线的、虚拟设备等变成新闻和谈话类节目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谈话节目对谈话环境的布置，比如布置成办公室或布置成客厅等，有了越来越多的诉求。但传统谈话节目，相对来说更多是基于声音和视觉的。通过谈话节目，我们邀请职业制片人以外的社会群体，专家、明星或普通人都可在谈话类节目中出现——他们可以带来更多样的话语模式。传统制片人员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怎么表述传达，在职业范围内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了。那么，谈话会邀请媒体之外的人群在电视上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