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一个叫大唐的小镇里，人们总是愿意主动谈论起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尽管态度始终有些暧昧。
大选刚结束那会儿，特朗普被拍到在专机上穿了一双脚趾用金线织成的袜子。这双Made in China的“金脚趾袜”就产自大唐镇。在镇子上的人看来，那段时间特朗普几乎成为了大唐袜子的代言人。
但生产袜子的老板们却在忐忑地聊着是不是该准备由东南亚转出口了，毕竟这位美国总统从竞选开始就威胁要对华提高关税。对经济发展几乎完全依赖对外贸易的大唐镇来说，这可是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
从上海乘高铁出发，经过杭州后继续向南一个小时，就来到浙江绍兴下辖的县级市诸暨。从火车站打车向西再走10分钟，便可来到大唐镇上“金脚趾袜”的生产地丹吉娅集团下属浙江袜业有限公司。
拥有这间超过27万平方米厂房的是丹吉娅集团的董事长洪冬英。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年就开始做袜子的她被称为大唐镇的“袜子女王”。现在，镇上共有2000多家袜子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和加工户都围绕丹吉娅提供服务。
海宁皮革、义乌小商品、温岭水泵、嵊州领带……在浙江，几乎每个县级行政单位，甚至小镇都有自己的特色行业或产品。
这种被称为“块状经济”的经济生态依靠同业民营经济的高密度聚集而产生，通常市镇上会有几家大公司和成千上百家在产业链上下游提供配套产品或服务的小公司，甚至小作坊。
袜业小镇大唐就是一个典型的以袜子为特色产业的块状经济区域。
你可以想象一下往北京二环内塞下5000多家袜子工厂的壮观景象。在这个常驻人口不到8万人，面积仅有53.8平方公里的小镇上，分布着5083家与袜子相关的企业——这还没算上众多只有几台机器的个体加工户。2015年，整个诸暨市的大唐袜业产业集群总共生产出了250多亿双袜子，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3。
不过你并不能在大唐找到能一下叫出名字的大品牌，更为知名的浪莎和梦娜都不属于大唐——它们在一小时车程以外的义乌。
对这个号称“国际袜都”的全球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来说，这是一直以来的困扰。特朗普穿过大唐生产的袜子只能是一个短暂的营销噱头，这个小镇需要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品牌，摆脱加工生产、贴牌生产等低端制造业形象。
为此大唐人从两三年前开始，在新老城区交界处圈出了一块2.96平方公里大的区域，并给它起了一个更洋气的名字——“大唐袜艺小镇”。而现在，这个在土地规划时特地做成了袜子形状的小镇还有了更多头衔——“住建部公布的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浙江省首批特色小镇”。
大唐袜艺小镇已经不是你想象中传统制造业小镇的样子了
的确，这已经是一个与你想象中那种巨大厂房和阴暗小作坊在田间交织，违建和垃圾污水遍地的中国传统制造业小镇截然不同的地方。
从大唐最为知名的袜业交易市场向北过个马路，就来到大唐袜艺小镇的中心，你会看到几个由淘汰的旧锅炉改造成的机器人雕塑，它们背后是一片由5幢新建的小高层建筑组成的创业小区。这个名为“袜业智库”的地方集中了创意设计基地、袜业博物馆、新品发布中心、袜业研究院、淘宝大学等功能，镇上的中小企业可以免费到这里用最新的样品制作和检测设备。
废旧袜机被设计改造成机器人
环绕袜业智库，西侧的方田村清理了违章建筑和土堆，建成了一个电商创业园。而智库北面还有三个在建的工业园区，建成后进驻的工厂将全部用上更环保的天然气。
更为重要的变化，来自于生产方式的革新。年轻人带着新的想法，开始形成这里的支撑。
出生于1983年的创美文化董事长陈仁勇是第一个被拉进袜业智库的人。有专业篮球裁判资质的他为自己选的转型方向是时尚运动功能袜。“阿迪达斯和耐克的袜子在功能性保护上还不够，大唐人比他们更加了解袜子的制造过程和编织工艺，可以做到更好。”陈仁勇说，转型后，从前向他下OEM生产订单的贸易商现在反过来主动提出要把创美的自主品牌产品销往国外。陈仁勇预计，今年自主品牌部分的营收就能够占到总体的一半以上了。
“童袜王国”的85后主人戚徐佳读室内设计出身，她在袜业智库为自己盖起了一座有南瓜车雕塑的蓝白色小城堡展厅。两三年前，戚徐佳还在人工成本压力下，苦守为外国品牌贴牌代工10%的微利，“以前一年做两三千万元营业额，等到过年发完工资就基本上不剩了。”直到袜艺小镇启动，她才下定决心转型做国内市场，并主打自己的设计能力，这让一双袜子的利润率从10%变成了30%。一直给她“洗脑”，敦促她转型的镇党委书记徐洪承诺在袜业智库提供3年免租期——在一街之隔的大唐袜业城，商铺年租金已接近每平方米近万元。
这是一项看上去卓有成效的变化。转型前的童袜王国和创美文化，都是处于“微笑曲线”中部的制造商。在这条描述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利润率分布、两端高中间低的曲线上，长期缺乏品牌意识、停留在中间的制造商，因为产品附加值低，只能依靠不断扩大产能微利求生；而抓住两端的研发设计和品牌市场，就意味着抓住更丰厚的利润。
“努力走向微笑曲线两端”也是大唐政府建袜艺小镇的目标。在对外的官方描述中，它的定位看上去更为宏大——“把袜艺特色小镇建成全球最先进的袜业制造中心、最顶尖的袜业文化中心。”
袜业体验馆门前的艺术装置
不过这样的野心，并不是基层政府的突发奇想。
2014年10月，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李强参观了阿里云负责人操盘的云栖小镇，首次在浙江公开提起特色小镇这个想法。到2015年1月浙江省两会时，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了要规划建设一批特色小镇，目标是
“以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集聚、产业创新和产业升级”。
浙江的特色小镇不等于行政区意义上的“镇”，也不是单纯的产业园区。按照官方描述，它是一个面积在3平方公里左右，“相对独立于市区，具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资源和一定社区功能的平台”。
在空间上，特色小镇聚焦在小城镇和城乡结合部。在国家发改委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沈迟看来，这是当下城镇化发展的一次反思：“我们在口号、方针上从来没有忽视过小城镇，但在实际资源配置时却把它们给舍到一边了。”
就在浙江提出特色小镇建设后不久，特色小镇建设迅速上升为一项国家重要的工作，中央政府要求2020年前在全国范围内建设1000个特色小镇。于是，住建部、发改委和财政部着手设立国家级特色小镇，各省市自治区也启动了特色小镇的申报。
尽管最初以云栖小镇为原型提出时，特色小镇是一个极具互联网基因的概念，但当浙江真正设立“3年建成100个特色小镇”目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
“2014年前后，浙江的产业投资在不断下降。每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量就是2000多亿元，但是这么大体量的投资里面，大多数还是基础设施的投资，产业投资所占的比重以及增幅都不高，一年增幅也就是5%左右。”参与浙江特色小镇政策制定调研的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东凌在一次研讨会上说，浙江工业经济总量中有70%都是传统产业，“特色小镇的建设落地就是以产业的有效投资，推进产业的经济转型。”
因此最终，浙江将特色小镇的创建方向放在了信息经济、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和高端装备制造这7个被认为支撑浙江未来经济发展的万亿元级潜力产业，以及茶叶、丝绸等历史经典产业上。
但基层政府对特色小镇这件事的热情并不相同。
预想中的蜂拥申报没有立即出现。由于建小镇不像工业园那样能马上拿到地，有些基层政府一开始并没太大动力。
2014年年末，浙江特色小镇的基层自主申报启动。统筹整件事情的政府部门觉得已尽量把要求表达得简单：面积在3平方公里左右，其中1平方公里建设面积要建满，3年时间内要达成50亿元产业投资，且必须是非房地产类。
可对乡镇基层官员来讲，申报特色小镇，像一道有点晦涩的命题作文，它不像产业新城那样简单，一听就能明白要往筐里面塞什么。
“羊毛衫之都”桐乡市濮院镇的人大主席龚林海就被难住了：“他们把产业、文化、旅游、社区的结合叫作‘四位一体’，还有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这些在基层都不是很了解。2014年下半年特色小镇刚提出时，我们市一级政府也没有很重视它。”龚林海是后来成立的濮院毛衫时尚小镇创建领导小组执行组长。
直到2015年，浙江省拿出土地财政支持政策，市长们才一下子重视起来。
土地使用指标对地方政府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为了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国土资源部早已对每座城市每年可以开发出让的土地总面积做出极为严格的控制。而在只有10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并且是“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浙江，土地指标不足已成为产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
依靠土地财税支持，特色小镇对地方政府的吸引力一下子提升了上来——只要成功挤进特色小镇，并完成年度规划任务，浙江省就会按当地实际使用土地指标的情况提供50%至60%的指标奖励。而由特色小镇建设新增财政收入上交到省财政的部分，也将返还前3年的全额和后2年的一半给当地财政。当然，其中也设置了惩罚机制，对3年内未达到规划目标任务的小镇，会加倍倒扣奖励的用地指标。
这迫使龚林海赶紧带着团队跑出去调研市场。他到处找人请教时尚产业是什么样子，还头一回听说了世界四大时装周。最后他发现，濮院已发展到2万人从业规模的毛衫市场，本身就有自我转型升级的推动力。
濮院谋求转型时尚产业多年，包括举办国际毛针织服装博览会。
数年前，濮院已经开始从单一的毛衫、保暖纺织品生产向全系列服装转变，一些曾经的贴牌代工厂也开始尝试创立自己的品牌，向时尚工业靠拢。因此，要完成50亿元产业投资的任务，只需要把有活力的市场项目都打包起来。
画3.49平方公里规划红线时，濮院左量右量，把已有或在建的6个项目全部圈进去统一包装。“这些项目，我们没有特色小镇也要做的。”龚林海说。在濮院特色小镇的规划中，之前已开建入园的毛衫创新园作为中小毛衫企业孵化基地成为了小镇的客厅。而当毛衫时尚小镇成功申请到特色小镇后，濮院收到了省里“借”来的700亩土地指标，这使得一直停留在立项规划阶段的毛衫创新园三期可以动工建设。
“过去指标都是省里给市里再分到县里，舍不得再往下分了。听说沿海某县有个镇工业产值占到了全县9成，却只能拿到10%的土地指标。”沈迟说，特色小镇有助于穿透森严的行政等级，保证资源直接配置到目标平台。
在土地指标的推动下，很多小镇将过去几年所做的事情一股脑儿丢进了规划，然后扣上了一个特色小镇的大帽子。
这其中，有一些是提前做了特色小镇应该做的事情的。比如在自我危机感强烈的大唐，无论有没有特色小镇，转型升级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海润精工机械的总经理顾伯生研究了数十年的袜机技术，是大唐镇上的“袜博士”。他向《第一财经周刊》讲述了大唐逐渐走向产能过剩、利润低微曲线的过程。
按照顾伯生的回忆，在大唐人冒着“带资本主义尾巴”风险偷偷用手摇袜机的1970年代末，一双没有任何花色的白袜子就能卖5毛钱。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大唐的袜子全面转向国外市场，一双赚1块多也不稀奇。
古董袜机是袜业智库里回顾大唐产业历史的一部分。
然而好日子很快到头。简单的贴牌代工，导致了无序竞争：“客户找几家工厂报价，一家两块，一家报一块七，最后他们拿着最低报价出来再来压一轮价。”顾伯生说，电商的活跃加上人工成本飞涨，大唐袜子的利润空间在2007年后快速见底，“现在只有在行情好的月份还能赚上两三毛一双，更多的加工户是今天做了要亏10块，不做还要赔上工资亏1000块。”成本压力之下，大唐还有很多小型企业把厂房设在村屋，这种一楼生产、二楼仓库、三楼居住的“三合一”的小作坊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火灾和治安隐患。
在急于转型升级做出政绩的基层政府眼里，低端小作坊不贡献税收、乱打价格战，还出产低质量产品损害大唐在行业中的口碑，成了产业群的拖累。2014年，在一场外来务工人员的恶性治安事件刺激下，大唐镇政府决定彻底清理这些“三合一”小作坊。
大唐对所有工厂下了环境消防整改的最后通牒，地毯式清除不配合环境消防整治的小作坊。大唐袜业城的一位小商户回忆，那时大街上广播车不停巡逻：“如果不转型整治，我们就要被东南亚代替了！”随后，一家家小作坊被拉闸查封，遍布村屋的违建小厂房也不能留下。
3个月之内，大唐全镇原有的6500多家袜企，彻底关停了3203家，只有3143家验收复工。来大唐打工的7.1万外来人口中，有2.3万人再也没有回到大唐。
现在回过头看，在讲求加工协作的大唐，突然大批淘汰是有点冒险的举动。许多家庭作坊当时还接着海外订单，手头贷着一笔买原材料的资金。并且浙江企业盛行信贷捆绑互保，一家倒下后还会牵连其他互保企业一起搭进去。
大唐清理了数以千计的手工作坊，“机器换人”正成为趋势。
镇上加工户少掉一半，大唐产能也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下滑。但与此相对的是，低端竞争退场后，新技术新产品的发展空间清理了出来。
比如戚建军的凯诗利化纤厂早些年就开始生产一种不需用水印染、也不易脱色的环保无染纱。这种纱线过去价格要比传统印染的纱线高30%左右。但大唐五水共治关闭了一些高污染的染纱厂，也抬高了普通纱线的价格，使得两种纱线的价差缩短至5%到6%，更多袜厂愿意采购无染纱了。
顾伯生在更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技术革新的重要性。他从2010年起开始研究的智能袜机，到2015年已经可以做到将出产袜子的流程从7天简化到7个小时，能够节省70%的人工成本。
顾伯生的新机器吐出的每一双袜子，翻过来之后，袜筒和脚趾头连接的部分都是完全平整的——传统机织袜会在这里出现一条凸出来的接缝。“织袜子有一道重要的工序，是要把分开织好的袜筒和脚趾再缝起来，这叫‘缝头’。这双自动缝头袜子比别人手工缝制的质量还要好——手工缝制的加工费需要六七毛到一块钱不等。从成本来讲，用这台机器其实比越南人手工缝制还要便宜。”顾伯生说。
他并不认同光靠玩品牌设计就能成功的想法。在他看来，还是得用技术效率的提升抵消人工成本的增加，否则当产业群逐渐失去对纺织技术的了解，创新就会变成无源之水。因此，大唐的袜业智库开放后，顾伯生便在其中设置了一个展厅——尽管是大唐镇上的老行尊，他依然需要向本地的袜企证明自己机器的实力。
大唐袜业智库展示的创新原材料。
从2014年清退“低小散”企业算起，大唐在最新一拨转型升级上已经有了一段足够长的准备期。因此当特色小镇的申报机会出现时，它已经做好了准备。
但多数申报了特色小镇的浙江小镇，更像黄岩智能模具小镇的状态，被政策推着圈出了一块地，并不系统地向里边填充资源。
近800亩的土地指标奖励是台州市黄岩区申请模具特色小镇的最大动因之一。台州位于宁波和温州之间的沿海地带，这里共有3个制造类小镇入围了浙江省级名单。其中，有“模具之乡”称号的黄岩区，以成本低、速度快的流水加工能力出名。但土地资源紧缺是黄岩多年来的问题，2200多家模具企业已向城西和城北疏散——黄岩主做汽车保险杠等塑料模具，厂房需要在地面平铺动辄几十吨重的大型设备，所需的土地资源也就特别多。
从一个市辖区的角度规划3平方公里的小镇，黄岩花了很多时间在选址上。“位置不能在城区，放太远又没有辐射能力，最好在城郊结合部。特色小镇申报文件要求产业、文化、居住、旅游等四位一体，放太远的话一样东西都实现不了。”黄岩智能模具小镇建设指挥部副指挥张仁勇说。
最终，智能模具特色小镇划在了黄岩经济开发区的西部，这里原本就是2008年已开园的模具新城。在精诚时代集团行政副总裁陈福蓬的记忆中，2006年国务院开始鼓励设立大园区后，区政府就组建了中国模具新城。“当省里推出特色小镇后，就在这个新城的基础上，再升级成为智能模具小镇，名字换掉了，再向西向北推进了不少。”陈福蓬说。
谁能成为特色小镇，取决于自身的产业基础与特色，这是市场而非基于城镇行政级别的选择。深入了多个特色小镇调研的沈迟认为，政府在尝试以一种更为顺应市场的方式进行行政资源配置。
2015年6月，大唐、黄岩、濮院等浙江首批省级37个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正式确定。只要能通过评审，每个市的特色小镇数量并无限定。
主攻信息和金融方向的杭州有9个小镇顺利冲线。其中一个基金小镇，是效仿国外的对冲基金基地格林威治金融小镇，把基金集中到郊外玉皇山南古镇。
只要产业投资尚可，是不是一个“镇”、是否传统产业也没那么重要，嘉善就重新把自己建了没几年的巧克力工厂和乐园改造包装，申请到了巧克力甜蜜小镇。同样做模具，宁波余姚的产业基础比黄岩稍弱一些，它也出现在了2016年1月公布的第二批42个名单里。
而更多未入选“创建名单”的小镇则被列入“培育名单”，它们需要证明自己在产业发展，尤其是投资这项最重要的指标上具备更好的成长性。
浙江在特色小镇的认定上“宽进严定”——两批共79个小镇成功进入创建名单后，还不算正式成为省级特色小镇。以3年为期，每年春节后，浙江省发改委都会从高端要素集聚、投资情况、特色建设等8个方面实施百分制考核。
从基层政府需要填报的《省级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季度统计表》来看，考核最看重的几项包括了官方和民间非房地产特色产业投资完成额、入驻企业数、高端人才创业情况、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和旅游人数等。
成功申请只是个好的开始，要忙的事情还有很多。
刚挂掉一个小时内接到的第八个电话，张仁勇又被黄岩智能模具小镇的村民缠上了。今年春节后，小镇上即将启动清退违建的工作，为了争哪些该拆哪些不该拆，小镇建设指挥部的办公室每天都在排长队。
沿着张仁勇所在街道办门口的新前路一路走去，路面被货车轧得有点坑洼，再往里走几百米，村里木质结构的土泥瓦房隔着菜田和西诺模具高大的厂房对望，而村屋门口摆放着的燃煤锅炉与大唐人描述的两三年前的景象颇为相似。
不过，新前路即将拓宽为一条笔直的大路，未来的模具小镇上或许不会再见到这样的场面。看模具小镇入口处花了大价钱新建的沿河公园就知道了，这里还会修建一片生态旅游带和游客接待中心。
这是设定特色小镇建设目标的浙江省政府希望见到的。为了避免出现过去那种声称“产城融合”，实际建成了高污染工厂区的产业园，这次浙江省政府干脆给特色小镇定下硬指标：按3A级以上景区建造——这是希望特色小镇把产业和生活共融在同一区域，加入本地特色人文旅游元素，成为一个更为宜居的创业环境。
但和基础配套设施的升级相比，往小镇里填什么，才是真正的难题。
按照特色小镇考核标准，如果小镇只有虚有其表的基础配套空壳，是不能通过考核的。不但拿不到激励的土地和财税资源，还会被追惩倒扣。最快到2018年，第一批浙江特色小镇就会迎来大考。
这已是摆在黄岩智能模具小镇面前的考题。
如果按照常规思路，以黄岩模具企业对土地的渴求，模具小镇的招商是根本不用烦恼的。但黄岩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方崇辉并不仅仅想要一个及格分，他想得更多的是，怎么把小镇变成“精华版的小黄岩”，让客商不用到处跑，直接到小镇就可以找到“好企业”的全产业链服务。“能进来的不管大小，必须是同行里比较优秀的。”方崇辉说。
作为模塑设计基地的负责人，方崇辉一直在黄岩推广工业设计理念。他打算往小镇里面加一个协同加工中心和设计制造中心，提供工业设计服务，还可以由政府建标准厂房，租售给大企业里跳出来创业的技术骨干创业。如果有更多新兴企业在小镇里培育出来，那就再好不过了。“模具行业作为工业之母永远不会凋零，新能源汽车、机器人、虚拟现实硬件一样需要塑料模具。黄岩要培育专精特企业让它们涉及前沿领域。”方崇辉说。
黄岩精诚时代集团的新旧模具车间对比，自动化程度提高。
“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浙商回归”“机器换人”“四边三化”“一打三整治”、市场主体升级、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七大万亿产业培育……浙江这些年出过的产业转型政策，每一次政府都希望能聚集更多创新者、龙头和投资。但从方崇辉这位1977年出生的经信系统官员的角度出发，哪些是企业真正的需要才是最值得思考的。
“转型升级还是很难，在市场信息把握方面政府永远是慢一拍的。”方崇辉说，黄岩政府做过一箩筐转型扶持政策，他觉得是时候有所取舍了，“政府可能还是不够懂企业，以往做的东西很多或许都是花架子。”
企业的感受更直观。作为黄岩最受政府关注的模具公司精诚时代集团的管理者，陈福蓬也能感觉到政企之间思路上的明显差异。
“通用型的设计中心未必能够适用于模具行业多变、追求高精尖的定制化需求，而且协同创新可能涉及到技术保密问题。”陈福蓬认为，如果想培育更多掌握专利的创新企业，更为重要的是沉下心来整治竞争环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他觉得政府“不用太着急”，与其搭建太多平台，政府应该更多地专注于做好企业服务。“企业有自己的发展轨迹，让企业安心去创造价值就行。”
濮院毛衫小镇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更放手一些。在濮院，政府把中小企业孵化服务平台“毛衫创新园”的运营，完全交给了做毛衫行业工业房产的公司华新实业集团来做。
跟互联网行业的孵化器类似，毛衫创新园提供厂房租售，也帮助企业对接政府服务和培训。市场化运营使得许多政府曾经想当然提供的服务都在定期调研后及时调整过来了。“原来跟人才市场合作招中层人员，其实调查发现小微企业更紧缺的是操作工。”毛衫创新园公共服务平台主任赵萍说。在东北长大的赵萍来到浙江后，感受到了地区之间政企关系的巨大反差，“我家乡创业的朋友根本不信我们可以这样跟政府和和气气地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