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鹰：收纳痛与爱 | 新刊·专栏

当代 · 公众号 · · 2024-07-28 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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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梁鸿鹰专栏“逆旅人间” 第二篇，讲述与医院有关的记忆：疾病和人生如影随形，痛与爱亦是如此。医院就是这样一个接纳一切的地方。它的气味，它的疼痛，混合着治愈与回忆，构成人生无法逃避的一部分。

专栏·逆旅人间

收纳痛与爱

文｜梁鸿鹰

人之所系，莫大于生死。

——[清]徐灵胎《医学源流论·自序》

我曾痴迷于高尔基的《在人间》，其字里行间的炎凉、伤痛和哀乐久久难以从我脑海里散去。医院何尝不是每个人无法逃脱的人间？无论高傲、卑微，还是富贵、贫贱，人生在世，唯一不得不去的地方，就是这处伟大的人间。医院无权打烊，它日夜慷慨地张开大口，不知疲倦地接纳、收治、料理、安顿疾患、痛苦及意外。我被这个人间早早相中，经常拖着过短的影子，被一条炉灰铺就的“之”字形马路带着，来到县城中心地带那座三层高、砖瓦水泥筑就的苏式建筑物里。或许刚及学龄，我便在这里熟悉了排队、挂号、划价、交费、治疗、取药等流程，一次次接受诊疗、抽血、透视、注射，或代母亲取药、取检查结果，还有取物。新奇与苦涩，温暖与凄婉，长在心里，半个多世纪飞逝，依然无法淡忘。一座“人间”，不管外形平淡或巍峨，只要内部以白为主色调，就会与世界上其他以疗愈为使命的场所一样，获得无可辩驳的高冷、肃穆及惊奇，与周遭划出清晰界限，上演一幕幕难忘悲欢，成为人生记忆的奇特渊薮。

医院之令我心生敬畏，不单在于进入内部之后双眼所及，满目医生护士统一的白色着装，更在于其无法躲避的独特气味。在我出生和成长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医院最具代表性的气味是来苏水味。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医院都无一例外地被这种极具占领性、权威性和不可抗拒性的气味所主导。一旦与这种特殊气味同在，你就得接受自己是病人或病人亲友这一事实了。“来苏水”是lysol的音译，为诞生于1823年的美国利洁时集团（Reckitt）旗下的一个品牌。1889年，Gustav Raupenstrauch博士发明了来苏水制剂，这种含有甲酚的复方液体，性状黏稠，颜色为黄棕色至红棕色，具有较强杀菌消毒作用，即使稀释到1%—10%，味道依然很浓。因为来苏水的味道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参照，当它侵入鼻腔时，人们会更感不悦。

不过，当我从医院门厅进到稍深些的地方，很快会闻到另一种味道——药品的味道。挂号处和交费处旁边是西药房，这个人群最容易聚集的地方，永远拥挤而喧闹。一种令人心生复杂感受的多元气味，及时提醒你此行的使命。药架上那些以白、黄、蓝、红为代表性颜色的大小药片，或者为本来面目，或者被穿上糖衣，即使处于封闭状态，也会静静地、毫不客气地显示自己成分的扩散性、侵略性。你倒也不必担心药剂师不会做出合理而准确的分发。彼时制药工业精细化不充分，不少西药片需要分装到一个个小小的白色纸药袋里，按医嘱要求被发放给不同患者。分装导致更广泛的气味流窜，强化着人们对医院的敬畏，每次拿到顶部折成三角形的小药袋，我都不由自主地把鼻子凑上去，用心呼吸，仔细闻一下，以期产生不同的心得。西药房窗口飘出味道的复合性，最让人赞叹。在我看来，这些味道代表着医学的专业、神圣和不可替代，不强加于人，却被心悦诚服地接纳。中药房位于西药房另外一个方向的尽头，因经常光顾而被我熟悉，从一个玻璃隔断望进去，会看到上面写有极富诗意药名的一个个正方形的小抽屉，规规矩矩，密密麻麻地嵌满三面墙，窗口处的草药味扑鼻而来，有些乡野，有些苦涩，让我联想到野地和高山。

医院里唯一能在气味上压倒来苏水的或许是酒精，此味道我小时候最不愿意领略，因为它所预兆的，既是隐私部位的裸露，更是肉体的疼痛。酒精气味提醒你已经处于注射室，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一次真刀真枪的医学洗礼。当灵活的器具被装载上神奇药液，即将实施医学处置的时候，总是酒精这种带有不可抗拒气味的液体先行光顾你。如果说来苏水味道令人不快，那么酒精气味导致的就是神经的高度紧张。在我的早年记忆里，所有注射室、处置室无一例外地被酒精气味所主导。酒精棉球冰凉、严酷而漠然，消毒时所散发的气味天然具有无可置疑的惩罚性，或许单是这种气味的前兆意义，就使“打针”成为所有大人威慑顽皮儿童的不二法宝。不论男孩还是女孩，只要胆敢“不听话”，大人一律以“带去医院打针”相威胁。大人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后果，任何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都不能无视这种威胁，乃至酒精气味也成为威胁。听院子里一位大人聊天时说，他儿子上医院见到棉球，闻到酒精，便浑身发抖，有一次直接晕倒在地上。我的情况没这么邪乎，酒精气味足使我紧张倒是事实。对酒精气味更大的畏惧来自青霉素注射。青霉素是我童年的噩梦，幼时感染肺结核，青霉素为注射之首选，此前需先行皮试——将小剂量试剂注射到手腕皮肤细腻处，观察几分钟，看是否红肿，红肿便是过敏，注射得取消。皮试之前，眼见冰凉的酒精棉球在左腕皮肤最细嫩的地方来回挪动，气味的威慑力顿时显现，随后针头以不亚于臀部注射的果断迅速刺入皮肤，立时导致小红点出现。针头拔出后，小红点处需遵医嘱压以棉球，留观几分钟。每逢皮试，我都祈祷红肿早些出现，遗憾的是，奇迹从未光临，皮试总是百分百通过。接着被叫进注射室。知道打的是青霉素，我就紧张到腿抖。那新鲜而浓烈的酒精气味像为虎作伥的帮凶，强化我的紧张，白衣操作者佩戴口罩不怒自威，其漠然、娴熟和专业，更令我胆寒。

遭受青霉素公事公办式注射若干次后，天上掉下个小丹护士——我不记得怎么知道她小名的。她部分消除了我的恐惧感。大概九岁那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于来苏水气味包围中被一位年轻姑娘轻声叫入注射室，我递过单子，让她检视我的左腕，一股压过房间任何气味的香气飘入鼻腔，那无疑是母亲平常用的雪花膏的味道，令我隔着她的口罩，也愿设想其机灵与可亲。她检查完毕，迅速拿出针管，一边将蒸馏水打进青霉素药瓶，使劲摇动，一边等我露出该露的地方。只要在漂亮女性面前，我都像接受无数双陌生眼睛观赏般不自然，这导致了我动作缓慢。小丹护士并不催我，倒像个旁观者。待我立在台子旁，将半个屁股蛋露出来，她才绕到我身后。伴随湿棉球接触皮肤，袭人鼻翼的酒精气味慷慨散发，她轻柔挪动棉球一两秒后，以大出我意料的速度将针扎入，一边慢慢推针管，一边用手指甲在针头周围轻轻刮动。指甲的移动，仿佛得她身上香气的加持，有效分散我的注意力，令注射痛感顿减。没有小孩不怕打针，紧张所造成的惧怕，是打针最大的痛。由酒精气味伴随着的享受型注射，只在小丹护士这里得到过。经小丹护士打过一次青霉素后，我便盼望每次都由她注射，于是躲开别人，不将单子随便交给别的护士。我的愿望并非每次都能实现，有时她不在，或给别的人打针，或忙别的，其他护士给我打针时，我就想象这是小丹护士在注射，以期缓解痛楚。

医院还有一种气味是碘酒散发出来的，同样让人不悦。医学上碘酒亦被称为碘酊，原是游离状态的碘和酒精混合产生的液体，外表呈枣红色，带有碘和乙醇的特殊气味，较为刺鼻。碘让细菌蛋白质凝固，破坏细菌结构，再破坏菌体，据说能杀灭真菌、细菌、芽孢、病原体等。注射前用碘对患者皮肤表面消毒，一般先涂碘，再用酒精脱碘，以防色素沉着。碘的颜色远不及酒精的友好，气味更差。酒精和碘相互加持，气味混合导致周边氛围更为糟糕。

需酒精或碘消毒的还有针刺和手术。很多小孩晕针其实是受不了酒精气味所致。我的大儿子四岁时有次发烧，身为中医的妻子想用一根银针在家解决问题，酒精棉球消毒后，银针尚未落在穴位上，儿子便像得了魔法主宰，额头冒出大大的水珠，接着全身发汗，针未进而热退身凉。气味可唤起、调动人的感官，激发想象力，孩童正当懵懂，世间万物图景在头脑中并不完整，如同食物气味引起食欲，酒精气味的异质性，唤起的肯定是对不确定、不吉祥的想象，加之刺鼻的侵略性，更为虎作伥，让敏感的孩童意识到前方有“危险”，严重时会导致意外。医院门诊每年有不少患者扎针后晕倒在地不省人事，男女老少概莫能外，是恐惧惹的祸，酒精、碘等气味也难辞其咎。凡酒精、碘消毒，便见人之百态。身为医生的妻子告诉我，有的患者矮小瘦弱，却打针、针刺、开刀都不怕，有的患者虽然高大魁梧，身强体壮，却胆小如鼠，一闻酒精味便面如死灰，如若战争年代被敌方抓去受刑，想必第一时间成为叛徒，机密情报悉数和盘托出。她在门诊实施针灸时，不少美妇人举手投足娇如少女，闻到酒精味便手抚胸口，娇喘吁吁，扎头不行，扎腕不行，扎腿还不行，令人无措。各种手术前均需消毒，当消毒液触碰皮肤，消毒液的味道被吸入后，不少患者被恐惧、紧张、焦虑主宰，有视死如归之感，直待麻醉生效，才不得不将一切交与主刀医生。麻醉剂是人类一大发现。我国三国时期的华佗就发现了麻醉剂“麻沸散”。十九世纪美国牙科医生莫顿在行医过程中因目睹病人无法忍受无麻醉情况下的拔牙之痛，便进行了无数次探索研究，有朋友建议用乙醚做试验，莫顿遂将浸泡乙醚的海绵捂住自己爱犬的口鼻，使它吸入，几秒钟后爱犬软弱无力，躺下失去知觉，由此发现乙醚可充当麻醉剂。

也有患者喜欢酒精消毒后被施以针刺，与其说是对针刺有瘾，不定期扎针浑身不舒服，实际上是对某种气味有执念。气味能让人沉迷上瘾、难以自拔。美国当代作家约翰·艾尔文的长篇小说《苹果酒屋的规则》里的韦尔伯·拉奇对乙醚气味痴迷。拉奇出身低微，母亲为帮佣，父亲因酗酒由车工堕落为搬运工。来到新英格兰缅因州圣克劳兹创办孤儿院之前，拉奇罹患了一种难以启齿的病。此病起因怪异。话说韦尔伯·拉奇酷爱读书，高中毕业一举考入哈佛大学医学院，他的酒鬼父亲极感自豪，遂为儿子安排了一个妓女以表心意。不幸，父亲这唯一的父爱举动使拉奇罹患淋病。拉奇后热衷细菌研究，发现吸用少量乙醚能安全有效地抑制下体痛苦，于是依赖乙醚与极为活跃的淋病菌展开长时间搏斗，等到凶恶的病菌全军覆没后，拉奇对乙醚气味执迷，不可救药地上了瘾，他吸用乙醚，不单是鼻腔摄取，也包括调动鼻腔加以嗅闻，这种化学制剂的气味，极大安抚了拉奇。据网料，乙醚又称依打（英语ether之音译）、二乙醚或乙氧基乙烷，为醚类有机化合物，为高度挥发性、极易燃、无色液体，但“有甜味”，这种甜味被标注为“飘逸气味”，试想，“甜”且“飘逸”，拉奇焉能不爱？乙醚毕竟是麻醉剂，好闻但有风险，为此拉奇摸索出吸用乙醚的独有方法：“一手握着一个自制的包了多层纱布的圆锥形吸筒罩住口鼻，另一只手负责把吸筒滴湿。他用别针在一个四分之一磅重的乙醚罐上刺个小眼，从针眼里滴出来的乙醚在速度和用量上都恰到好处。”

医院散发着的味道除来苏水、酒精、碘、针剂、药品等之外，还有来自各类不同患者的气味，如体臭、汗臭、口臭、狐臭等，各种外伤、出血患者通常散发的血腥味，胃出血和肝硬化腹水的患者呕血的味道，支气管扩张、肺炎、肺癌等患者痰中带血散发的味道，等等。一切刺激嗅觉器官、引起人们不愉快及损害生活环境的气体物质均为臭气，不仅会对人体器官产生刺激性影响，使人不悦，还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构成一定程度的损害。管控和治理医院臭气，主要需控制的物质计如硫化氢、苯乙烯、二硫化碳、甲硫醚、氨、三甲胺、甲硫醇、二甲二硫等。除了做好清洁，消毒杀菌，医院内部还需增加令人愉悦的气味，以利患者身心健康。随着科技发展，医疗建筑水平提高，医院气味不再对人形成刺激，这是个大大的福音。

医院的要义在于解除病痛，没有感觉到不适乃至痛楚的人不会上医院，疼痛为所有医院需要对付的大事情，考验医生的本领。疼痛与饥渴同属人类致命祸患。文学对痛感的描写，多透露出文化、心理与情感等取向。荷兰南斯拉夫裔作家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有部长篇小说叫《疼痛部》，讲的是南斯拉夫解体，失去自己祖国的南斯拉夫人在荷兰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教授实际在官方已经不存在的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主人公的学生们也不愿意学习这门语言，只是为了早日拿到在荷兰的证件。小说结尾处，学生伊格尔因不满教授给的分数，用手铐锁住教授的手，用刀片在手腕上留下鲜血淋漓的伤口，心灵之痛与肉体之痛同时驻留教授心中。麻风病医学先驱保罗·布兰德说，人类对欢愉一味追求，而在攻克疼痛上的半桶水成就，正在矛盾地让西方人更不善于与疼痛打交道。

《疼痛的真相》一书的作者蒙蒂·莱曼认为，在我们这一世俗社会，疼痛充其量是人类寻乐旅途中一块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来的绊脚石，在我们的故事中不值得占据任何一章的空间。在我看来，疼痛有时确为调皮的顽童，从天而降，到医院查不出原因，查出来能药到病除的不多，我们有时靠自愈，有时靠运气。某年夏天，在中信天下第一城开会期间，我与几位好友打网球，由于多年未执拍，动作僵硬，抽打勉强，或许是右小腿肚扭着了或被网球击中，无外伤红肿，却疼痛到几乎无法行走，到医院看急诊，照片子，年轻医生根本不相信是被网球打伤的，他咧嘴笑道，菲德勒怕也没这么大力气吧。回家后妻子让我抹了些红花油，静养几天痊愈，连片子也没去取。

还有一年端午节，我独自在家吃完早餐喝了一会儿茶，起身却发现右脚如同被施了魔法般疼痛得无法行走，这次我压根没去医院治疗，过几天自愈。2023年11月底由深圳飞成都，上飞机前我腿脚灵活，上飞机后的座位是商务舱之后的第一排，心怀即将见到朋友的喜悦，充满对成都的美好想象，好端端的，睡了一觉，发现左脚不适，下飞机时疼得要命，人都成跛子了。接待方派一精干小伙带我到离宾馆不远的何氏骨科医院就诊，放射室照了核磁，诊断意见待次日才能出，无法治疗和开药，大致知道不算骨折，我放心了，但疼痛愈演愈烈，直到难以忍受。让小伙子帮我买了十贴麝香虎骨膏，一盒跌打丸，对付了一日。回京后静养，未就医，核磁诊断也没理会，虽时有不适感，但能忍。后来穿高帮棉鞋一段时间，虽奔波不停，困扰近三个多月的左脚疼痛几近消失。

让我们知道头痛及偏头痛的厉害，得益于《三国志》的叙写。曹操无规律、无来由的头痛，令部下战战兢兢，无所适从。他与神医华佗同为安徽亳州人，俩人的相遇对华佗是悲剧，对医学是灾难。《三国志》曰：“操疾头痛，华佗治之，稍愈。”华佗用针刺之法缓解曹操头痛，面对曹操希望根治头痛的一厢情愿，华佗直言需实施开颅手术。当时医疗水平下开颅当然风险极大，曹操无法接受，华佗只得如实以告：“此近难剂，恒事功治，可延岁月。”曹操历来多疑，将此话解读为对自己的不满甚或隐形要挟。华佗以妻生病为由出走，曹操屡召不返，派人实地打探，发现华妻并未生病，遂将华佗捕杀。华佗被杀既证明封建帝王威权不可挑战，也印证了医生地位之低下。常言道，“十指连心痛”，中国人对手指痛的记叙不少，以喻父母对每个子女都疼爱。如汤显祖《南柯记》第四四出说：“哎也，焚烧十指连心痛，图得三生见面圆。小生虽是将种，皮毛上着不得炮火星儿。今为无边功德，烧了一个大指顶，到度了檀罗生天。”其实手指受伤导致的疼痛殊为致命。《封神演义》第七回讲姜后惨状：“（烧红的铜斗）放在姜后两手，只烙得盘断皮焦，骨折烟臭，十指连心。可怜昏死在地。”我高一学农时往手推车上搬砖头，不慎挤伤手指，指甲登时脱落，当时我的疼痛确实钻心，目睹此景，女班主任眼泪夺眶而出。待包扎之后，我受伤的手指像自己长出了小心脏，常一跳一跳地疼。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在各种疼痛里，让人闻风丧胆的，牙痛一定能排到前五。我从中学高二后期一次物理考试后被剧烈牙疼找上门来。事情来得突然。那天算得上是春日里的一个难得好天气，蓝天白云，微风轻拂，小城街道一派祥和，路边白杨已然抽出枝丫，窝了一冬的一丛丛红柳正在享受阳光照耀。我因考得不好，回家路上神情涣散，自行车骑得三心二意，受一记手扶拖拉机喇叭声惊吓，连车带人翻入路边红柳丛中。爬起来后我自认倒霉，把链子安好接着骑回家，不料第二天便左下端牙齿疼痛，此后同一地方经常无来由疼痛。拖到秋季开学此处又闹，我才到县医院挂号找牙科艾大夫就诊。眼睛高度近视的艾大夫用一个竹板打开我的嘴探查一番，说，你到年龄了，是智齿。原来与摔进红柳丛中并无关系。我喜欢“智齿”这个词儿，高级、专业、纯粹，它使一场通俗的疼痛冠冕堂皇，令我心安理得。发型潦草的艾大夫果断为我开出只列“牛黄解毒片”一种药的单子，我对他这种不少医生难以做到的节制深表敬佩。此药价格低廉，疗效出奇好，我对他的敬意又加了几分。此后，这款外表微甜的小药片多年伴我走南闯北，风雨兼程。就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智齿于我而言，仍是个高档概念，从心理上我数次被智齿之痛绊倒，但人们对智齿痛的病因及治疗大多语焉不详。智齿并不会“闹”，引起疼痛的是“智齿冠周炎”，因智齿长出时的空间不足、位置不正和食物残渣等导致。这些我都信。闹智齿这件事伴随了我近三十年，除牛黄解毒片之外，没想到别的小药片也能药到痛除。1987年秋我到天津读研究生不久，同宿舍体格健硕的陈、孟两位师兄几乎同时闹智齿，我向他们力荐牛黄解毒片，二位均表怀疑，相反向我推荐“灭滴灵”，并神情诡异。当时我视力了得，拿过小药瓶一看，也笑出声来。此后闹智齿我就照他们的方法服用该“灵”，效果虽了得，但总体感觉不及解毒片药效持久。1988年春夏，我与刘师弟到南方游学，行至福州，因乘坐大巴时间过久，天气炎热，加之长时间缺水，急火攻心，智齿开挂，疼痛逆天。无奈“片”与“灵”均忘记携带，一时苦不堪言。在那片陌生的南国土地上，医院难寻，药店也远不像现在这样遍地开花，在五一广场南端拐进一陋巷，无奈之下遇一“老军医”诊所，居然买到了那种救命的“灵”。

每个人疼痛忍受力不相同，真有天壤之别。新世纪初某年我到重庆红岩参观渣滓洞，面对林林总总的刑具，我顿时对无数严刑拷打之下未曾叛变的勇士再次产生敬佩之情，实在不敢想要是换了我，会是怎么样。渣滓洞里叛变的全部为男性，无一女性，据说这是真的。那么，是不是从基因上讲女性就比男性天然对痛感耐受力强呢？至少我的妻子就比我能忍痛，在我看来难以忍受的疼痛，她多次表示根本不在乎。我很想知道生物学上的答案，希望稍有助于自我辩护，使我在两个孩子面前不至于过分尴尬，这是我二三十年前就怀有的一个小心愿。

无论“片”还是“灵”，对我的智齿，不过属于治标不治本的临时奶嘴而已。“智齿迟早要拔”这件事，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始终悬在我的头顶，虽然我知道拔牙本身是个连手术都算不上的小操作，而且必打麻药，但我仍然一想起这事儿就头皮发麻。每逢智齿闹事，我就想听从劝告，一拔万事休。但始终下不了决心，从二十岁拖到三十岁，从求学阶段推到上班工作，从单身汉拖到了孩子上学，从满头乌发拖到鬓角斑白。经过无数次智齿之痛，经历无数次激烈的内心斗争和与妻子针锋相对辩论之后，我决定，还是要一拔了之。为对得起自己这一壮举，我决定选一好日子，先洗牙，再拔牙，不能让拔牙的大夫顶着恶劣口气施工，只跑一趟，全部搞定。于是某年初，我在口腔生理、物理状况风平浪静之时，择一春明景和午后，登上开往北大医院口腔科的公交车。还真是个天助我也的好天气，马路两边玉兰花慷慨现形，阵香扑鼻，树下绿荫掩映着三两孩童与牵着他们小手的年轻母亲，偶尔有见多识广的小鸟停在树枝上，车开过来也不飞走。上车后一路上未发生堵车，未见乘客争吵，当时手机尚未普及，即使持有也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不用担心出现如今已成公害的视频声音外放。唯一有些不痛快的是，下车后我一脚踏进了一小摊泥泞中，昨天小雨，今天出幺蛾子，是我始料未及的。七八成新的皮鞋有一只外侧粘上了泥，但我不相信这会是个不好的兆头。当时医院挂号还没有预约一说，医院病人下午一般比上午少六七成，即使口腔专业这样资源紧缺全天候忙碌的领域里，下午肯定比上午好挂到号。

按之前的谋划我要挂两个号，一个为洗牙，另一个为拔牙。拔牙的科室不叫拔牙科，到底叫什么，现在实在想不起来，洗牙居然叫理疗，我倒早已习惯，因每年要洗一两次。不料，挂号时我才发现自己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在这样一个窗外一片春光明媚的下午一点半钟左右，口腔理疗科的号顺利挂到，负责拔牙的科室则没有号了。表情严肃的挂号员说周四下午都是十五个号，刚刚挂完。我内心里虽为又一次逃过拔牙一劫暗自窃喜，也不免失落。这样一来，可惜了我的决心、我的策划和我的心情了。想想也没办法，认命，把牙先洗了再说。在我的合同医院为北大医院的时期，口腔医学部负责洗牙的医生只有一个已经步入中老年的莫大夫。女，中等身材，头发精染，带卷儿，因始终戴口罩，长相不明。莫大夫的治疗对象始终较少，多次在她这里洗牙，只排过三两次队，排队的人一次都没超过三个。

那天莫大夫诊室门口没人排队。我左手拿着挂号条、诊疗本，右手弯起食指和中指照着洁净的白门轻叩两下，里面应声道“请进”。推门而入，显然莫大夫认出了眼前这位久违的治疗对象，口罩上方的眼睛末端鱼尾纹现出友好的弧度，这小小迹象让我心情大好，走向诊室里唯一的治疗椅，待她提示后坐上去再半躺下。后脑勺刚在人造革小枕上落定，我再度听到低沉的音乐加念诵声，对了，房间里除了一如既往的简约、整洁、肃静之外，与我去过的任何一个治疗空间不同的是，这里有背景声，且经电力驱动由电子器材外放，这种声音不属医疗安排，是确凿无疑的“音伴经”，类似我在八大处、白云观、雍和宫以及其他寺庙听到的，我头一次躺在治疗椅上听到这些声响时，曾小心翼翼地向她询问播放的内容是什么。虽只是好奇，无意质疑或挑战，却导致了莫大夫的强烈反弹。她的回答我已忘记，总之是一语根绝了我的探询。此后我对这种单调的外放一律表现得安之若素、习焉不察。在“音伴经”的声响中，此次口腔清理十分顺利，我预计必会一路坦途、宾主尽欢，况莫大夫心情不错，边操作边再次与我聊起和我同一个单位的柳处长（诊疗手册标有患者单位），说这位天津老乡不仅常来洗牙，三个月前拔牙还托过她，人非常和蔼。此时我恰好坐起来漱口，脱口而出地说，本来我也要拔牙，可惜没挂到号。令我没想到的是，莫医生闻听此言眉头皱起，斩钉截铁地说，今天肯定不行！好在治疗已到尾声，我尴尬得几乎仓皇失措，在莫大夫宣布结束后迅速逃离现场，诊疗本丢在小桌上，又折回来一次，返回来时我与莫大夫无目光交接，只是发现“音伴经”声响比刚才大了不少，格外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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