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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的初夏，清华校园内书声郎朗，看似一片平和，实则暗流涌动。

国民党试图将党义嵌入教科书中，让学生们学敬军礼，接受驯化。

时任校长罗家伦积极配合政府，试图对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甚至成立政治训育部监管学生言论。

很快，清华学生就自发形成大规模抵制，冒着被开除的危险拒绝军训，党义罢课。

教授们也与所有党义课老师疏远。

面对这样的局面，在清华礼堂内，罗建伦当着全体师生面提出辞职。

结果学生们纷纷表示：

“无论国父同意与否，

我们皆无挽留之意。”

（图）罗家伦

这便是当时的清华，学生们无论行动、思想，皆是独立而民主的。

要想把党义这种东西凌驾学术之上，老师和学生谁都不会答应。

彼时，清华园用的是庚款办校，就是教育部也奈何不了任何人。

随后，政府派乔万选接任校长，当踌躇满志的乔万选带着武装卫兵进校时，学生们单独将他请进了礼堂，等乔万选出来，校方已经拿到承诺，上面由乔万选亲笔写道：

“将永不任清华校长。”

（图）清华礼堂

容不得一点专制和独裁，清华师生宁可11个月无人管理学校，将教育部提名的校长统统拒之门外。

当时觊觎校长之位人数众多，在期盼而又戒备的心情中，清华师生向教育部提出了5个条件：

1、  没有党派色彩。

2、  知识渊博。

3、  要有很高的威望。

4、  人格要高尚。

5、  能实实在在发展清华。

在教育部经过慎重的考虑后，清华便来了一位面目清秀的校长，他就是梅贻琦。

（图）梅贻琦先生

梅贻琦出生于1889年，父亲中过秀才，后沦为盐店职员，梅贻琦懂事之初，家境已每况愈下。

但梅贻琦自幼爱读书，尤喜科学。1908年，他以南开学堂全校第一成绩毕业，

进入保定高等学堂就读，次年便顺利考取首批庚款留美生。

600多名学生中，他考到了第六名。

到美国后，梅贻琦攻读电机系，在同学的眼中，他是个成绩优良、

性格温厚，永远轻声细语的人。

然因家境实在平困，获得学士学位后，梅贻琦就放弃了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中国任清华物理系主任。

那时他才26岁。

/02/

梅贻琦自小话就不多，不擅长口头表达，遇事熟思，却不会滔滔不绝。

每天对着学生教课，连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别扭。

他越发觉得没兴趣，就想换工作，于是找到了恩师张伯苓，恩师一听，教训道：

“你才教了半年就不愿干了，怎么知道没兴趣？年轻人要忍耐，赶紧回去教书！”

梅贻琦就老老实实回到清华，一步一个脚印，好好传授知识。

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清华校长，而且这校长一当，就是17年。

（ 图）梅贻琦与张伯苓

发生校长风波时，梅贻琦正在美国，担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

管理全美各地的清华留学生。

1928年，39岁的梅贻琦接到调令。

当他重回清华时，学生们都抱以观望心态。

而就在就职演说上，梅贻琦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所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一个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并不在于它有多少幢大楼，

而在于它有多少个大师。

梅贻琦将一个大学的师资力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梅贻琦看来，大学的目的只有两个。

第一是研究学术，第二是造就人才。

这两者的实现，全依赖于教授。

（图）国学院四大导师

这一“大师说”，并不是拍拍脑袋想出来的。

早年在清华任校务长时，清华欲成立国学院，就是梅贻琦亲自延聘教授。

在名单之中，他给出四个名字：

留美博士赵元任，前清国学大师王国维，

维新领袖梁启超，还有一个，

就是在欧美游学数年，却无任何文凭的陈寅恪。

对于陈寅恪的聘任，校长曹云祥有些犹疑，但梅贻琦力排众议，“此导师之职位，非陈寅恪不可，虽无一纸文凭，却是三百年来不出一个的大师。”

让布衣陈寅恪成为国学院的导师，这在清华大学成了轰动的新闻。

清华的任人唯贤，不拘一格，正是从梅贻琦这里开始的。

（图）陈寅恪

还有一位大师，华罗庚。

20岁时，他以一纸论文轰动数学界。

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看罢，了解到华罗庚的自学经历后，便赶忙找到梅贻琦，“不知这个年轻人你听过没，这样的才华是绝世罕见的，如果我们能让他进清华接受教育，以后必将在数学界有伟大的建树。”

梅贻琦看了看材料，轻声慢语道：“既然你觉得好，那就好，我听你的。”

熊庆来说：“不过事情有点麻烦，他只有初中文化，会不会影响太大，不怕教育部说我们清华乱来？”

梅贻琦摆摆手，让他只管做。

就这么，华罗庚破格进入清华，又破格从资料员转升为助教，被允许修习大学课程，破格访问剑桥，最后未经讲师、副教授两级职位，破格被直聘为清华教授。

（图）数学大师华罗庚

为了给清华延聘一流教授，梅贻琦向来只看能力和品格，只要这两点满足他的要求，都会以礼相待，盛邀来清华任教。

正是在梅贻琦的运筹帷幄下，清华迎来了一批又一批顶级学者，

这里面有文学家朱自清、

诗人闻一多，

物理学家吴有训、物理宗师叶企孙，

数学大师陈省身、性心理学泰斗潘光旦，

热力学大师王竹溪、历史学家雷海宗，

以及后来破例聘为教授的钱钟书。

前清翰林，留美博士，有的学富五车，有的学贯中西。

而梅贻琦自己文凭最低，更没有游学各国的经历。

但他一直受到大师们的尊敬和认可。

对于每一个教授，他都坦诚相待，哪怕政见不一，观念相左，他都尊重学术的自由，尊重他们的思想独立。

（图）清华的大师们

当时在清华，最为激进的就是闻一多。

闻一多是民主斗士，性情率真，动不动就在清华课堂发表鼓动演说，满嘴都是“过激”的言论。

尽管如此，梅贻琦从不干涉。

后来清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闻一多更是在广场集会上高声呼喊，甚至因学校的保守姿态开启谩骂，对学校大肆批评，对教授横加侮辱。

对此，梅贻琦很不满，在日记中写道：

“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尽管如此，1944年，国民政府施压，要求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教授，

梅贻琦听了，根本不予理会。

等到蒋介石约他来面谈，他反倒说：“少数言论确有行为不当，很多同仁也都深不以为然，此数人之举乃一时之冲动，或因其家属众多，时有病人，生活太困难，愁闷郁于胸中，所以才找机会发些火气。”

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生活问题甚是重要。”

一番话不但巧妙保住了教授，还叫蒋介石提高了教授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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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初到清华时，学生们都怀疑他的能力。

清华一直崇尚实干，没想到梅贻琦就职后，竟像空气一样。

学校开会，他坐在一旁听讲，从不干涉教授们的发言，只是偶尔站起来给大家倒倒茶水。

和那些试图在清华大展身手的校长不同，梅贻琦从不独断、专横，人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

人们经常从他口中听见的三个字，就是“我从众”。

除了这三个字，他很少发表观点。

很快，一个故事在清华流传开，说梅贻琦在与夫人韩咏华结婚前，有人告诉韩咏华，“这个人呐，非常不爱说话，能把你闷死。”

韩咏华信口答道：“豁出去了，能说多少算多少吧。”

谁知结婚后，梅贻琦果然话少。

当时，因其沉默寡言，遇事斟酌，学生们还给他编了一首诗：

“大概或者也许是，

不过我们不敢说。

可是学校总认为，

恐怕仿佛不见得。”

更加让大家意外的是，梅贻琦不断消弱自己的校长权利，不断推行教授自治。

每次学校遇到什么问题，先让教授们自己开会讨论，一旦得出一个明确的结果，他会坚决执行，落实到位。

这就是梅贻琦在清华竭力推行的民主制，他成功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三会组成的行政体系，以“无为而治”的方式介入校务，不但在学术上尊重教授，更在管理学校的大方向上任其自治，负责学校的一切重大决策。

如果他有什么做法不妥，任何人可以站出来批评他。

但是，在治学精神上，在清华应有的风气上，梅贻琦永远坚持自己的看法。

冯友兰在回忆录中曾感慨道，“清华建校以来，有个问题，一直是教授们不断争论的焦点，那就是大学该培养怎样的人才。”

如何教育学生，培养什么人才，大家各持己见，彼此各不相让。

而梅贻琦始终旗帜鲜明地主张：“大学教育之重，在于人格。如果一个学生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走上社会也不会对社会有利。”

此外，他在《大学一解》中提到：教师不但要专长明晰知识的讲授，还要为学生的“修养、意志、情绪”树立楷模，

因而阐述了著名的“从游论”：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

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

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自始至终，正因为他的坚持，清华学术自由之风，教授自治之风，和学生人格培养之风盛行。

正是梅贻琦的不断努力，清华从一个名气大但无学术之实的高校，跃升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学。

日后从这里走出的学生，不少都是誉享全球的大师。

（图）梅贻琦给陈梦家签发的聘函

因为话实在太少，所以清华人都称他“寡言君子”。

陈寅恪曾说：“如果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贻琦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政府。”

但在沉默寡言背后，全都是细细斟酌。

一方面，他要保证学生和老师的安全，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得罪政府，激化矛盾。

“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学生参与，军警来学校抓人，大家束手无策，梅贻琦仍旧一言不发。

国民党要一个黑名单，他竟给了，让全校师生都感到震愕。

事实上，梅贻琦给警方的，是前年学生住宿的名单。

对方一个学生都没带走。

对于学生的血气方刚，他并非不赞同，反倒是以救亡之名行犬儒之实，他会严词拒绝。

1933年，学校自治会曾要求缓考，理由是：“平津动摇，人心骚动，时局瞬息万变，同学爱国有心，避危乏术，忧心忡忡，不可终日…”

梅贻琦大声呵斥道：“若以赤手空拳为避难之实，则平津数百万市民孰非赤手空拳者？若皆闻风先避，则鱼烂土崩，人不亡我，我自先亡矣！”

因而他在《告同学书》中写道：“当我们民族生命在呼吸之顷，我们如果不能多做事，至少不要少做事！若你们真拼命，我极端赞成你们不读书，若没有，静心想一想你们该做什么！”

这是宽厚谨慎的“寡言君子”，对学生最为强硬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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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北平沦陷。

清华被占，南开几乎夷为平地。

为保存中国教育的希望，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梦幻奇迹，西南联大。

当时联大有三个常委，张伯苓和蒋梦麟都在重庆做事，真正管理联大的人只有梅贻琦一位。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学风，三个学校的教授更是课业重叠，各有各的思想和观点。

明明讲的是同一堂课的内容，不同的教授却有不同的讲法。

但梅贻琦将清华的学术自由之风，带到了西南联大，仍旧尊重每位教授。

虽然教授之间有互相瞧不上的，但对于温文尔雅、寡言少语的梅贻琦，无人不是尊重信服。

（图）梅贻琦一家人在昆明

自由归自由，虽是暂时联合的大学，但梅贻琦觉得学业不得马虎。

在联大，考试十分严格。

联大中文系学生张凤鸣回忆说，一个同学考了59.5分，去找梅贻琦说情，梅贻琦不准，对方问道：“59.5分和60分有什么差别？”

梅贻琦反问：“如果二者没有差别，那59.5分和59分就没有差别，以此类推，60分和0分也没有差别了？”

还有个学生选修12个学分，有6个不及格，去找梅贻琦，梅贻琦头也不抬：“你把12用2除一除。”

一句话说得学生灰溜溜地走了。

当时梅贻琦主持校务，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龙云之女考联大附中落榜，赶紧让秘书找梅贻琦帮忙疏通。

结果秘书说：“我早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也没被录取。”

龙云不甘心，亲自登门拜访。

结果梅贻琦留下他一同吃晚饭，席间问道：“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找一个教授给孩子辅导功课，不收费用，咱们明年再考？”

龙云只得答应。

（图）西南联大毕业证书

当时只有清华用的是庚款，合并之后用在联大一处，按理说是亏了。

梅贻琦不但不介意，还在物价上涨、供应短缺之时，四处奔走给学校师生筹米筹钱。

早在清华时，庚款基金非常雄厚，他却节衣缩食，分文不取，上任不久就辞退了司机和厨子。

“这些钱应该拿来买图书、器材，给教授们提高提高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