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立胜 | 中山大学哲学系
【导读】在日常语言中，“生意”只有做买卖这个极通俗的含义。但为何商人是“生意人”？商人的活动领域为“生意场”，商人所念的经为“生意经”呢？回溯其来源，本文指出，这一概念反映着中国独有的宇宙生命观，其与商业产生联系则是在明代。
本文指出，“生意”一词与儒家强调的“生生不息”的宇宙观紧密相关。在宋明理学中，其指代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所展示的生机与活趣。这种对“生”的强调内含着儒家对宇宙生命所怀抱的“大肯定”，是中国思想有别于包括印度在内的西方思想之根本所在。与宇宙生命一体共感便体验到“快活”，“快活”可谓是“生意”宇宙的生命基调。恰如万物“生意”之生源自瓜果之“果仁”，人的心、人的核便源于“人之仁”。
作者指出，“生意”一词在明代转变为商业用语，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商业活动的认知转变。王阳明提出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之说，认为商业活动有利于社会的分工合作、互通有无，最终有利于世间“生意”的通畅，也应该包括在“道”之中。这是对商人群体与商业活动的一次重大承认。
本文指出，中国素有重农抑商的观念，但儒家经典中对商业其实并不反对。孟子认为商业的繁荣是仁政的一部分，“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即是提倡在合理管控的前提下发展商业。近代的陈焕章更提出，儒家是主张取消关税的自由贸易者。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原题为《说“生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降即是一“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这一说法在先秦已不胫而走。如《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荀子·王制篇》更是提出“农农、士士、工工、商商一也”的思想主张。四民之中，士曰念书人，农曰装稼户，工曰手艺人，商曰生意人。称士为读书人、农为种庄稼的人、工为手工业者，此都好理解，为何称商是“生意人”？为何称商人的活动领域为“生意场”，商人所念的经为“生意经”？却难以顾名思义。“生意”本是宋明理学“本体宇宙论”中一个重要术语。周敦颐不除窗前草，人问之，周答曰：“与自家意思一般”。“一般”就是“一样”的意思，“窗前草”与“自家意思”在何种意思上是一样的？一度跟随周敦颐学习的程颢接着说：“天地生意，流行发育，惟仁者生生之意充满胸中，故观之有会于其心者。”可见，窗前草之“生意”与人心中的“生生之意”是同一个生意。“生意”是指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所展示的生机与活趣。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传》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中国古人一早就肯定了这个生生不息的宇宙的内在价值。“天地位，万物育”，“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一直是儒家生命宇宙欢乐颂的主旋律。儒家从不曾把这个生生不息的宇宙视为“摩耶之幕”（如印度宗教），也不会视之为魔鬼般横冲直撞的意志（如叔本华哲学）。无论印度宗教抑或基督宗教都把我们这个“现世”视为“暂次寄居”之世，世人是“侨居”于此现世，而人之身体亦不过是心灵的“囚狱”。利玛窦就称有志于道者应“怒视是身若寇雠”（《天主实义》），禅师也有“驮个死尸路上行”的说法（《五灯会元》）。儒家文明与此不同，它自其始就对这个宇宙的生命世界抱着一种“大肯定”与“大敬畏”的态度，倡导“敬畏生命”的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称对宇宙与人生持“伦理性的肯定态度”是中国思想有别于包括印度在内的西方思想之根本所在！儒者的世界是一生意盎然的生命宇宙。天地生意最可观，“观天地生物气象”成了理学家生命修炼的重要法门。生生不息是大造生机的永恒主题，而春夏秋冬则是其内在的节律。即便在万物肃杀、生命凋零的冬季，理学家看到的也是生机的收敛与凝聚，是“贞下起元”希望与愿景。“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万化的机轴就藏在“贞元”的交际过程中。易道的“元亨利贞”在根本上是宇宙生机、生意流行不息的“节点”：“元”为万物之始，“亨”为万物之长，“利”为万物之遂，“贞”为万物之成。“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四时皆是百物生生之时：春是生意之生，夏是生意之长，秋是生意之成，冬是生意之藏。“长”“成”“藏”都是春之“生意”之“生”的进一步展开，故四时亦被认为是春生之气在不同“时节”的呈现，所谓“万紫千红总是春”！欧阳修有诗曰：“深红浅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观天地“生意”之“观”是置身于天地之间与天地生机声气互通的“大观”。观者须要敞开心扉，让自己生命的“频率”与宇宙生命同频共振。明儒邓定宇说：“吾人耳目口鼻虽是个人，还有个生意贯恰于其间，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才成得。如心不在，视不见，听不闻，食不知味，则不成矣。”（《明儒学案》卷二十一）如此，身心为生意贯通的观者才能与宇宙的生意融洽无间，“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兄弟。”跟松竹交友、与花鸟称兄道弟的辛弃疾（1140—1207），让我们想起比他稍晚的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i Assisi，1182-1226）。方济各是基督宗教中的“另类”，他善于与大自然交友，称太阳为兄长，月亮为姊妹，又称风为兄、水为妹，据传他还向小鸟布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显然，在辛弃疾的宇宙“观”中，“我”与“青山”之相遇相见，颇有相互倾慕、惺惺相惜的意思，马丁•布伯说的“我”与“你”的关系庶几近之。这种与宇宙生命一体共感的体验就是“快活”。程颢说：“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梁漱溟《儒佛异同论》一文指出，《论语》辟首即拈出“说（悦）”“乐”字样，其后“乐”字复层见叠出，而通体却不见一“苦”字。相反地，《般若心经》二百数十字之文“苦”之一字前后凡三见，却绝不见有“乐”字。“快活”可谓“生意”宇宙的生命基调。“生意”源自何处？生意源自生理、仁理。朱子说“仁”就是个“生理”。我们把瓜仁、桃仁、杏仁、花生仁一类果核称为“果仁”，果仁种在土壤中，就会生，生根、发芽、抽干、长枝、开花、结果。一颗果仁就含枝、叶、花、实无穷的生意。果实的核、果实的“心”称为果仁，那么人的心、人的核是什么？当然就是“人之仁”，所以孟子说“仁，人心也。”“仁”扎根于人之心田中，得到滋养，就会发出“不忍人之心”，这就是人的“生意”，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人心生意发端处”：“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发端处。抽芽然后发干，发干然后生枝生叶，然后是生生不息。”（《传习录》）一颗桃仁落地，生根、抽芽、发干，然后开花结果，我们会说这颗桃仁充分展示了它内在的生意，实现了它自己；同样一个人见孺子入井而生怵惕恻隐之心，见鸟兽哀鸣而生不忍之心，见草木摧残能生悯恤之心，见瓦石毁坏能生顾惜之心，他就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成就天地的大生意，成为参赞化育与天地参的“大人”！怵惕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在根本上讲就是与天地万物生意相感通之心，是让人、让天地万物生意畅遂之心。不过在世俗的话语中，“生意”往往与商业联系在一起。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就开始将包括农工商贾一类的活动称为“治生”。《汉书•韩彭英卢吴传第四》称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这是明确将“商贾”活动与“治生”画等号了。目前文献所见，早在魏晋时期“生意”一词就开始具有商业的意思，西晋傅咸《羽扇赋》曰：“吴人截鸟翼而摇风，既胜于方圆二扇，而中国莫有生意，灭吴之后，翕然贵之。”（王建宝：《儒家的财富观与儒商精神》，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02页）不过，商业意义上的“生意”一词的流行是在明代。尤其是中晚明的小说如《西游记》、《金瓶梅》、《封神演义》中，生意一词频频出现。以《西游记》为例，首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猴王拉扯着指点访仙路径的樵夫说：“老兄，你便同我去去，若还得了好处，决不忘你指引之恩。”樵夫道：“你这汉子甚不通变，我方才这般与你说了，你还不省？假若我与你去了，却不误了我的生意？老母何人奉养？我要斫柴，你自去，自去。”这里的“生意”就是司马迁治生的意思。而在后面的诗歌中，如“六街三市货资多，万户千家生意盛”（第六十八回），“万户千门生意好，六街三市广财源”（第七十八回），“生意”无疑就是指今日的商业活动了。又如《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太太马氏劝话终日思慕昆仑的夫君说：“常言道：‘人生天地间，以营运为主。’我劝你做些生意，以防我夫妻后事。”又问子牙：“你会做些甚么生理？”子牙答曰：“只会编笊篱。”马氏曰：“就是这个生意也好。况后园又有竹子，砍些来，劈些篾，编成笊篱，往朝歌城卖些钱钞，大小都是生意。”另外，《金瓶梅》中把开铺做买卖称为做“生意”，又说武大郎“无甚生意”，“终日挑担子出去街上卖炊饼度日”，而薛姑子“在广成寺前卖蒸饼儿生理，不料生意浅薄。”从程颢“万物之生意最可观”到武大郎挑担子卖炊饼而“无甚生意”，从朱子“仁是个生理”到薛姑子“在广成寺前卖蒸饼儿生理”。“生意”（以及“生理”）一语之语义看似落差甚大。诗情画意的“生意”与人间烟火气的“生意”，士之雅趣与商贩之买卖，究竟为何会联系在一起？王阳明的四民异业而同道论给出了答案：“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余英时先生曾说，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的主张是儒家正式承认商业活动也应该包括在“道”之中了，并断定这种16世纪的士商互动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第四次重大的突破”（前面三次突破分别为春秋战国之际从“礼坏乐崩”到“道为天下裂”的突破、汉晋之际“个体自由与群体秩序”的突破、唐宋之际“回向三代与同治天下”的突破）。四民异业而同道所同之道就是“生人之道”，这是士农工商共同追求的社会事业。阳明学“个个人心有仲尼” ，“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满街皆圣人”的思想无疑极力张扬了平民的尊严，由此也必然推出四民异业同道、同心的思想。阳明学“异业而同道”、“异业而同学”、“即业以成学”等等主张一方面确实体现了他对商业活动的高度肯定，也可以说是庶民社会的一种时代精神。另一方面，这一主张具有高度的批判性，它是要将商业经济生活纳入到“致良知”的话语之中，儒化、主宰新兴的商业社会，扭转商业文化所滋生的逐利世风，此方是阳明学四民异业同道论述的精神实质所在。在阳明看来，社会分工只是职业分途，殊途同归，同归于“生人之道”。职业分途的目的是通过分工合作，和合协同，互通有无，相生相养。在儒家“生人之道”与“生物之道”是密不可分的，成人、成物、成己最终都是通达与成就天地人的“生意”，成就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张謇弃仕从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命名大生纱厂，其“大生”寓意亦归于仁。王阳明在描述人类共同体分工合作时经常使用“身体”的隐喻，身体头（心）、目、耳、手、足诸器官相互配合，才能共济为“一身”之“用”。他又把士农工商“各勤其业”比拟为一家成员共同尽心于“一家之务”：家庭成员各效其能，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愿。王阳明用“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来描述这种天地人之间生意流通的美好画面。汉儒杨雄对“儒”之品格有一界定曰“通天地人曰儒”。“通”既是沟通之“通”，更是天地生意流通之“通”。到了近代，谭嗣同更是明确提出“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就是“一团生意”。仁者遇物遇人，自会方便慈惠，周恤博济，是谓“通天下为一身”。王阳明指出：“以天下为一身，则八荒四表，皆吾支体，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间乎？”就此而言，“商以通货”，最终都是通向天地人的生意。货物不通，世间的“生意”就会闭塞，社会就会出问题。亚洲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其《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贫困与饥荒不是因为粮食短缺造成的：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而不是现实世界中食物不足。质言之，食物的供给与分配这些“流通”的环节出了问题才是现代大饥荒的根本原因。早在百年前，康有为就洞察到人类文明正在由大农之世、大工之世向“大商之世”演进。“大商之世”就是全球通商的时代。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既是清朝的进士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这个“双学位”的记录是空前绝后的。其学位论文《孔门理财学》力主孔子的自由贸易理论是“极端的自由贸易学说”。他指出孔子有“昔者明王关讥而不征”一语（《大戴礼记》），又说孟子将设关卡与偷鸡行为相并而论，而荀子则有“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的主张，要之，儒家是取消关税的自由贸易者。当今时代号称全球化时代，互联网、物联网、交通网已经将全球“联通”为一“地球村”。如何将全球化的“通货”之道变成“通心”、“通良知”主宰下的“生人之道”，让全球化的资本流动服务于全球人“互通有无”、“相生相养”的“生人之道”，让全球化的“生意”提升为天地的“大生意”，理应成为全球化“生意经”的宗旨。天地交，万物通，曰“泰”；天地不交，万物不通曰“否”。小至一身血脉的贯通，大到天地万物的交通，其要在于生意的贯通。身体一处不通，一处即麻木不仁；天地一处不通，一处生意就有碍。不息则大生，无疆则广生，大生、广生、厚生，是中国人“快活人生”的终极信念，“生意亨通”是大人之为大人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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