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马修·雷伊
来源 | 《叙利亚：权力交汇下的破碎之地》
当代叙利亚国家的建构，首先是人类对经历了不断变动的生存空间重新征服的过程。从现在的黎巴嫩到叙利亚南部，从阿拉伯半岛到幼发拉底河，人类经过了无数前所未有的迁移活动，重新开发和占有了这片土地，并赋予这片土地丰富而复杂的特征。这些迁移活动在整个 19 世纪充斥于叙利亚的土地，同时伴随着个人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定居化的进程。叙利亚国内各地区也伴随着这些过程成形了。在这些地区之中，城市向其周围辐射，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政治实践途径，甚至形成了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一历史背景构造出叙利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次出现时的人文和社会景象。
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 20 世纪头几年，围绕着共同身份、“叙利亚人”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以及内部政治关系、协商模式和国家治理方式这些问题，叙利亚各方势力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博弈。1908年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加速了叙利亚内部政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人们相互融合、被迫流离失所、探索共同身份，以及抵抗新占领者，都促使这个民族走向政治化，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够实现其宪政梦想。
然而，随着法国委任统治政府的出现，叙利亚成为一个由外国势力主导的国家。叙利亚开始面对一种前所未有的情况，作为昔日的同盟国盟友，现在却发现自己坐在战败国一方的席位上，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试图控制叙利亚的法国人，遭到叙利亚人民无数次的反抗，这表明，对这片土地长久的殖民统治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叙利亚来说，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叙利亚形成了初步的国家行政管理框架。但最为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和法国带来的共同影响，为叙利亚精英阶层提供了统治这个国家的新工具。叙利亚精英阶层自诩为国家和民族领袖，承担起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责任，但他们并没有为叙利亚制定出必要的政治纲领。
实现国家独立后的叙利亚，有很多事情需要完成。其中主要涉及把逐渐开始互动，但仍各自分散的社会群体聚集在一起。新的国家领导人希望将叙利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让国家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构成了叙利亚历史戏剧性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形成了两种关于叙利亚国家未来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在叙利亚实现自由和法治，构建开放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过也将伴随着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无声暴力，以及对不遵守现代城市文明准则的社会群体的歧视。与之相对应的第二种看法，则是那些准备拿起武器，重新分配和恢复每个社会个体地位的人们所秉持的那种社会平等与正义的理想。
各社会团体之间的暴力交流形式，在独立后的叙利亚发布的命令中可以找到原因，那就是所有叙利亚人都必须马上、不做任何拖延地，在一个期待已久的主权国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此外，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土地危机和地区动荡局势进一步加重了独立后的国家的负担。这些构建国家共同体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导致一系列政变、清洗和淘汰反复上演。随之而来的，是叙利亚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话语体系，政府当局与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也形成了新的政治对话模式。
哈菲兹·阿萨德的上台，给叙利亚人制造了他们一直所追求的国家稳定的幻象，为所有人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国家繁荣，并使一些人受到排挤。直到此时，叙利亚才重新开始在地区国际局势上发挥作用。事实上，在近40 年的时间里，叙利亚开启了一场长期的政治斗争。一方面，这个随着局势变化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阿萨德政府很快显示出，只有政府统治的维系才是重要的。为了维持国家生存，政府准备动用国家的所有武器以及所有力量。另一方面，许多反政府力量再次要求实现 19 世纪末形成的建立宪政国家的梦想，赋予每个人拥有应有的权利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希望。这些反政府力量每一次闯入叙利亚的社会公共领域，似乎都会与阿萨德政府爆发冲突。
从 2011 年开始，阿萨德政府和反政府的碰撞变得具有爆炸性。这一次，执政的政府进行了严厉的行动，破坏了之前为叙利亚缓慢打下的人力和社会经济基础。到了 2012 年冬天，大部分叙利亚人都在外出躲避战乱的路上。此外，国家的内战局势，使得各方势力都在为自己寻找战争武器，有的甚至不惜以出让国家主权为代价，民兵组织激增，国家失去了对边界的控制，一些支持不同国家的政治组织出现了，其中一些是库尔德人组织，另一些是“伊斯兰国”组织。
此时的叙利亚正处于十字路口之上。它的未来，主要围绕着一个对其生存至关重要且尤为复杂的问题而展开，虽然对这个处于一片废墟之中的国家来说，解决当前的内战局势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了。但一旦内战被平息、伤口被治愈、断裂的社会结构被修复，不幸的叙利亚人民很可能会再次回到之前面临的两难的窘境之中：如何调和社会公正和自由、个人尊严和社会平等这两组社会理想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叙利亚的悲剧在当代世界是一个普遍现象，它揭示了当代世界的现代国家是如何诞生的，这些现代国家随着具有多重身份的不同人群的相遇而诞生，在这种政治形式中努力创造出一种良好的政府模式。然而，这些国家却也可以凭借其国家领导人拥有的前所未有的控制力，成为破坏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甚至是社会关系的国家。
“当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我瞥见幽深的黎明，我看到古老的昨天，看到我不能领悟的一切，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动，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间。”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歌，将人们带入一个“文明的万花筒”、一个多元文化碰撞的十字路口、一个仍处于战乱之中的古国——叙利亚。
叙利亚，这是一片拥有着灿烂文明的土地。
大家或许会想起2019年在深圳南山博物馆展出的上百件叙利亚古代文物，在展览结束后这批叙利亚文物并没有回家，为避免被战乱损坏，文物至今仍保留在中国，已在四川、山西、宁夏等多地巡展。
今年5月，“文明的眼睛——百件文物说叙利亚万年历史”展览在江苏南京城墙博物馆开幕，展示100件（套）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阿勒颇博物馆等8家博物馆的精品文物。
叙利亚位于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横跨东西方文明的交界线，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几千年来，叙利亚先后成为亚述、埃及、波斯、希腊、罗马、阿拉伯等周边强权相互竞逐和交流的舞台，无数的军人、教士、商人、游牧者、冒险家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战争与和平的史诗。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造就了叙利亚破碎而脆弱的社会底色。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逐渐衰弱，叙利亚再次受到了帝国和地方权力交叉的冲击。无论是地方精英的统治，还是来自埃及的干涉，都轮番打破了这里原本就十分脆弱的权力平衡。一战后，一个独立的、立宪的阿拉伯叙利亚王国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崛起。然而欧洲列强的介入，使得独立和宪政的梦想最终破灭。伴随着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这片本就是被拼凑起来的土地，最终在二战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实体，实现了从叙利亚地区到叙利亚国家的转变。独立后的叙利亚仍频繁发生暴力冲突，因为这片支离破碎的土地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认同。社会、地理、政治和民族的分歧，最终导致军人掌握了政治话语权。迈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这个国家再次产生裂痕，暴力与冲突成为叙利亚人挥之不去的梦魇。法兰西公学院马修·雷伊教授力作《叙利亚：权力交汇下的破碎之地》终于出版，这是一本国内少有的聚焦于近现代叙利亚国家建构的作品。作者将目光聚焦于叙利亚在1780—2013年之间的历史，探究了造成她破碎而脆弱现状的历史根源。
文 | 马修·雷伊
来源 | 《叙利亚：权力交汇下的破碎之地》
1956年似乎预示着立法机构的内部成就，对阿拉伯事务分析人士来说，这也预示着阿拉伯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战争展示了该国是如何在支持非殖民化斗争的情况下避免国际冲突的。
自1953年以来，叙利亚与以色列的边界地区再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而，这三重政治动因的结合却引发了一场新的重大危机。对马奇上校暗杀者的审判导致人们谴责和批判政客，参与意识形态斗争被定为犯罪。
万隆会议后翌日，在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运达后，1956年10月，库瓦特利总统前往苏联，叙利亚政府随后还派遣了一个议会代表团前往苏联。再加上叙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在叙利亚议会中获得席位，有人开始担心叙利亚会倒向共产主义阵营。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英国协商，准备采取秘密行动来“纠正”叙利亚的这一外交走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与在贝鲁特（希沙克里倒台后逃往黎巴嫩）的阿迪布·希沙克里以及叙利亚社会民族党的支持者们取得联系，计划在叙利亚发动政变。
政变计划于10月25-30日这一周进行……自1956年夏天起，“阿拉伯之声”（La Voixdes Arabes）广播的声音开始响彻叙利亚的街头，7月26日，在一阵欢呼声中，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al-Nasser）突然宣布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苏伊士运河危机开始了。
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叙利亚以一种近乎“精神分裂”的方式经历了这场危机。聚集在咖啡馆和抗议活动中的人群赞扬埃及国家元首的壮举，认为这是对西方大国的真正挑战。阿拉伯各国政府对埃及的这一行动大加赞赏，但仅在外交上表示支持，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和纳赛尔一样，阿拉伯各国政府都相信，此次危机会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
10月底，阿克拉姆·胡拉尼率领的叙利亚议会代表团前往开罗，表示叙利亚将同埃及团结一致。舒克里·库瓦特利总统首次正式访问苏联。叙利亚的报刊媒体对过去一周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基本上保持缄默。然而，到了1956年10月29日，所有事态都开始急剧变化。早上，贝鲁特的阴谋者们打开秘密电台，开始为发动政变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就在此时，以色列刚刚开始了入侵西奈半岛的军事行动，这使得贝鲁特的阴谋者们停止了所有的行动，因为他们害怕被指控同以色列勾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法国和英国向埃及与以色列发出了停止军事冲突的最后通牒。接着，两国向塞得港（Port-Saïd）空投了部队。
英法联军袭击塞得港的消息，使只满足于发表支持声明的叙利亚政府目瞪口呆。与政府相反，街头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阿勒颇的抗议群众扬言要烧毁法国领事馆。叙利亚与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就此破裂。第二天，叙利亚议会主席胡拉尼告知埃及，他准备向埃及派遣军队以表支持，胡拉尼致力于为战争做出贡献。但是，纳赛尔巧妙地谢绝了这个提议。莫斯科方面，苏联就此事件发表了极其严厉的声明。马林科夫（Malenkov）甚至威胁要使用核武器。
叙利亚共和国总统高度赞扬了苏联这个新伙伴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决心。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的第四天，叙利亚第二局局长阿卜杜勒·哈米德·萨拉杰（‘Abdal-HamîdSarrâj）策划了一场针对伊拉克输油管道的袭击。这使得欧洲国家失去了他们的第二大石油供应源。最后，在华盛顿，美国政府采用了口头威胁、提高对英镑汇率的金融攻势，以及石油禁运措施来强迫英法联军停火。11月6日，法国和英国做出了让步，宣布停火。几周后，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
苏伊士运河危机带来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纳赛尔带领埃及打败了那些进步主义党派口中的“帝国主义敌人”，他的个人名望也随之水涨船高。12月初，萨拉杰揭露了在贝鲁特策划的政变阴谋。很快，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同阴谋分子的勾结和部分议会议员对政变的支持也被揭露。参与谋划政变的议员逃往土耳其，其他人则被逮捕。1957年1月初，约100名密谋政变者被推上法庭接受审判。根据《艾亚姆报》（Al-Ayyâm）和《阿里弗·巴报》（AlifBâ’）的头条新闻报道，超过10人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震惊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与此同时，1月2日，苏伊士运河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任何受到安全威胁的国家如果向美国求助，美国都将随时准备向其提供帮助和支持。此时，叙利亚的国家立法机构任期即将结束。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动荡的国内外背景下，人们对新一轮的议会选举既担忧又期待。地方选举可以对当前形势进行测试，进而重新部署地方各势力，并凸显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情况。
1955年艾哈迈德·尤尼斯（Ahmad Yunis）和哈希姆·阿塔西的儿子阿德南·阿塔西在霍姆斯的政治冲突，就向我们展示了叙利亚的进步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分界线是如何形成的。1957年大马士革的议会选举预示着几个月前就已存在的国家问题。虽然旧城和新的市中心的墙壁上仍保留着1954年的海报，但两位相互竞争的政治对手已宣布了他们各自派别的候选人：1955年4月被暗杀的阿德南·马尔基（‘Adnânal-Malqî）的兄弟里亚德·马尔基和穆兄会的代表马鲁夫·西拜（Ma‘rûfSiba'î）。
其中，前者吸引了叙利亚进步青年们的选票，而后者则代表了大马士革资产阶级的利益。巴布图玛（Bab Touma）和卡塞（Qassa）的基督教区以支持穆兄会的代表而闻名，因为在基督徒看来，穆兄会是唯一真正可以保护他们财产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一方。最后，马尔基成功当选。
在其他地方，原定于议会选举前举行的市政选举被推迟了。因为复兴党的议员担心，共产党和哈立德·阿兹姆的支持者将通过市政选举而崛起。哈立德·阿兹姆本人曾前往苏联，他对这个在几十年内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红色亿万富翁”国家大加称颂，他还准备与苏联展开合作，签订贸易协定，以改善叙利亚的总体状况。此外，共产党在军方及总参谋长阿菲夫·比兹里（‘AfîfBirzî）周围也有不少支持者。由此，叙利亚的政治分歧在政界、军方和情报机构（第二情报局）内部都出现了。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夏末，“叙利亚危机”爆发了。
3名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被指控在阿勒颇从事间谍活动，这本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但叙利亚政府要求美国召回其驻叙外交人员。美国正好以此为借口，试图改变叙利亚政府的左倾走向。美国总统特使于1957年9月初在巴格达条约组织会议期间会见其地区内的政治伙伴。曾听取并参与颠覆叙利亚政府计划的伊拉克领导人听到美方的这一提议后，表示拒绝。他们明确表示拒绝以色列的介入。美国人同样把改变叙利亚的政治计划告知了以色列，要求以色列保持中立。最后，只有同叙利亚关系紧张的南部邻国土耳其接受了美国的这一提议。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计划，主要是通过在叙利亚国内策动骚乱，让国内的亲美派掌权，向美国寻求支援。然而，土耳其边境的军队调动和美国的表态却产生了与美方预期相反的效果。叙利亚人反而被这种外部威胁动员起来，成立了民兵部队。新成立的民兵部队对叙利亚复兴党和共产党都非常忠诚，这意味着叙利亚的立场将变得更加强硬。苏联很快就确定了对此事件的立场：土耳其对叙利亚的任何入侵行动都将导致苏联加入战争。10月，赫鲁晓夫的特使要求叙利亚的邻国停止一切颠覆叙利亚现政府的活动。10月17日，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在与美国政府讨论后，提出埃及将支持叙利亚政府，从而恢复叙利亚国内的政治平衡，援助叙利亚的埃及军队也在叙利亚拉塔基亚港登陆。
1957年夏天，这场“疯狂的”地区危机结束了，但它暴露了叙利亚国家制度中存在的脆弱性，尤其是叙利亚国内政治力量极端的两极分化现象。在叙利亚军官团体中，有一群与复兴党思想接近、高度泛阿拉伯主义和中立的人，他们担心叙利亚共产党和阿兹姆的盟友，即总参谋长比兹里领导的派系会阴谋夺取国家权力。
于是，他们前往开罗，要求立即与埃及结盟，并再次提出1956年2月曾在议会中提出过的计划。这标志着军方和叙利亚政客在埃及首都来回奔走的开始。对此，纳赛尔犹豫了。因为他担心埃叙两国实现联合是否真的切实可行，他不仅对叙利亚军队（至少是军官阶层）的政治化倾向心怀忧虑，更担忧同叙利亚的联合行动可能引起的各种反应。为此，他针对埃叙联合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废除并解散叙利亚的一切政党，开罗将成为联合国家的首都，新的联合国家将颁布和实施一部新宪法。在大马士革举行了关键性的深夜会议后，叙利亚政府成员表示将遵循军方的指示。
12月初，安瓦尔·萨达特（An-ouaral-Sadate）来到叙利亚议会并发表讲话。1958年1月，建立联合国家的计划经全民公投获得批准。2月2日，叙利亚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République Arabe Unie）的北部省份。曾在1946年为最后一名法国士兵的离开而欢呼的叙利亚总统库瓦特利，签署了埃叙双方《联合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