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说中国经济应该“沿着新结构经济学所指出的路线增长。”我不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给我们指出了什么路线！

1、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再说计划经济有点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就改称“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其实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这一点连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认。中国经济持续存在的结构失调、产能过剩，哪一个不是政府产业政策主导的结果？

2、林毅夫等人认为，尽管许多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不能由此就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而是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这种观点很类似上世纪80年代有人捍卫计划经济的观点：不是计划经济本身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把计划经济搞好！林毅夫等人所希望的“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

3、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

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同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我们没有办法对新产业、对创新做任何规划，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而不是通过所谓的产业政策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4、产业政策意味着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实际上是一种豪赌，连盲人摸象都谈不上。

不能想象政府官员对未来技术和产业的判断比企业家更敏锐，一些政府官员确实很有企业家精神，但总体来讲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在创新方面更为迟钝。当政府官员认识到某种技术的重要性的时候，这种技术基本上已经过时了。凡是政府能看到的，自由市场的企业家早就看清楚了，凡是自由市场的企业家没有看清楚的，政府更看不清楚。

5、我们不要以为有专家帮助，政府就可以制定出成功的产业政策。

专家能够说出的其实都是硬知识，不是至关重要的软知识，就对未来的判断而言，专家是没有任何优势的，专家决策和官员拍脑袋决策不会有本质的区别，甚至可能更糟。

我推荐大家读一读威廉·伊斯特利的《威权政治》，作者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这本书讲的是要警惕技术专家的暴 政，这也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多次告诫我们的。技术专家以为只要一个国家的威权政府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这个国家的经济能得到很好的发展，为了实现他们的宏伟蓝图，他们通常会忽视个人权利，特别是穷人的权利。事实证明，他们所推崇的发展计划很少成功。

6、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就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

从实际看，无论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还是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都充满了一系列的寻租活动。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与其说是科学和认知的结果，不如说是利益博弈的结果。结果是，得到政策扶植的企业家通常并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新能源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不难理解，大笔从政府拿钱的企业并没有做出真正的创新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不可能推动创新。

7、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者。

我没有考察过人类吃螃蟹的历史，但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计算。凡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寻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业家。

8、要实行产业政策的话，就不可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

当你给某一些行业、某一些企业特殊的优惠、特殊的照顾，这些企业可以做，那些不可以，这就完全破坏了公平竞争。产业政策一定会破坏公平竞争，尤其破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某种意义上产业政策是保护国有企业，保护一部分企业，而使得另一部分企业处于不利的地方。

过去40多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捍卫市场经济。

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说真话，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学常识，对中国现实有极深的思考和洞察。过去的四十年里，张维迎老师沿着米塞斯、哈耶克等先知的思想轨迹，通过一本又一本著作，推广自由市场的理念和常识，被誉为“自由市场的守夜人”。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经济学界，开启了无数人的思想启蒙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