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el Kotkin
译者：宋大叔
来源：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itute）
原标题：The New Revolution Class（20241021）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会比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但却机会渺茫甚至前途黯淡的阶层更可怕。这类人群曾在欧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革命动乱中发挥过作用，并且很有可能会在美国也会扮演类似的角色。激进活动的关键——恰如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在于“那些处在低薪工作夹缝中挣扎的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现代社会的激进活动，已经很少源自于蓝领工人；相反，它主要来自于那些感到被疏离的知识阶层。而这一阶层的当代形式，正是出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期间。关键在于那些自认为受过良好教育并适合担任领导（由考试和学位定义）的群体与那些努力工作、积极创新和承受风险的低学历阶层之间的失衡。随着大学入学率出现爆炸性增长——1970年到2010年间几乎增长了80%，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扩大；然而，与此同时，对于该阶层中的许多人来说，就业机会却已然减少。所谓的“受过教育的下层阶级”不仅出现在美国，还可见于加拿大、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以及尤其是在中国。中国曾经被视为未来充满机遇的国度，然而现在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房地产爆雷、人口结构失衡和全面经济危机，而那些年轻的受教育群体，特别是与技术熟练的蓝领工人相比，却面临着令人担忧的就业机会减少。.鉴于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都存在这样的趋势，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发现，绝大多数父母——在日本有80%，在美国超过70%——对子女一代的经济前景感到悲观。因此，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当中仅有不到10%的人认为国家发展向好，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代人确实有理由不满。总体而言，老一辈留给他们的债务负担几乎是难以想象的91万亿美元。在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年轻人的住房拥有率远低于过去。相比之下，在美国，1/5的婴儿潮一代掌握着32万亿美元房屋净值的一半。在英国，1/4的婴儿潮一代是百万富翁，这主要是由于房价的膨胀。根据解决方案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 ）最近的调查，英国退休人员的收入，要比那些处在劳动年龄的人群高得多。更糟糕的是，千禧年一代面对的是一个许多优质工作岗位正在消失的社会，然而他们同时还要应对高昂的租金和昂贵的学费。在美国，大约40%的应届毕业生处于就业不足的状态，而在他们所从事的那些工作上他们的大学文凭基本上没有价值。在英国，约有1/3的人们怀疑他们能否实现职业目标。近半数的30岁以下美国成年人仍然得跟父母同住。在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量的年轻工作者既不在工作岗位上，也没有待在学校。或许，最令人沮丧的是，大学教育曾经被视为通往中产阶级生活的入场券，而如今却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种浪费钱财。更多年轻人转而寻求进入某些行业以谋求职业。人工智能大概会加剧这一趋势，至少短期内如此。82%的千禧一代担心AI会降低他们的薪酬；根据麦肯锡公司（McKinsey）的数据，到2030年，至少有1200万美国人将被迫寻找新的工作。像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这样支持卡玛拉·哈里斯的大科技公司高管承诺，AI将服务于“提升人类”的事业，反映出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对工作机会的实际影响可能并不那么美好。一些预测显示，AI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消灭数以亿计的工作岗位。即便是所谓的“极客”，即那些被认为是对技能要求较高的专业人士，也显示出他们面对经济学家所说的“基于技能的技术变革”极其脆弱。像赛富时（Salesforce，一家创立于1999年、总部位于旧金山的客户关系管理软件服务平台）、元宇宙（Meta）、亚马逊（Amazon）和来福车（Lyft，一家成立于2012年、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美国网约车公司）这样的科技公司，已经宣布大幅削减白领员工，并还警告说这些职位不太可能重新招聘。IBM暂停了员工招聘，评估有多少中层职位可以被AI替代。为了资助其向AI发展的努力，谷歌最近解雇了12,000名员工，预计这个数字将增长至30,000。这种趋势在底层岗位上造成的损害甚至更为严重。在AI出现后的数月内，软件领域自由职业者的工作机会明显减少，薪资也随之下降。最具政治颠覆性的可能是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失，包括金融领域的人才。甚至许多“创造性工作”——如演员、作家和记者——也会受到威胁，因为创意工作者发现他们的身份和创作被复制或用于衍生产品，尤其是在AI基于过去的作品建立模型的情况下。好莱坞已经在流失工作岗位。最近的诺贝尔奖得主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一位早期的AI开发者和前谷歌高管），指出AI创造令人信服的虚假图像和文本的能力正在打造一个人们“将无法知晓什么是真实”的世界。在那些受过教育的激进活动先锋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单身女性和非二元性别男性构成。在美国，家庭研究所（Family Studies）最近对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截止生育年龄结束时未生育女性比例为1/6，该数据自1990年的1/10有所上升。皮尤研究中心指出，自1960年以来，美国单身家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3%增长至27%（2019年）。目前单身女性的数量约为4350万，该数字已经接近一些重要的选民群体如非裔美国人（4800万），远超过像工会成员（1400万）和大学生（1800万）这类群体。许多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家庭和性别角色混乱的社会。根据盖洛普的数据，当前有超过28%的年轻女性认同自己为LGBTQ，该数据是千禧年一代的2倍以上，几乎是年轻男性的3倍。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5%以上的美国高中生在性别认同上存在困扰。在韩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虽然非二元性别的潮流可能不太被承认，但男女似乎正在生活方式上形成性别对立。一个因素是女性如今在大学校园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大学正是极左激进主义的主要孵化器。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女性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从低于男性13%转变为高出15%，这是一个将近30%的显著逆转。全职女教授的比例大幅增加；在正教授级别上，这一比例大约增长了1/3。女性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是一件好事，但它也为传播激进女权主义议程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坛。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数据，自1990年以来，美国在女性和性别研究领域的学位数量增加了300%以上；2015年，授予的此类学位超过了2000个。各地普遍出现了建立女性研究中心的运动，而同时男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离开大学校园；在某些情况下，直男，尤其是白人男性，被斥责为有害、具有攻击性且天生厌女。女性——特别是同性恋女性——在反以色列抗议活动中日益激进的态度尤为明显。她们竟然支持像哈马斯和真主党这样强烈反对同性恋并试图限制女性社会角色的组织。研究人员伊坦·赫什（Eitan Hersh）指出，在反以色列活动家中，LGBTQ群体占据了极其不相称的比例。从政治角度来看，女性群体的左倾转变证实了民主党资深民调专家斯坦·格林伯格（Stan Greenberg）近十年前的断言，即未婚女性已成为维持民主党多数地位的“关键”选民群体。在最近的选举中，单身女性与非裔美国人共同成为民主党最大且最牢固的票仓之一。由于堕胎问题的影响，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正是她们的支持使得民主党得以避免了那场许多共和党人原本预期的红色浪潮。尽管14％的已婚女性倾向于支持共和党，但CNN的出口民调显示，68%（2/3以上）的未婚女性投票给了民主党；而已婚男性（领先20％）和未婚男性（领先7％）则都更倾向于共和党。但是，这也不只是像堕胎这样的社会议题在起作用。女性，特别是未婚女性，往往大量从事医疗护理和教育等助人职业，而许多传统的男性工作，尤其是在制造业、建筑业和运输业领域的工作岗位已然消失。虽然高税收和强管制对整体经济造成了问题，但那些由女性主导的职业领域却可以从政府开支增加中受益。由于这些女性不属于家庭，她们往往依赖政府以寻求帮助，无论是租房补贴还是直接的经济补助。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总统的竞选宣传——如奥巴马的“朱莉娅的生活”和拜登的“琳达的生活”——主要面向未婚女性，并且时常也会提到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来解决育儿问题。年轻一代——尤其是女性的态度——对美国社会的文化界和知识界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这影响到了主流媒体内部的思想转变：任何偏离进步党派路线的声音，都会引发那些由大学培养的“激进主义新闻从业人员”的强烈反对。目前，学生和年轻毕业生公开表达不满似乎相当普遍，至少在除中国和伊朗以外的国家均是如此。即便在这两国也仍然存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在伊朗，年轻人正在疏远政权，而更显著的是在中国，面对日益艰难的前景，许多受过教育的千禧年一代已经放弃奋斗而选择“躺平”。随着时间推移，即便是那些最具压迫性的政权，最终也得面对青年群体愤怒的后果，正如沙俄时代、晚清、魏玛德国、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大部分地区曾经的经历。然而，这个新的革命阶级的政治路线却并非板上钉钉。在欧洲，多达1/3到2/5的年轻人支持被定性为极右翼的政党。在最近的法国总统选举中，玛丽·勒庞（Marine Le Pen）赢得了近40%的青年人选票，而在意大利，右翼总理梅洛尼（Giorgio Meloni）在年轻选民中位列第一。正如安德鲁·斯图塔福德（Andrew Stuttaford）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中指出的，对于25岁以下的选民，德国的极右翼、另类选择党（AfD）获得的选票超过了绿党（Greens），后者曾被认为是年轻人最喜爱的政党。2019年，绿党在这些年轻选民中曾获得的选票数量是AfD的7倍。在最近的英国选举中，年轻人对工党的支持率实际上有所下降，刚刚超过2/5，而改革党的得票率则增至原来的4倍。在美国，哈佛青年民意调查（Harvard Youth Poll）显示，特朗普在年轻男性选民中与哈里斯持平，但在女性选民中则以1：2的比例被击败。愤怒的女性是美国左派的基础，但年轻男性则会成为右派复兴的壁垒。无论他们持有何种倾向，愤怒的新一代很可能会颠覆当前的政治秩序。应对这一威胁的唯一途径就是想办法引导青年力量远离极端政治，并转向更加务实的世界观。这需要让年轻人更容易地向上流动、购买房屋和创业。倘若这些渠道像目前这样越来越封闭而被尽数关闭，那么，后果将不容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