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多为城市中产，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衣食无忧，只想让生命泛起波澜，或者将自己从事业的天花板上、繁重的现实压力中抽离，走到户外成为一种选择。
采访 / 江芬 杜祎洁 张弘
文 / 江芬
编辑 / 卜昌炯
30岁的于旸正骑行在南美大陆辽阔的土地上。
2016年4月20日，他从美洲最南端的乌斯怀亚出发，目标是北美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如今过去半年，他已经将阿根廷、智利、巴西等国印在车轮下。
长时间的骑行，让他晒出了可以和黑人媲美的肤色。一路艰辛，他自得其乐。
南美人热情友爱，给于旸留下很好的印象。此前骑行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的两年间，他丢了7部手机，而此次骑行以来手机还没被偷过。
前阵子，于旸在巴西潘塔纳湿地看到一只凯门鳄，边骑车追赶，边拍照，一不留神摔倒在泥地里，膝盖和肩膀大面积擦伤。他没做多少护理，未承想接连的雨天加汗水致使伤口感染，一个礼拜都在流脓水。他却习以为常，“化脓后半个月就会自然好的”。
相对于伤口，最近屡试屡败的发糕更让他苦恼。他一直没搞明白究竟是酵母放多了，还是水温问题。
此行，于旸自行车上捆绑的自制驮包里装了帐篷、睡袋、汽油炉、户外锅，甚至还有钓鱼套件，随身行李有三四十公斤重。他基本上住帐篷，自己买菜做饭，很少花钱，平均一天不到50元。他对《博客天下》说：“这是我的旅行方式，和有没有钱没有关系，即使有钱，也会选择同样的方式去旅行。”
上一年班，挣够路费，出去骑行一年，然后回来再上一年班，之后再骑行，如此往复，这构成了他生活的主要节奏。
绝大多数时间于旸都是一个人在路上，但他并不觉得孤独。他把一个人的生活过得热火朝天。而远处，有更多像他一样的骑行者奔波在路上，他们遥相致敬。
“程序猿”出身的白宇就是其中之一，他视于旸为榜样。“我通过铁人认识于旸，他是真正的传奇。”他们3个人经常一起喝酒，分享各自的骑行故事，或站在地图前，规划未来骑行路线，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
“于旸这样随遇而安的环球骑行是我最认同的旅行方式，践行
一种真正的在路上的精神，我也曾梦想过，但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到。”同样是骑行发烧友的白宇告诉《博客天下》。
两人年龄相当，经历相当，生活方式相当，因不甘被庸常、平淡的日常一点点磨损，想通过户外运动让自己变得不一样。
在于旸和白宇背后，是一个更广大的群体。他们多为城市中产，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衣食无忧，只想让生命泛起波澜，或者将自己从事业的天花板上、繁重的现实压力中抽离，走到户外成为一种选择。
除了骑行，登山、潜水、跑马拉松、漂流、徒步、环球飞行等，都是热门项目。
于旸一家三口活得像漫画一样梦幻。他们住在北京房山，经常一起爬山、徒步，身体都很健硕。于旸从1岁半开始，每年暑假都会随家人出去旅行，从小觉得钱花在旅行上是理所当然的事。
大学毕业时，于旸基本走遍了全国，于是开始计划环球骑行。2011年，他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骑行到新疆，而后至西藏、尼泊尔、印度、东南亚，最后从广西入境骑回北京，共2万公里。工作一年攒到钱后，2013年，他从北京骑到南非好望角，横穿亚洲大陆再纵穿非洲大陆，又是一年，3万多公里。
2016年于旸锁定了南北美洲骑行。这趟骑行原本预计用时1年多，现在半年过去，他只骑了全程的四分之一，可能最快要到明年底结束。
“我的旅行纯粹是过日子，比较少做攻略，对签证情况不是很了解，还没计划好中美洲怎么走，根据路上情况再决定。”于旸说。
出发前优酷网提出希望直播这次旅行，于旸拒绝了，他不愿意被干扰，“旅行就是向往更简单的生活”。
每次出门前，父亲于武鼎都会帮儿子置办装备，给参考意见。“我们既是父子又是朋友，站在父亲的立场上我不支持他冒险环球骑行，也不反对，尊重他的选择，在朋友角度上是加以鼓励。”他对《博客天下》说。
于武鼎并非不担心儿子的安全，但不会主动联系他，“他有网络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发信息”。
身材同样高瘦的贺洋也是北京人，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大部分时候都在为业绩焦虑，疲于生计，满脑子是各种用户需求。
他曾因为打篮球致半月板撕裂，没法像同龄的于旸一样骑行，决定用另一个视角探索身边的美——去年开始的每周一次的皮划艇夜游护城河是他疲惫生活里的光亮和英雄梦想。
▵
2015年开始的每周一次的皮划艇夜游护城河
是贺洋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家附近有一段护城河，最初在那划皮划艇，只是想知道明朝就落成的护城河通向什么地方，后来迷恋上皮划艇，特别喜欢夜游护城河，因为感到拥有一个自我思考的空间，像滑行在冰冻的黑色石油上。”贺洋对《博客天下》说。他的眼睛里有一种顽童的机灵，黑色的鸭舌帽反戴在头上。
贺洋通常从左安门西街下水，河面宽约30米，一路向西，沿岸的柳树枝条随风摇曳。穿过几个昏暗的桥洞，水波投射在桥洞顶，有蝙蝠变换着姿态快速掠过眼前。当经过铁路桥时，听火车呼啸而过，他会观察每个窗格里乘客的细微表情。每次他都是一直划到永定门再折返上岸，约七八公里，持续一个半小时。
“你想象不到在北京有白色的水鸟，张开翅膀半米来宽，还能看到泥鳅、鱼儿。”贺洋说天气极好时，光线的漫反射强，河面会非常亮，上岸后白茫茫一片，偶尔光波穿过小颗粒时产生“丁达尔效应”，可以看见光柱的形状，人站在那像是另一个维度里的摆渡人。
对大多数人来说，户外探险并非他们的职业，今后也未必会以此谋生，不过是拓展生命宽度和深度的一种途径。
▵
在摄影界，孙少光颇有名声，
曾获得亚太电影节最佳摄影奖、艾美奖
纪录片摄影师孙少光是个例外。让他感到特别美妙的是，他把爱好变成了工作，兴趣与赚钱两不误。在摄影界，他颇有名声，曾获得亚太电影节最佳摄影奖、艾美奖等。
2016年11月15日，孙少光结束了在云南横断山区为期两周多的长臂猿前期拍摄调研工作，回到北京住处。拍摄机器堆放在地上，空置的房间有了生气——他每年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北京。
“相比以往，这次拍摄条件算比较好的，当地通了公路，需要的是不停爬山。”孙少光对《博客天下》说。他已经做好了未来一两年不定期入山拍摄长臂猿的准备。
在他眼里，拍摄是一件很酷的事。父亲年轻时爱好绘画摄影，家里买了很多摄影类的书籍，潜移默化影响着他。大学时孙少光系统学习过摄影，毕业后在企业从事商业摄影，之后转到电视制作机构工作，在不同平台都有尝试。
2006年，他在中央电视台短暂工作了一个月，发现体制内个人难有所发挥。他不愿和多数电视台摄影师一样，每年拍三四部片，拿固定工资，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优秀的摄影师一定是自由的。”他说。
近十多年来，作为一名独立摄影师，孙少光没有挂靠单位，没有工作室，前期经济并不宽裕，2002年他想去登山，还得向别人借装备。但这并没有阻挡他探索未知世界的步伐。
喜欢招猫逗狗的他将镜头聚焦在野生动物身上，乐此不疲。“人类大部分恐惧来自想象，对野生动物了解越多，你越会发现它们不危险。”野生动物看到人经常会跑开，他觉得能拍到就是件很幸运的事情。
随着知名度提升，更多工作机会向孙少光敲门，但也意味着各种挑战。他担任中国首部大型涉藏电视纪录片《第三极》的摄影指导，历时两年的高海拔拍摄中，体力消耗大，很多摄影机器都报废了。
当时拍摄最危险的是公路交通，每天孙少光都暗自祈祷一路平安。一次，在去藏北申扎拍摄的路上，他行车800多公里，干燥的沙土公路上烟尘四起，加上疲劳赶夜路，注意力下降，结果在一处狭窄路段，车冲出路基。好在是草原，不是山崖，才有惊无险。
于旸的环球骑行更是充满艰险，“每次都不是很有把握能活着回家”。
在坦桑尼亚，于旸因为高烧停在原地3天，直到水和食物将要耗尽，不得不顶着虚弱的身体继续出发；在赞比亚他突发疟疾濒临死亡，倒在一个不知名的小教堂中，幸得当地黑人照顾，挽回生命；在埃塞俄比亚，警察以当地治安不好为由，将他关了3天。
“蚊子多就不怕痒了，没什么害怕的。”于旸期待有惊无险，如果一帆风顺，反而意味着什么都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