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会往上走，但是不希望它走得太高。并不是反对中国GDP增速往上走，而是希望把经济质量基础打好了再走。
《财经》记者 周哲/文 王延春/编辑
“中国出现了投资稳健、出口回升、消费强劲，经济逐步稳住的态势。今年GDP增速6.7%左右可以实现，明年经济走势依然看好。”6月28日，在“2017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财经》电视辩论会：中国经济展望”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IMF原副总裁朱民对今明两年的中国经济乐观展望。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也较为乐观。他预测，2017年GDP增速可以实现和去年持平的6.7%。2018年，如果不发生意外，GDP增速实现6.9%基本没有问题。
不过，中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提醒，“讨论GDP增长的数字没有太多意义，更多的要关注发展的质量和效应”。如果没有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制造业升级、就业稳定、风险释放，奔着GDP增速的数字去没太大意义。”
以“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实现包容性增长”为主题的2017夏季达沃斯于6月27-29日在中国大连召开，近两千位商业领袖、决策者和专家参会。
朱民在该场电视辩论会上分析称，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是乐观判断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今中美关系趋于缓和，如今特朗普上台六个月，特朗普上台之初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担忧减弱，中美关系走向合作，外部环境趋于稳定。
其次，全球经济稳步回升。美国、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错，全球贸易开始恢复，这对中国经济很有利。
再次，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消费的贡献率超过60%，服务业贡献率也有所提高，就业稳定，创业的浪潮趋高，投资稳定强劲，出口逐步恢复。“中国经济结构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其实给中国经济未来增长打下了很好的、比较宽泛的基础。”朱民表示。
李克强总理在6月27日第十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称，201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64.6%，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到51.6%，占了半壁江山。
朱民认为，明年还有一个对中国经济有利的因素，即“一带一路”不再是单纯的产能出口，不再是简单的投融资，更重要的是金融的全面开放，在一个范围极广的试验区内建立金融网络，建立政策的沟通和监管的交流。有了这些做基础，未来投资和商贸会得到快速提高，将来从贸易、投资、服务、人流等方面对中国经济都有一定程度的拉动力。
李稻葵在《财经》电视辩论会上认为，过去三到四年IMF对中国经济增速预测的数字，到了年底会往上调；对世界经济增速的预测，到了年底会往下调。这意味着，国际机构往往低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
他预测，2017年中国将实现6.7%的GDP增速，即便因为金融整顿的原因，下半年GDP增速可能略有下降；2018年将实现6.9%的经济增速。原因有三：首先，世界的形势对中国有利，今年一季度进出口增速较快就是得益于此。其次是周期性因素。中国连续52个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增速为负数，最近价格才有所回升（见图一）。工业品价格往下走，政府也同时在推动去产能，很多企业一定会减产能。现在价格回升了，企业利润随之回升了，就更会愿意投资。
（图一：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增速；数据来源：《财经》记者根据公开数据绘制）
再次是政府干部的积极性因素。原来有问题的领导干部因为怕被查，所以懒政、怠政现象严重。现在省一级、市一级的领导干部有一半是新任命的，“撸起袖子加油干”是新干部的普遍心理，他们开始大量招商引资。
对此，傅成玉则直言，过度关注中国经济增速“没有太大意义”。他直言，如果为了达到6.9%的经济增速，按照李克强总理在开幕式上所说，就是相当于五年前9%的增速。
据悉，中国经济的体量与过去不一样，现在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五年前的1.5个百分点，十年前的2个百分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称，“我经常比喻一个小孩子翻跟头，一口气可以翻十几个，但是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一口气能翻三四个跟头就很了不得了。”
傅成玉认为，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关注发展质量和效益。比如，有没有把就业稳定住；有没有把风险释放掉；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否实现。“我特别赞成他们的意见，中国经济不会再往下掉了，会往上走。但是我不希望它走得太高，并不是反对中国GDP往上走，而是希望把经济质量基础打好了再走。”傅成玉坦言。
中国经济走势下一步如何把握机会；如何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也成为诸位专家讨论的热点。
面对大家关注的国企改革，傅成玉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体制机制改革。如果没有国家体制机制的改革，国企改革，改不动。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企业能做的已经差不多了，企业该做的、能做的基本上已经做了。想要再往下做，国家要放权、国家政府层面的改革要深化。改革应该在国家制度层面进一步推进。
“现在国企改革基本上是让我改什么，我就改什么，下了很多表面的工夫，做了形式上的东西，实质的内容谁也不敢碰。所以，只要政府改革到位，国企改革一定会走到位。”傅成玉直言。
傅成玉表示，简政放权是第一步，现在效果也很好，企业注册和设立也非常简单，还要继续推进。另外，政府的组织机构和管理职能也要更加适应未来中国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适应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状的需要。
朱民坦言，核心原则是更多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简政放权是一个方向；用市场化的方式鼓励创新创业亦是一个方向，要积极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再者是要用市场化的手段去产能、去杠杆。
《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认为，简政放权仅靠数量上的改变并不足以实现，数量不代表质量，很多实质性的行政审批权还在地方政府手里。
朱民也认为，简政放权在中央层面推进的比较好，是千项数量级别的简政放权，但在地方很难实现真正的简政放权。
据他透露，6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和工商界人士内部交流的时候提到，未来简政放权要更加讲结果，而不是数量。李克强总理举例称，中国现在过海关的速度太慢，现在提出一个目标，即能不能在近期通关的速度达到欧美国家的水平。这样不仅做到简政放权，而且是确确实实把效率提高了。
李稻葵补充，中国未来改革有两个抓手。一是国企改革；二是公共财政的改革。他认为，当前很多扭曲的现象都来自地方政府，很多地方政府不愿意放权，“放权之后没法收费了”。
因此，他建议，得给地方政府一个财路。“比如很多中央政府收的税，直接就在当地返还了，不要再集中到中央手里，经历转移支付，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内部寻租。”李稻葵直言。
他还建议，可以鼓励地方政府长期持有一些资产，甚至以后可以上市。这样可以部分改变当前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现在地方政府很多都是短期行为，卖土地、搞基建。没钱就向银行借钱，借不了就问国企借钱，国企再向银行借钱，还打着PPP的旗号，实际上最后还是银行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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