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河、正定、宁德……40多年来，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几乎走遍了我国最贫困的地区，把大量心血用在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上。在不同场合，总书记多次讲述他在不同地区、不同岗位上推进扶贫工作的历程。重温这些动人往事，我们会愈加感受到他那份大爱无疆、心系苍生的扶贫情结。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新华社”（ID：xinhuashefabu1）
上篇
贫困记忆 刻骨铭心
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习近平到河北阜平骆驼湾村看望慰问困难群众。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聂帅（聂荣臻）曾经流着泪说：“阜平不富，死不瞑目”。这件事是福建省委原书记项南同志告诉我的。聂帅的那句话感人至深，我一直铭记在心。项南同志从福建省委书记任上退下来后，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他到福建来找我，希望我支持一下基金会。项南说，有一次他去看望聂帅，聂帅谈到了河北阜平的情况。阜平曾是晋察冀边区所在地，聂帅担任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帅动情地说，老百姓保护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我们打下了天下，是为老百姓打下的天下，阜平的乡亲们现在生活还没有明显改善，我于心不忍，一定要把老区的事情办好。所以，项南义不容辞当了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我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走过来的，工作过的很多地方都是老区，对老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我们对脱贫攻坚特别是老区脱贫致富，要有一种责任感、紧迫感，要带着感情做这项工作。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1969年初，我到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还不到16岁。从北京一下子到那么穷的一个地方，感受确实很深。晚上黑灯瞎火，沿着那条沟亮着几盏煤油灯，真是“一灯如豆”。如果外出没有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的，搞不好就掉沟里了。那里土地很薄，没有什么肥，粪是挑上去的，都是点种，真是广种薄收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工分才能评六分五。两三年后，我什么都学会了，成农村壮劳力了，才能拿10分。那时候，挑100多斤的担子，走10里山路，一点问题没有。这10个工分，也就值八九分钱。算下来，出一天工，买不了一盒羊群烟（上世纪70年代，宝鸡卷烟厂生产的一种最便宜的香烟），当时一盒羊群烟九分钱。
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在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察看自己当年住过的知青窑洞。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知青刚去时，还有些粮食供应，后来要靠自己劳动，跟老百姓一样，就挺紧张的了。当地老百姓经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正月里吃年饭，“宁穷一年不穷一日”嘛，但到三四月就没饭吃了。春耕时，家家户户都把唯一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当地人谁见了，只要有一口干粮，都掰一半给人家。当时，要饭现象是普遍的，有的大队还给出去要饭开证明。刚开始，知青脑子里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觉得要饭的都是不好的，不给他们吃的东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当地农民就说，哎呀，这些北京娃“残”着咧！“残”的意思就是对人凶狠。后来，我们自己落到快去要饭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动帮着出去要饭的人开路条、开介绍信。那会儿，这些现象让我们心里大为触动，感觉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1983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前排居中），临时在大街上摆桌子听取老百姓意见。新华社发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带着全套上山下乡的东西和当兵时穿的衣服，到那儿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一个床板，铺盖也是自己带的。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农村“连茅圈”大量存在。“连茅圈”就是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很不卫生。我刚去时，石家庄地区正在集中整治“连茅圈”，所以印象很深。当时，正定是北方地区粮食亩产第一个“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1960年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增至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增至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增至800斤。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或超过上述3个目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但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却成了一个“高产穷县”，搞“高征购”，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到处找粮吃。
我在正定下乡调研时，经常要过滹沱河，作家梁斌的两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都写到过这条河。滹沱河北边有20个公社，南边有5个公社，从北边的公社到南边的公社，坐车去很远，要从石家庄绕过去。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到了滹沱河边，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蹚过河。到了要去的公社，我就住在他们那儿。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招待所，公社书记把他的办公室、床铺让给我。当年的那种情景，我历历在目。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当县委书记以后，全县200多个村子我都走遍了。
1989年12月2日，时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带领地直机关千余名干部到宁德县南漈水利工地参加清沟排障修整水渠劳动。新华社发
宁德曾是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一边挨着福州，一边挨着温州，都是富庶之地，到它那儿“短路”了。宁德靠海，但不是有沙滩的海，大部分海岸都是悬崖峭壁，往里走全是大山。我在宁德待了一年零11个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当时没有通路的4个乡，我去了3个，都用了一天时间。
当年去下党乡的情形，我记忆犹新。下党乡在寿宁县，从宁德到寿宁，坐车要一天才能到，都是盘山路。当地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说法，形容行路之难，那还是到县城去，去乡镇就更不容易了。到下党乡，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我们每个人拿个竹竿，沿着河边走，他说这样走近一点。那个地方，由于过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书记我是第一个去的，县委书记是为了给我打前站才去的。老百姓说，“县衙”都没来过，“地府”就来了，他们把地委书记叫“地府”，也就是知府。一路上，隔上两三里，老百姓就自发在那儿摆摊，一桶一桶的清凉汤，都是用土药材做的，让我们消暑，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红军”啊。虽然很累，但我很感动。
20世纪80年代的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城区（资料照片）
当时，下党乡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壮语就是，我还怕你啊，我连圩上都去过，意思是他赶过集、见过世面。那个地方也怕养肥猪，都是深山，抬不出来。老百姓没看过电影，放映队去放《上甘岭》，放完后就有人拿着筐去找子弹壳。我去的时候，下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我们那么多人，就在桥上开会。福建有一种桥叫廊桥，很多活动都在桥上进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我去之前，他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的躺椅、凳子、桌子摆在那里，中间立一个简易的屏风，一边是开会区，一边是休息区。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记你几代。现在他们还会说，当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上任时路上走了半年。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官都想当舒服官，那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2016年7月18日，习近平在宁夏固原市泾源县大湾乡杨岭村调研考察时向村民们问好。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1997年，我在福建工作时，曾经带队去西海固（位于宁夏南部，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等国家贫困县的统称）考察。那是我第一次去西海固，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深深震撼了我。我过去听说过陇西“苦瘠甲天下”，穷地方我见过也住过，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仍有那么穷、那么苦的地方，我心里受到了很大冲击。
那一次，我从银川到了同心，然后到了海原、固原、彭阳、泾源、西吉。当时，陪同我的自治区领导说，咱们到了西海固要注意饮水安全，因为那里的水是咸的，喝了以后会拉肚子。果然，跟我去的许多福建人，喝那里的水都拉肚子。那里确实穷啊，有的住窑洞，家里光溜溜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真是家徒四壁。有的一家人才两三条裤子。我到的有一户，在他们家转了一圈，最后看到窑洞顶上吊了一捆发菜，就这么个值钱的东西。他家里有点粮食，但不够吃，一点水是从很远的地方挑来的，人身上都脏乎乎的，没水洗啊。看到这些，我非常受触动。
中篇
弱鸟先飞 滴水穿石
这是习近平在梁家河参加劳动的照片，他正在操作柴油机抽水。（延川县委宣传部供图）
我在梁家河插队7年，其中两年做大队党支部书记。记得有一次组织支部书记去大寨参观，我正好村里有事，没有去成。去了的人回来说，他们那里天天吃白面都行，但人家说了，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要把白面留下来，吃玉米棒子。有人说，咱们是不是也定一个目标，学大寨的目标就是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我说，这个目标很宏大啊，咱们争取实现它。
那个年代，农村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但为了做好农村工作，要以实事求是为着眼点，否则什么事都很难干成。我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也一直循着这条路。那时我刚满20岁，主要心思是让大家多打一点粮食，有几个零花钱。我带领乡亲们打了大口井，在沟川上搞一点水浇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打个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点，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坝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着马灯夜战。在冰上干活，开始乡亲们不敢下，我光着脚站在冰上，把冰凿掉，然后垫土，后来乡亲们跟着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个在外面当铁匠的能人请回来，办了个铁业社，打铁就有收入啊，搞一点钱才能办事。
这是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习近平当年住过的窑洞。（新华社记者 李柯勇 2016年12月24日摄）
当时，延安地区有3万北京知青，我是第一个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北京市奖励给我一辆三轮摩托车，我一看，这车在村里没什么用，开都开不进去，换个实用的东西吧。后来，开着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农机局。我说，这辆三轮摩托车是北京奖给我的，我想跟你们换几件农机具。他们听了很高兴，当时那辆摩托车在延安也是很紧俏的，最后换了一辆东方红5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扬场机、一台碾米机和一个潜水泵，都很实用。
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是我带着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发展沼气的报道。我刚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看到报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陕北能不能搞？经县里批准，我与县里派的其他三个人去四川考察。回来后，我指挥村里几个石匠凿石头建沼气池。刚开始，一直不产气，但有水泡往上冒，说明下面有气。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铁钎子去捅，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我们向上面报喜，地区、县里都很重视，又组织了一个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正式去四川学习。四川省派了两辆小吉普，带我们走了七八个县，一路学过去。后来，沼气在整个延川推开了，陕西沼气化现场会就是在延川县梁家河等村开的。
1982年春节，我先到正定看了一下，4月份正式过去。到了以后，看到那里大包干还没有搞起来。1983年，里双店公社书记提出来，他们那有一片沙滩地，想在那里试试大包干。我和一名县委副书记都支持他干。结果一年下来：其他地方都是平产，就他那儿是大丰收。一下子全县的人都说，看来这个路子是可以的，大包干才推行开来。这在河北算是早的。从那时起，我们就投身于农村改革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