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基斯•杰弗里
翻译：徐添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916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战事最艰苦的年份之一，也是战争的天平由同盟国转向协约国的关键一年。《1916：全球史》（海南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结合了众多一手史料、研究著作甚至文学作品，向我们展开了一幅与众不同的“一战”全球画卷。
和以往研究“一战”历史侧重于欧洲战场不同，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基斯•杰弗里认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全球的冲突。而这场冲突，正是战后百年政治新格局形成的转折点。作者以时间作为顺序，生动描写了同一时间段内不同国家所遭遇的战争浩劫。有焦虑的军官、受难的平民、战死的士兵，他们都是这场战争伟大的脚注。而这一年，也是部分国家开始分裂的起点，开启了各国军事政治领域的新纪元。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十章《东地中海和巴尔干》。
1916年10月18日，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两天前两艘协约国舰船载着1000名法国和意大利水兵在希腊港口比雷埃夫斯（邻近首都雅典）登陆，他们占领了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市政厅和火车站。150名水兵带着两挺机关枪驻守在市立剧院，市内据说十分平静。尽管官方解释说这次协约国军队在中立国登陆是为了帮助希腊维持治安，为了终止那些要挑起事端的游行示威，但其潜在的动力却在于逼迫希腊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实际上，希腊已很难逃脱一场大规模的巴尔干冲突。这场冲突某种意义上是1912年至1913年巴尔干战争的延续，它因那些导致了1914年“一战”爆发的不安与敌对变得更加严重。巴尔干半岛上各民族和教派的激动与对立，转而恶化了他们同统治该地区四百多年、如今已日薄西山的奥斯曼帝国的关系。在一些巴尔干国家的领导人看来，“一战”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彻底消灭奥斯曼政权（和取得民族目标）的机会。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况渐渐在仍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中东和阿拉伯半岛反映出来，那些地方的原民族主义者和不满的阿拉伯属民同样将君士坦丁堡的战时困难看成一个政治机遇。
希腊大分裂与希腊记忆
协约国于1916年10月在希腊登陆是将希腊推到内战边缘的诸多干涉行为之一。虽然希腊在大战之初保持中立，但其首相和国王之间却有很大分歧。首相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utherios Venizelos）是个倡导进步改革的民族主义者，他倾向加入协约国参战；而曾接受过普鲁士军事教育训练、娶了德皇威廉妹妹的康斯坦丁国王却倾向于加入同盟国。韦尼泽洛斯自1910年以后就是希腊的首相，他曾在巴尔干战争后治理过战争中获得的广袤希腊领土。韦尼泽洛斯相信同盟国的战败将使重建拜占庭帝国成为可能，希腊将会进一步扩张，拿下君士坦丁堡、爱琴海诸岛以及有大量希腊居民定居的阿纳托利亚。
战争开始的头一年，韦尼泽洛斯利用他从局势所能获得的一切有利条件维持着国内来之不易的和平。当时协约国正急于支援受到北方奥匈帝国威胁的塞尔维亚。在伦敦，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计划派一支军队前往塞尔维亚，“借此让巴尔干半岛诸国都站在他们一方参战，一同解决跟奥匈的争端”。1915年1月，英国承诺如果希腊站在塞尔维亚一方参战，将会在小亚细亚的事情上做出让步。韦尼泽洛斯回应称，如果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一阶段仍保持中立的两个国家）答应帮助英法两个军团（约8万人）在希腊西北的萨洛尼卡（又称塞萨洛尼基，支援塞尔维亚的最近港口）登陆，希腊也会同意；如果两国都不同意，希腊也不会同意。巴黎和伦敦的政治家们都被东边可能出现的新战线吸引住了，他们认为这将有助于打破西线僵局。劳合·乔治就曾说道：“8万西方人将让80万东方人加入战争。”
这当然也是加里波利战役开战后各国的想法。在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一直都倾向同盟国）和罗马尼亚均表示对同希腊一起加入协约国毫无兴趣以后，加里波利战役的重要性就压倒了萨洛尼卡计划。在协约国和同盟国的宣传中，两大阵营都许诺将敌国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潜在的盟友（当然这些诺言只有在取得胜利之后才会履行）。例如，让保加利亚1915年9月加入同盟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同盟国对希腊领土马其顿（含萨洛尼卡）的许诺。保加利亚一直希望获得萨洛尼卡这个地中海港口，并曾试图在1912年巴尔干战争期间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它，但是它却被希腊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1915年底，英国试图以塞浦路斯诱使希腊参战（英国一反常态，以自己的已有领土向希腊许诺），不过这种诱惑此时已经不足以满足希腊了。
加里波利战役的爆发导致希腊领土开始被协约国逐步占领，这种情况得到了韦尼泽洛斯政府的默许（他们也无力阻止）。1915年2月，协约国将进攻的主基地建在利姆诺斯岛（Lemnos）上，希腊从距离达达尼尔海峡西岸只有60英里的穆德洛斯天然港撤走了他们的炮兵守军。希腊在巴尔干战争中获得的其他爱琴海岛屿，包括忒涅多斯和伊姆布罗斯岛都被英法占领。除此之外，1916年1月法国还占领了莱斯博斯岛上的米蒂利尼和土耳其西岸的迈伊斯蒂岛。由于土耳其并没有正式接受希腊对于这些岛屿的声明，所以协约国的占领从技术上来说并没有破坏希腊的中立地位。
对许多协约国士兵而言，这些东地中海上的小岛为历经过恐怖的加里波利战役的他们，提供了一片如田园诗歌般宁静的绿洲。1915年圣诞节时克莱门特·艾德礼正在穆德洛斯岛，他和南兰开夏团的战友们将轻度军事训练同在塞尔玛泡热水澡结合在一起。塞尔玛这里有天然温泉、大理石浴缸和一些古典时代的遗迹。他们急需洗澡，因为大多数人或多或少身上都有寄生虫。希腊浴场的管理人员还递给他们鸡蛋饼、甜饼干和沙丁鱼。曾在皇家海军陆战师服役的爱尔兰记者伊凡·希尔德（Ivan Heald）也登上了穆德洛斯，“此刻这里的生活真是惬意，”他写道，“太阳升起时你可以在海水中沐浴，每一晚你都可以睡足”。两周后，他来到距达达尼尔南20英里、土耳其海岸5英里的忒涅多斯岛。“这里的生活太妙了”，2月3日他向母亲写道，“我几乎不敢相信自从我们被榴弹炮整日轰击以来，已经过了一个月。这里才有当兵的样子”。那一周，希尔德所在连队负责警卫工作，天际线处风景如画，而哨兵就沿着海岸排开巡逻。“我继续每天的参观访问，翻山越岭，穿过葡萄园去探望他们，”他写道：“在我们的后方，只有一些戴着红毡帽、穿着松垮裤子的欢快佐阿夫老兵。我们相约在一家塞尔维亚人开的小餐厅，他们唱着一些外籍兵团的歌曲。”两周以后，他同一位同僚到米蒂利尼进行八天的访问，他们乘坐汽艇向南开了七个小时。作为“仅有的”英国军官，他们引起了很大轰动：“我们同领事夫人一同饮茶，和海军军官候补生打闹，跟法国军官唱歌。一天晚上，一个希腊人在咖啡馆里偷了其他军官的手帕，第二天向导就将这个人带到我们宾馆，并当着我们的面把他痛打一番。”
1915年4月，韦尼泽洛斯试图向加里波利派遣希腊军队，但是却遭到了康斯坦丁国王的反对，首相辞职。在随后的国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之后，8月，韦尼泽洛斯又再度执政。当保加利亚在5月加入同盟国时，韦尼泽洛斯认为希腊应该履行1913年同塞尔维亚签署的共同防御同盟，必须马上参战。国王勉强同意了韦尼泽洛斯的提议，于是韦尼泽洛斯很快动员希腊军队并邀协约国出兵萨洛尼卡。10月5日，第一批英法军队开始抵达希腊，此事引起了希腊国内韦尼泽洛斯党和王党两派间新一轮激辩，王党不相信希腊有参战的必要。韦尼泽洛斯虽然凭借微弱的优势在国会赢得了信任票，但他还是因国王拒绝放弃中立立场而辞职。
12月，在经过另一场大选之后（韦尼泽洛斯放弃参选），一个所谓的“举国团结政府”在资深政治家斯特凡诺斯·斯库鲁迪斯（Stephanos Skouloudis）组织下成立。斯库鲁迪斯对协约国采用“善意中立”政策。不到一年时间，这种“国家分裂主义（ethnikos dikhasmos）”使希腊的国内政治陷于瘫痪，尽管斯库鲁迪斯明显对协约国很亲近（事实上，他的政府班子并没有阻止英法在萨洛尼卡安营扎寨），但国内亲德势力依然强大，协约国和同盟国暗中操纵着理论上保持中立的希腊政治格局。
32岁的爱尔兰作家康普顿·麦肯齐（Compton Mackenzie）目睹了局势的变化。由于年龄和先天身体条件（持续性坐骨神经痛）的限制，麦肯齐无法接受严格军事训练，在战争一开始就被认为不适合服役。然而他十分渴望参战，他利用其优秀的社会关系骗到了一个加里波利英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爵士身边军事参谋的职位。1915年5月，他在伊姆布罗斯岛汉密尔顿的指挥部担任情报官。他在这里一直待到8月，之后便请病假（除了坐骨神经痛，他还患上了痢疾和膀胱炎）到了雅典。在雅典，麦肯齐不用再为负责间谍和反间谍战、并向英国秘密情报局汇报的里斯·桑塞姆少校（Rhys Sansom）工作。桑塞姆的部门收集经济和封锁区的情报，已得知土耳其人伪装成了从土耳其和小亚细亚逃难过来、装作请求救济金的难民。然而，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跟踪敌人行迹以及如有可能，反制敌人在希腊的阴谋诡计。
希腊继续保持中立。尽管它稍微偏向协约国，但中立状态意味着同盟国在该国仍可以有外交代表以及一些间谍。英国萨洛尼卡战役的官方历史学家西里尔·福尔斯（Cyril Falls）写道，协约国军队刚抵达萨洛尼卡，德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便站在码头上计算军队和弹药箱的数量。敌对的四个国家的领事当时还在码头，而这简直让他们无法忍受。这些领事搞清楚了协约国军队的数量和配置情况后，通过定期电报将具体情报发往柏林、维也纳、索菲亚和君士坦丁堡。城市里面到处都是间谍。但是一旦萨洛尼卡变成了一座协约国军营，军方就出手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遭到了希腊的抗议，12月30日下午，法国展开了逮捕四国领事的行动（这些领事后来被驱逐出境），同时还逮捕了许多特工。
围捕敌国特工的行动并没有对雅典的英国人公开。1915年10月中旬，在雅典的麦肯齐被安置舒适的英国考古学院中，并以代号“Z”为名，受命从事反情报工作。这份工作令他十分忙碌，1916年底，他所在的部门，“英国公使馆附属情报局”已经完成了一份有1.2万嫌疑人名字的卡片索引。1916年初，他被任命为“军事管理官”，负责监控交通并为打算过境的旅行者办理签证。
麦肯齐同一个规模更大、设施更加完善的法国“情报局”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所情报局成立于1915年12月，位于一所法国人开的考古学校。英国人对法国情报局充满了羡慕之情，他们认为那里有“一间照相馆、一间化学实验室、六辆汽车和无限的资金”。法国人同样也在从事反间谍活动，他们的主管工兵上校里科（Ricaud）惊讶地发现麦肯齐缺乏资金的反间谍工作竟也毫不逊色。里科是一位堪称典范的同行，然而麦肯齐却无法授予他一枚英国战争勋章（他自己反倒被法国授予了一枚荣誉军团勋章）。55年后在他出版的回忆录中，麦肯齐恨恨地说：“英国政府没有给他任何认可，哪怕像授予一条像婚礼中五彩纸屑一样的绶带。”
英法之间划分了反情报工作，麦肯齐谨慎地将德国公使馆留给了自己，因为他已经买通了使馆内的希腊搬运工，一个被他称为戴维·琼斯（Davy Jones）的人。据麦肯齐回忆：“我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个真正的间谍，一个天生的间谍；他的淡蓝色眼睛里闪烁着猜忌和狡诈，就像一个看得见的白内障患者。”琼斯是麦肯齐的王牌特工，甚至他都有些难以驾驭。
麦肯齐认为：“特工就像是知道顾客想要什么的算命人。”既然如此，情报官就应该避免问任何对回答有诱导性的问题。他的办法就是从来不让琼斯知道“（他）对一些而非另一些情报更感兴趣”。琼斯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其中许多情报都能被麦肯齐拿来同法国人交换并证明“我们设备不足、地位不明确的英国分局对于新成立的法国局而言不可或缺”。
在萨洛尼卡和雅典的法国人都无法控制希腊局势。协约国固然都明确支持韦尼泽洛斯并希望希腊参战（这也是麦肯齐强烈支持的立场），但法国先行一步的策略却令英国感到十分不安。法国似乎对该地区有更大的图谋。康普顿·麦肯齐相信，法国海军使团有海军部长撑腰，就根本不在乎韦尼泽洛斯先生和康斯坦丁国王，他们野心勃勃地想要在近东建立起自己国家的主导权。1916年夏天，法国越来越担心希腊武装力量捉摸不定的忠诚度，特别是在雅典政府下令萨洛尼卡东北、东马其顿的重要据点鲁佩尔要塞向保加利亚—德国混合军投降之后。法国提议协约国应沿着希腊海岸，实施某种程度的封锁并要求希腊遣散军队，重返和平。希腊刚一遵从法国的提议，雅典就出现了反协约国的示威游行。同时在8月，韦尼泽洛斯党士兵在萨洛尼卡发起反对王党政府的起义。韦尼泽洛斯本人同意组建临时共和政府，9月26日，他在法国的保护下同自己最亲密的支持者离开雅典，在老家克里特岛建立反对党政府。韦尼泽洛斯在克里特岛宣布希腊将加入协约国参战，不过希腊最终的参战却发生在1917年6月康斯坦丁国王让位给儿子亚历山大之后。
1916年9月的韦尼泽洛斯党起义使希腊陷入混乱，并导致协约国军队10月16日在塞浦路斯登陆。康斯坦丁国王大为震怒，他将韦尼泽洛斯比作爱尔兰共和派的罗杰·凯斯门特（他已于8月3日以叛国罪处死）。他告诉英国大臣弗朗西斯·艾略特爵士（Francis Eliot）：“如果他抓住韦尼泽洛斯，他将用和英国对待爱尔兰叛军一样的方法处决这位前任首相。”在王党和韦尼泽洛斯党军队发生冲突后，11月中旬，协约国强行在萨洛尼卡外东南方开辟了一块中立区，使得国王同意将忠于他的部队撤到这里。但是当法军认为由于希腊军已经遣散，希腊人不会要军需品，并要求希腊军交出这批军需时却被国王断然拒绝。12月1日，几队法国水兵、三个连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和一支意大利分遣队在塞浦路斯登陆，进而占领了雅典周边的所有据点。在经过几场激烈的陆战和一场短暂的法国海军炮击之后，双方结束了敌对状态。最后这场短暂的战役中也造成了191名法国士兵和21名英国士兵伤亡。国王同意放弃一部分军火，协约国军队撤出雅典。
由于王党趁机攻击韦尼泽洛斯党，雅典城出现了大规模骚乱，充满敌意的群众在协约国使馆外聚集起来。法国开始疏散他们的工作人员。康普顿·麦肯齐跟同事们（还有200多名寻求庇护的韦尼泽洛斯党以及两名被希腊人逮捕后来又被释放的法国特工）发现自己被困在公使馆内自己办公室所在的侧楼里。满城都是枪声，不时传来协约国外交官和韦尼泽洛斯党的房子被洗劫一空的消息。麦肯齐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一个月后，他告诉在伦敦的首脑曼斯菲尔德·卡明（Mansfield Cumming），他一直记得12月1日，使馆武官走进档案馆并告诉他“现在一切都很稳定”，结果他刚说完这句话，一场大战便在使馆窗户外边打了起来。
英国人被困在公使馆侧楼两天两夜。第一天晚上，这里的气氛因一场包括神父在内的意外的婚礼而变得活跃起来。据传，几天以前，两位希腊青年将一位姑娘引诱至雅典城郊外的一间偏僻屋子，其中一人强暴了她。姑娘的母亲来到麦肯齐办公室，向著名的“英法秘密警察”（显然，麦肯齐的情报部门还不够隐秘）寻求帮助，还她女儿清白。一群受雇的当地工作人员抓住了强奸犯，把他带到侧楼并对其肆意殴打。后来，有罪的一方强烈表示想尽可能地娶这位姑娘，他辩称要不是他们没有订婚，要不是她的母亲不喜欢那些家具，他也不会强暴她。姑娘母亲随即坚持婚礼应该在侧楼举行，麦肯齐通过了她的提议。随后的婚礼派对使得侧楼在两阵枪炮齐射的空隙里出现了片刻的宁静。麦肯齐获赠了几箱后来派上用场的杏仁糖，除了一些橄榄油，少量面包和奶酪外，这些杏仁糖就是他们后来几天能吃吃的全部食物。
人们认为雅典对于麦肯齐的工作来说太过危险，12月5日，麦肯齐和100名工作人员（含特工）同150名韦尼泽洛斯党难民一起迁移到雅典东南方80英里的西拉（锡罗斯）岛上。在岛上，麦肯齐占据了从前的奥地利和土耳其领事馆并且在那里度过了非常惬意（也是高效）的八个月，期间他一直在管理兼具情报搜集及反情报活动的“爱琴海情报处”。相比于在雅典时的拮据（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不断提供有用情报），这边财力充裕，每月可以有5000英镑的预算（相当于今天20万英镑）。
麦肯齐后来将自己的雅典经历写成了一篇略带讽刺的小说《物极必反》（Extremes Meet），这篇小说发表于1928年。小说中的主人公罗格·沃特洛（Roger Waterlow），是战时在希腊的英国情报机关头目。他努力搜集有关土耳其和敌人阴谋的情报，经常被来自马耳他、开罗、马赛的各种愚蠢问题所困扰。他手下有一名“效率奇高”的特工，代号“济慈”，此人有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是德国公使馆的搬用工。沃特洛相信最好的特工总是会带来乐观的情报。他告诉他的胖助理：“一个好特工会告诉你，缺少咖啡和避孕药的土耳其人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求和，那些战斗武器，胖小子们一直渴求睿智的声音。那就是秘密情报部门要给我们的东西。”沃特洛还对英国的希腊政策感到怀疑。他不理解：“那些当地人，为什么要受法国吝啬鬼和英国足球迷挑唆而加入战争呢？”
这种事情虽然没有让麦肯齐受到从前情报机关内同事们的喜爱，但他们也没有对一部虚构化的小说做什么评价。然而，向来惜墨如金的麦肯齐却不明智地私吞了他的战时公函，将这些公函写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三卷回忆录内。在回忆录的第二卷《雅典初忆》中，他披露了1915年在雅典的情报工作。他虽然没有给出所在组织的大量具体细节，但谈笑之余还是对情报工作颇为不敬。例如回忆录中的一个章节名字就叫“情报机关早期的奇言怪行”。不过最令他的同事们忍无可忍的是回忆录的第三卷《希腊记忆》。这本书涉及他在雅典和西拉的大量情报工作，并且还说出了战时情报机关首脑曼斯菲尔德·卡明的名字（和他在信件中使用大写字母“C”的习惯）以及许多当地工作人员的姓名。麦肯齐还通过罗列大量信件和电报文本的方式，以增加小说的逼真程度。《希腊记忆》所泄露出的信息无疑引起了公众的关注。“秘密情报局的神秘首脑”，《每日邮报》的报道中写道，“头字母‘C’的身份已被人揭开”。
秘密情报局当时的首脑，海军上将休·辛克莱（Hugh Sinclair）当即采取措施封杀这本回忆录。他告诉外交部，“从国家利益的层面看，这本回忆录的所有材料都可能会引起异议”。他控诉这本回忆录搞砸了战时和当下的情报工作，它不仅写出当时情报局成员的姓名，还写出了那些已经离开情报局的老成员姓名—这些老成员有可能在未来被重新雇佣，因此情报局需要保持他们同相关秘密情报的联系。对于即将离开情报局的现成员以及想出版回忆录或类似东西的作家来说，这本书同样开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根据《官方机密法案》（Official Secrets Act），任何人禁止未经授权就公开在政府工作时获得的官方信息，麦肯齐因此而受到起诉。他欣然承认该回忆录的大部分内容均基于公函写成，麦肯齐别无选择，只得伏法。然而，（他在下一本回忆录中写道）诉讼过程和随后的审判却如同一出滑稽戏剧。在诉讼的过程中，听证席上的一位军情五处官员对回忆录所揭露内容表示尴尬：在麦肯齐书中被认出来的情报局官员中，克利福德·希思科特·史密斯（Clifford Heathcote-Smith），英国驻亚历山大里亚总领事，被麦肯齐列在了“1915—1918年爱琴海情报官”的条目中；另一位专业考古学者艾兰·韦斯（Alan Wace），从来就不是任何情报机关的成员；第三位，克里斯特马斯上尉早已去世，因此根本不可能受情报部门雇佣。
审判时，许多人都出现在现场的照片中。麦肯齐从前在加里波利的老上司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和驻雅典的海军武官威廉·赛尔斯上将（William Sells）都为麦肯齐的优秀人格作证。赛尔斯告诉法官，麦肯齐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男子汉，一个忠于国家的好公民，他的战时工作具有很大价值。尽管麦肯齐最终被判有罪，但法庭仅仅判他100英镑的轻微罚金并令他再支付100英镑的起诉费用。这惩罚虽然轻微，但麦肯齐却为自己的辩护花了大笔费用并推迟了在最后一卷战争回忆录中（1940年出版）继续披露事实。在最后一卷回忆录中，他写道：“我压着大量有关间谍活动的有趣材料没有写出来，尽管22年后这些材料可能不会伤害任何人或任何事，但我已不想再因情报工作而招致麻烦了。”
塞尔维亚和萨洛尼卡
塞尔维亚一直被奥匈帝国当作弗朗兹·费迪南遇刺罪魁祸首，它是哈布斯堡军的首要目标，然而竟在1914年的秋天出人意料地击退了奥军的入侵。到了12月中旬，交战双方陷入僵持状态。早期战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军队、平民和农村刚刚从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的困难中恢复过来，又要遭到现代工业化战争的摧残，这场战争本身正因该地区众多的民族与教派对立而变得更加激烈。塞尔维亚1914年的胜利连同1912年至1913年打败宿敌奥斯曼的胜利，都大大地增加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自信心。然而1914年的战役却令他们付出了昂贵代价；战争造成塞尔维亚16.4万人伤亡（全部战斗人员共25万人），同时也给敌军造成27.3万人的伤亡（全军共45万人）。在所有死伤者中，大约有6.9万人死于战场受伤或疾病。奥匈军队针对平民的暴行同在比利时的德军都被媒体大范围报道。尽管这些不人道行为早在巴尔干战争中就出现过，但它们还是标志着战争行为的升级—如今各国已普遍认为平民和非战斗人员也可以成为军事行动的合法目标。
在1915年间，美国左翼作家约翰·里德（John Reed）同加拿大裔插画家博德曼·鲁滨逊（Boardman Robinson）一同游历了中东欧及巴尔干半岛，两人均希望能够见证世界大战的“戏剧性高潮”。里德神色里有些失望，后来他写道，“我们真是非常幸运，所到之处都处在战争状态下的一种短暂宁静中”。里德很快便随遇而安，说道：“这种宁静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观察长期战争中的东欧民族日常生活。”这是一次揭示战争真相的观察，当他在1916年3月写下新书的引言时，他想到这场战争已经十分罕见地持续了十八个月。里德写道：“人们已经安下心来把战争当成一份工作，他们开始调整自己适应新生活方式。”
在他的旅行过程中，里德在1915年春天和秋天两次访问塞尔维亚。在第一次访问过程中，他将所写文章的两个章节标题拟为“死亡国度”和“毁灭之国”，这两个标题准确地总结了他看到的绝望处境。1914年战役结束不久，一场可怕的霍乱和斑疹伤寒尾随而至。瘟疫造成35万人死亡（塞尔维亚共440万人）。里德发现这个国家的士兵“两颊凹陷……穿着肮脏不堪，面黄肌瘦”，残余军队还要忍受跟世界上最强军事力量进行可怕战争的痛苦（这有一点画蛇添足的感觉，因为侵略者全都是哈布斯堡军），另外还要遭受瘟疫的打击。
当1915年里德第二次短暂地访问塞尔维亚时，他从索菲亚路过，在那里他听到人们谣传保加利亚很快将加入同盟国参战。在两国交界的皮罗特州，当地的塞尔维亚人充满自信。“保加利亚要参战了吗？”塞尔维亚报关员问道，“它最好不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只用两天就能开进索菲亚”。但是，里德问道，万一塞尔维亚受到奥地利和德国攻击怎么办？“呸，你让他们再来试试！让他们一起上！塞尔维亚将鞭打整个世界！”然而悲哀的是，塞尔维亚人的情况并非如此。塞尔维亚的资源在1915年已经日益稀少，在这个阶段塞尔维亚动员了大约70万人服兵役，占塞尔维亚总人口的六分之一，整个国家都严重缺少食物和军事物资。1915年4月协约国军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以后，德国开始担心奥斯曼友军的承受能力，并开始为重新进攻塞尔维亚，打通最快到达土耳其的交通线制定计划。德国以塞尔维亚、希腊以及罗马尼亚的一部分领土为保证，诱使保加利亚加入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交战。此时此刻，为了增援塞尔维亚并促使希腊加入协约国，法军（英军紧随其后）开始在萨洛尼卡登陆，然而这种部署兵力太少，且时间太晚，没法给塞尔维亚任何帮助。
1915年10月5日，保加利亚军攻入东塞尔维亚。两天后，德军和奥匈军从北面来犯。塞尔维亚虽然也采取了一些孤注一掷的防御措施，但很快就被敌人压倒性的力量击溃。与此同时，保加利亚军向南推进，切断了协约国军从萨洛尼卡支援的可能性，11月底，军事形势已无法挽回。塞尔维亚宁可试图保留军事实力，也不愿意投降。塞尔维亚最高指挥部决定撤到西边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在那里，他们希望协约国能够提供一些实际援助。
这场撤退被称为塞尔维亚版的“各各他”，他们在1915年12月奇寒天气里翻越阿尔巴尼亚和黑山荒凉的群山，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为惊人的壮举之一。开始行军时，大约有25万士兵和平民难民，然而据估计有7万人牺牲。随军的平民人数至今仍然不明，一份战后的统计数据大胆猜测共有14万平民在这次“阿尔巴尼亚撤离”中遇害或去世。英国记者戈登·戈登－史密斯（Gordon Gordon-Smith）报道了行军过程中的恶劣处境。在利欧姆－寇拉（Lioum-Koula，靠近塞尔维亚西南普里兹伦），他所跟随的部队在那里停留了一整天：“我沿着马路徒步走了5英里。每隔500码左右，我就会看到一些死于严寒或疲惫的死者尸体。”在一篇宣传类报道中，戈登·史密斯将翻越阿尔巴尼亚山脉的撤退比作拿破仑穿翻越阿尔卑斯山；不过，拿破仑是在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后才行军的，而不幸的塞尔维亚人出发时，军队已经处在弹尽粮绝的最后阶段，他们没有食物、衣服褴褛，还缺乏运输工具。行军的最后阶段最为艰辛，牲口的饲料和人的食物都已很难获得。在靠近普卡（今普克）的群山中，戈登－史密斯看见狼群在撕咬马的尸体。他们在山中极寒的条件下侥幸生还，之后还得前行大约20英里，穿过“又深又险的泥潭”才能到达靠近亚得里亚海的斯库台。从那里，他们继续向南来到海边的都拉佐和沃隆（Volonë）。
聪明过人的塞尔维亚第2步兵团护士弗洛拉·桑德斯（Flora Sandes）也随同塞尔维亚军一起前行，不过她走得更往南一些。作为一位爱尔兰家庭出身的姑娘，桑德斯很早就会骑马、射击和开车。她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每晚我都会祈祷：当天亮我醒来时，会发现身边站着一个男孩子”。她接着写道，有时造化弄人，在战争期间，她猛一下子投入塞尔维亚军中，此后七年实际上都过着和男人一样的生活。1914年8月，39岁的桑德斯被英国陆军部拒绝参战后，她跑到塞尔维亚，在当时援助该国的众多协约国及美国的人道主义传教组织中当一名护士（像埃尔希·英格利斯一样）。1915年11月，她正在塞尔维亚西南部，那里的塞尔维亚军在人数比他们多四倍的保加利亚军的进攻之下，节节败退。桑德斯写道：“在接下来的六周内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打后卫战—由于持续数周的战斗、饥饿、生病和缺少大炮支援，剩下的少量部队已疲惫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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