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随机性、符号：作为意义生产模型的“游戏性”及游戏的媒介特质——以《王者荣耀》与《阴阳师》为例

游戏作为强势媒介， 一方面因为成瘾、暴力等社会问题引起关注，另一方面又因为其强交互性等特点而被指认为互联网主流的传播范式。目前关于游戏意义生产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符号学与叙事学的范畴，“交互性”被作为一个行为层面的、空泛而模糊的概念来区别游戏与其它媒介。而对交互性本身缺少意义基础的挖掘。游戏研究成为文学与影视研究的附庸，其本身也陷于效果层面与行为主义。

要对游戏进行真正的剖析，必须先严肃回答以下问题：游戏如何生产意义？又生产出何种独特的意义？它与其它任何一种媒介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符号系统是意义或意识形态唯一的载体吗？编码解码是其唯一的进入方式吗？这些问题显然并非“交互性”所能轻松涵盖的。它们都直接指向游戏的意义生产。也就是说：游戏为什么有意思？

（一）意义生产

在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意义生产一直是语言学与符号学的擅场。继索绪尔的“能指——所指——符号”意义生产模型之后，罗兰·巴特做出了新的贡献。巴特把语言学分析法的适用范围运用到了更加广阔的文学乃至一切文化领域：几乎一切都可以被看成是符号或能指，符号和能指所对应的所指，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看做是能指，意义因此可以无尽绵延下去（巴特，1988：169）。所指可以不断转换 成能指，隐喻无穷，意义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和上下文里才可以被把握。

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索绪尔和巴特的基础上做出了延伸：即便是在一个确定的语境中或者句子中，意义也不是唯一的，意义可以无尽地“绵延、发散”下去（德里达，1982：54）。意义本身的意义似乎正在消失。

同时，在传统媒介时代，意义直接与符号代码形成及文本生成相关，否则会被认为是“无意义的”。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中以二元划分的方式将意义与欢乐放置于平行对立的位置（费斯克，2005：34-77），将欢乐理解为意义的消解，反之亦然。从表面能上看出，在《电视文化》的语境下，“意义”实则意指某种严肃的意义，而“欢乐”则指向其对立面——非严肃的意义。但是不难发现，二者本质上是生产维度上的差异：严肃的意义指向符号与文本生产，而欢乐（非严肃的意义）则指向实践、操作与行为。因此，这种严肃性实际上是某种符号性和文本性——可以进入鲍里斯·格鲁伊斯所说的“文化档案”的一种性质（格鲁伊斯，2000：11）。虽然菲斯克坚定地站在意识形态批判立场，但无意中触碰到了“意义生产不止局限于符号路径”这一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在表述第二种意义（非意义——欢乐）时，他正是以电视节目的游戏化作为焦点展开论述的。

可见，意义本身指向符号与文本但又具有挣脱符号与文本束缚的取向。而游戏通过模拟并兼顾再现的方式令这种意义（欢乐）既可以形成文本又可以不形成文本，这是游戏自由性的根本，并将是本研究展开的重要线索。

（二）作为主流研究范式的电子游戏叙事

游戏作为媒介，其意义生产的研究多集中在一种互动叙事的视野中。在这种范式下，规则仅仅作为叙事的背景存在；随机性被简单处理成叙事中的情节而几乎很少被单独提及。

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叙事“功能说”在叙事研究中有重要地位，他的思想和理论对后来的结构主义学者，如格雷马斯等人的研究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美国研究比较神话学的作家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取材各大宗教文化传统中的神话故事，以“召唤—启程—历险—归返”为基本架构对英雄叙事进行研究，对电子游戏叙事研究具有启发作用（坎贝尔，2000：136）。

接下来的世纪之交发生了一场电子游戏研究领域内意义重大的论战。论战直接在学科建设层面产生了“游戏学”（Ludology）。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是游戏是否叙事。有学者认为所有的电子游戏都具有互动叙事的特性，乔恩·科格本（Jon Cogburn）和马克希尔·科克斯（Mark Silcox）则认为通常游戏者由于紧张的投入到游戏人物之中而不会在意电子游戏中的叙事过程，但由电影或者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子游戏会引起游戏者额外的注意。克里斯·克劳福德在关于“互动叙事”的研究中强调许多电子游戏只是一种简单线性叙事，而不是互动叙事。

（一）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十位玩家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线下、线上长期跟踪、沟通、观察与记录，考察内容既包括游戏过程也包括生活状态，既包括玩家的某些具体行为，也包括这些行为的发生语境。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深度访谈。本研究的规则分析借鉴了法学规则分析的方法，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文本分析有所不同, 其重心并非在对形成文本的规则进行符号层面的剖析解构，而强调将某个规则体系中各种规则看做通过限制及结果设置而进行的时间切分方式，不同规则之间的关系并非由符号层面的编码意义决定。

（二）样本选择说明

1. 关于类型

在游戏研究与实践中，“类型”的划分一直存在复杂的、根本概念层面的混乱。游戏 “类型”更像是一种便捷的商品描述而非准确的术语，因而难以在研究中发挥维度作用。因此本研究将刻意回避现有的“类型”划分，而从符号、规则、随机性三个意义单元层面综合进行选择。

2.关于《王者荣耀》与《阴阳师》

尽管同为手机平台游戏，但这两款游戏同时拥有复杂而新颖的规则系统以及相应的开放、丰富的符号及叙事系统。其中既包括了以往游戏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元素，又兼具了移动端发展趋势下的技术、商业特 性。同时两者在社会影响力层面也具有可比性与代表性并一度存在博弈。因此选择它们作为研究样本。

本研究认为，规则的本质是种限制。规则通过限制及后果设定产生意义，它与符号（包括叙事）通过标 识产生意义的路径具有根本不同。

本文认为，游戏中任何一种细枝末节的规则所限制、约束或者惩罚的都是玩家本人而非游戏角色。尽管游戏中的死亡与现实中的死亡带来的后果不可同日而语，但实质上都是对个体的某种存在剥夺——或者说，虽然游戏中的死亡是符号层面的、扮演角色的虚拟死亡，但剥夺是切切实实发生在真实维度之上的。“死亡”是角色的，但被剥夺的是活生生的玩家。

（一）时间放置：外在规则的意义生产

外在规则从制定到生效（通过“限制与后果”发生作用）都更像社会学意义上的“规范”与“法律”——一种契约，这一点与内在规则的天然合法性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协商的。外在规则的这一特点，以及它被当做游戏中唯一规则的事实，使得规则在游戏研究中实际上一直处于“背景”地位。换而 言之，只有一小部分规则进入到了探讨范围之内，这是一种“窄化”现象。

1．回合制与即时制

《阴阳师》采取的是多角色回合制竞赛规则：与传统博弈与牌类的轮流操作形态一致。《王者》则是即时制：双方同时行动以争夺游戏的胜利，类似球赛或搏斗。两者虽然在符号与叙事层面都很相似：多角色，人物设计多元化、武力值、招数、技能与征服等，但意义生产上有着根本不同。

（1）空间化

在回合制游戏中，时间具有了一种非线性的，至少是非连续线性的特征——它可以被放置（比如休赛。在日本围棋的很多赛制中，休轮方甚至可以等到数天之后再重新进入当轮）。这样时间实际上是被空间化了，而这也正是游戏趣味的一种体现。

（2）反应树

玩家在游戏中的任何表现：举措、策略、预判事实上都是建立在对方上一步行动的基础之上，或者说他需要根据敌人之前产生的信息作为某种框架来进行自身的信息生产。这就形成了一个沿着主干根据不同选择四散开来的树状结构。

2．规则的文化建构

游戏历史中，回合制的出现及将时间进行空间化的特质，令游戏对生活的模拟从一种即时反应转变成了延时反应。这产生了以下的效果。

（1）回合制使思考、计算、预估这些对信息的复杂处理工作取代物理或生理（如反应速度）的优势成为游戏获胜中更加关键的因素。

（2）回合制使游戏可以方便地产出文本，因为其游戏行为更接近于书写，有意向，可复制。

（3）回合制游戏规则与符号的对应关系更加抽象。

（4）随着玩家的熟悉程度增加，回合制将“知识”纳入到了游戏能力的范畴。游戏中的符号修辞更多集中在其产生的文本之上，而非不同的道具或游戏结果之上。

由于将基于应激反应速度等机制的游戏行为转变为基于思考、谋略、知识应用的游戏行为，回合制游戏在审美层面更接近“优雅”“智慧”“文明”“静态”等取向。至少在中国的儒家文化语境里是这样的。换而言之，存在着基于不同游戏规则的价值取向：基于反应的与基于思维的。

Tun和特伦苏是通过这款游戏结识并交往的同性恋人，“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只要发现对方是男性，就会觉得有戏。”（受访者6号玩家）“而玩《王者荣耀》时这种几率就几乎完全不存在。那玩意太‘直男’了…，你没办法从他的行动中感觉到想法和美感”。当然，这种现象产生原因极度复杂，并非基于简单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可以从中看到：规则的差异与现实文化产生微妙的“化学”反应，令游戏产生某种独特的意义生产空间。而这一点，正是传播与文化研究需要跟进的。

（二）时间的精细切割：内在规则的意义生产

与外在规则的粗略放置不同，内在规则可以将游戏对时间的处理不断向微观推进。内在规则指凝结在符号内部的规则。就效果来说，外在规则决定玩家能否参与到游戏中，而内在规则决定能否成为相对意义上的游戏“高手”。

不能否认，即使在游戏中，符号系统也确实具备强大表征功能从而影响玩家的游戏体验与游戏选择。但规则具备根本上的优先性。

《王者》中，角色符号结构由职业、属性、装备、技能、外观（皮肤）等一系列元素构成。被忽略的是，这些元素首先是规则，其次才是符号。玩家在遵守游戏的得分规则、胜负规则等外在规则之前，首先要遵守凝结在角色中的内在规则。内在规则更为刚性（陈静，周小普，2018）。

另一方面，职业规则本质上限制的是玩家的社交模式，是一种社交规则。当玩家选择某种职业时，他/她事实上是选择了在某个既定范围内以某种身份与他人进行协调、商议、合作。规则所包含的意义只能通过遵守或者违背这种规则的实践行为来产生。与此同时，游戏角色的其他构成部分都凝结着对某种行为模式的限制。譬如，（1）外观或皮肤——视觉规则（2）属性——认知规则。（3）装备——认知规则。装备通过在程序上设定条件来对玩家进行限制，这就要求玩家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建立信息结构并概括出其对当下自身行动的意义。（4）技能——操作或身体规则。

（三）游戏对现实规则的有序化及规则间的从属关系

游戏规则以 “纯净化”提供了一种简单的、通向结果的逻辑。这种逻辑会允许玩家对自身的能力进行更加准确与聚焦的分类，从而捕捉到它，在此基础之上形成自我认同。这是游戏构建乌托邦、释放人性以及实现隐喻的根本。它与现实生活规则之间的混乱无序、无限渗透与随意涌现形成强烈对比，从而成就了游戏的魅力。

（1）属性规则化或规则的有序化

有序化是游戏规则与现实规则的根本区别：现实世界中任何一件物品中也包含着种种限制，而在游戏中，一件物品的规则性是被简化设定的，并且日益发展的计算机技术使这种设定越来越精细。在游戏中玩家接触到一本书的时候，他/她往往只需要在这本书的某种或者某几种规则中进行游戏操作。这几种规则之间的关系是有序的、存在内部逻辑联系的，复而不杂的。而非现实物品中各种规则性的存在状态那样随意涌现，不分先后。

（2）规则的边界

游戏中的规则存在边界，或者说具有有限渗透性与终止性。不管看起来再错综复杂，当条件满足而奖惩得以实施之后，它就必然让位于其它规则，直到再度被激活。而在现实中，一本从图书馆的书受到损坏，它的后续影响会则会无限蔓延。这里应注意，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是被剔除或者控制了随机性的。尽管模糊算法、有限状态机、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增减随机性以贴近或远离现实，但归根结底这种随机性是从属于规则而非像现实生活中那样凌驾于规则之上。

（3）规则的结构：从属与嵌套关系

单独的、规则通过“限制”来产生意义。而规则与规则之间的从属关系与优先级别本身承载着更为核心也更为抽象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信息，决定了不同游戏的特质与媒介价值。例如，属性规则是一种方针、观念。而装备更接近一种知识。在《王者》中，属性直接从属于装备（通过组合装备来固定属性），这就让该款游戏具备了一种“认知结构决定行动原则”的现代性氛围。而同时，身体层面的技能规则相对于意识层面的属性规则更优先，这就使这款游戏一方面可以覆盖各个年龄、经济收入、教育层次的人群，另一方面也导致游戏普遍出现话语暴力、非理性消费、游戏沉溺等问题。

（四）规则意义生产的机制：隐喻、意义链接与身体学习

在游戏中，符号直接在意识层面带来两种意义，象征的、描述的，或者说是叙事的意义；而规则则通过玩家操作带来身体层面的意义（非体验、非感受）：下意识的、肢体的；类似于体育、驾驶，但却是基于丰富的符号资源本身固有的、来自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意义。所以规则意义的产生包括身体学习与意义连接。前者是对限制的适应，而后者是对限制的微观隐喻。意义连接必须为身体学习提供足够的、顺畅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快感、爽感以及心流效应产生的信息层面或者说传播层面上的基础，它取决于：解释逻辑的强大与隐喻的新颖生动。

时间性的规则与空间性的符号保证了游戏的存在与可控。但使游戏真正变得“有意思”起来的，却是一种超出“可控”的要素。尝试控制这种“不可控”，是游戏性的关键，也是游戏与人类命运母题的天然勾连。随机性的参与既使游戏能够生产出独特的意义，又将其与人及外部世界真正联系起来。

（一）随机性概念

本文中随机性的概念包括不确定性、概率、不可复制、非文本性、无规律性、偶然性、或然性、神秘性、混沌。本研究将随机性界定为可被触发的不确定性。因为旨在对游戏中的意义生产进行探索，而将随机性视为相对于符号、规则的另一个意义单元，因此无意对随机性本身进行科学、哲学层面的探讨与研究，而重在发现具有随机性的元素、环节是如何承载信息、生产意义以及如何与规则、符号进行互动从而进行意义生产的。这与趣味、乐趣、新鲜、挑战等概念密不可分。

在当代网络游戏中，大量人工智能、神经网络技术的运用实则是建立更加复杂的有限状态机，以实现对随机性的模拟，从而为通过游戏控制随机性的行为增加意义。

（二）独立于时间与空间之外的随机性

本内特（Deborah J.Bennett）在《随机性》（ randomness ）一书中，探讨了随机性的文化价值，隐约展现了随机性（或然）作为一种独立意义单元的存在。她认为，从古代关于鸟的内脏的第一个解释到你的邻居最近一次的礼仪抽彩，人类一直把自己置于或然性的支配之下（本内特，2001）。

随机性是人类命运的本体。假设现实世界中有必然发生的事件，也有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件，随机事件是介于必然事件与不可能事件之间的现象和过程。自然界、社会和思维领域的具体事件都有随机性。宏观世界中必然发生的、确定性的事件在其细节上会带有随机性的偏离。微观世界中个别客体的运动状态都是随机性的。

（三）随机性在游戏中如何产生意义：随机性可转移

随机性在游戏中产生意义的机制，或者说随机性的语法，在于其发生位置的变化。当一种游戏通过规则的设定把随机性压倒最低的时候，游戏对随机性的依赖就会从游戏环节转移到其它地方。例如，最初的骰子游戏完全依赖游戏环节中的随机性，发展到象棋的时候，游戏环节中就不存在明显的随机性了。但这个时候，对方棋手在什么阶段使用什么战略则完全随机。

游戏总是依赖随机性。随机性通过规则将命运这一母题直接引入游戏当中，而这种引入的合法性由符号来进行。“控制命运”与“窥探命运”成为两个路径。

商业话语将本来无限的符号打造成有限的资源。一件神兵利器或者一个罕见的角色的诞生需要经过的步骤是：符号的突出，功能（规则层面）的强大化（也带有随机性），随机性的控制（获得路径）。但是，这种资源的存在与游戏本质是相违背的。游戏中的随机性在符号和规则的帮助之下，既有赌的娱乐成分，又包括“占”的宗教成分。而且两者之间并不只是简单的并列关系。

规则、随机性、符号是游戏中三个独立的意义生产单元。当它们彼此作用，并且与玩家所处的现实世界中的意义系统发生关联与呼应时，独特的意义就会被生产出来。游戏正因为此才成为游戏，游戏才会“有意思”，它的媒介性才得以体现。本文使用“游戏性”一词来指代这种意义生产模式。

游戏是按照发生学的逻辑从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向复杂发展的。这样随着技术进化，游戏的符号、规则与其对随机性的控制都可以用越来越精细、生动、震撼的手段进行再现与模拟。而游戏性是非发生学的。它与人性是同质的事物。这就使我们能够在被商业、欲望、技术推动下产生的五光十色、以假乱真中，能够看清楚人对有趣、变化、对抗、叛逆的追求亘古不变，并且永远发生作用。游戏中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游戏是在通过规则、符号、随机性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新的因果关系，以作为一种对抗。

以下重点就规则、随机性、符号三者之间的互动来讨论。

（一）规则的时间性与符号的空间性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人的生命无限，法律、道德等规则自然不会存在。而时间一延长，规则就放松。因此说规则的本质是时间性。以规则为本体的游戏必然会被导向一个时间节点——结果，导向结果是游戏的第一规则。

而通过差异来进行表征的符号，则是不能重叠、合并的。当这种重叠一旦发生，则必然形成某种规则。例如当我们试图将屠龙刀与倚天剑两种符号共同纳入“武器”这个符号中的时候，这其中其实就出现了一种关系的设定。这种设定势必要求它们放弃其自身的其它符号特点与编码于其中的内涵。这种放弃只能在规则中发生。规则限制了当兼、从属等关系试图发生时的意义优先选择。这种顺序关系意味着不可能同时并存。它显然是时间性的。而符号则是空间性的。武器作为一种可以对客体形成攻击、造成伤害的实物，其本身不包括容纳武学秘籍。因此可以看出只要是两个不同的符号，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不能兼并的意义。

同样，《王者》中的俯瞰地图、《阴阳师》中对阵的场地，《俄罗斯方块》中方块的下坠空间都是时间的一种符号化形式和内在规则。它们无形中限制了行为发生的速度、效率、结果，这三个概念都是时间性的。

（二）随机性与符号：公平与奇迹

随机性作为游戏的意义生产元素，它的本质在于打破规则所制造的必然性与符号的偶然性。其发生作用的机制在于其发生的位置。在与外在规则互动的时候随机性被以显性（资源分配）的形式放置；而在与内在规则互动时，则以隐性（角色构建）的方式进行放置。

《阴阳师》《王者》等热门游戏都使用强调“系统随机”的策略。保证随机性不被控制既是渲染公平的手段，又是保证奇迹发生可能性的条件。“奇迹”的公平分配是游戏所面临的奇特状态。这就相应地出现两种结构化的要求：1.奇迹多元化。2.奇迹出现的时间差。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后一点成为可能。但前一点则需要依靠符号的解释能力。

随机性的隐性放置对游戏的文化构建直至整个大众文化产生了本质上的影响。如前所说，游戏中的角色是规则与符号之间互动的凝结。随机性也参与到这种互动之中共同完成游戏的意义生产。一个网络游戏时代文化的共同特点：凡是具有强随机性、可以制造游戏中超预期事件功能的角色在符号上都呈现出某种针对主流文化的对抗性：去性化的、瘦削的、形体弱小的、不成比例的、不协调的、阴鸷的、色调阴沉的、具有不幸经历的，而在规则层面它们则是持有反抗性价值观的、投机的、高难度的。

（三）随机性与规则：必然性的打破与重建

随机性意义生产路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打破规则通过切割时间创造的必然性的方案。

考古学家在距今7000余年的陕西省西安半坡母系氏族公社村落的遗址中发现了3个石球，发现的具体位置是一个三、四岁女孩的墓葬之中。考古学家认为，作为道具的石球的出现可以揭示人类早期游戏活动的某些重要特征。球形物作为玩耍或者游戏的物理道具绵延至今。体育比赛中最具有游戏性的项目几乎全部为球类比赛。

球形是在自然重力的条件下，所有人类目前发现的形状中最具有随机性的：球形表面上的任何一点与其它点都没有不同。它的受力与反馈之间的关系在特定阶段的人类认知中是接近于不可知与不确定的，这就使它具有某种对自然的模拟性；但又与自然截然不同，因为它来自人为，天然具备一种可控的倾向。

显然，对这个球越熟悉的人在游戏中越具有优势。这样围绕着这个球形体就事实上产生了不同的行为倾向的可能：

a.对某个球形体进行把控掌握其形体规律以及与用力反馈之间的关系，形成经验。

b.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训练可以在任何一个随机出现的其他球形体之上套用此种经验的抽象能力，形成知识。知识的一般性就在于它使得随机性可以被控制。事实上我们可以从以上的分析中清晰地看出两种游戏行为走向：主动把控随机性与被动依赖随机性的行为。

（四）游戏性的外显形态——反馈显著效应

玩家在游戏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实质上都是为了获得反馈。而这种反馈一是规则层面的一种“应对”，二是符号层面的一种“反映”，三是随机性层面的一种“共振”。这种形式下生产出来的意义本身呈现出 一种多模态的立体结构，同时又以一种清晰简单的逻辑示人，如下。

符号层面：反馈烈度

规则层面：反馈速度

随机性层面：生活经验的契合度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并非这三个层面的反馈程度越强，游戏性则越强。虽然这是大多数倾向于“设计”范式的研究者有意无意中所主张的，也是对商业话语的迎合。事实上，这种对反馈显著性的一味追求——在符号层面对“逼真”“震撼”效果的过度追求；在规则层面强调刺激玩家不断做出选择行为；在随机性层面不断增加发生环节，从而使游戏“赌博化”，再通过符号与规则进行掩饰包装——正是网络游戏时代存在的弊病与学术研究应该集中批判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