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学术研究，真的能帮到研究对象吗？｜宇凡问答

“ 老师您好！我在社会学学习的过程中时常感到疑惑： 不管是社会学还是其它文科研究， 真的能帮助到研究对象群体吗？ 作为一个社会学学生，我经常想象以自己的力量、通过研究为研究对象提供帮助，但学术研究现实的困境让我感到挫败和怀疑。对于这个问题，在社会学学生的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老师有什么值得借鉴的思维与方法吗？

我是一个社会学的本科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我的思考常常陷入一种道德困境：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是经常是社会问题，研究对象往往是相对弱势的群体；但学术研究本身往往无法解决研究对象所面临的问题， 似乎只是“利用”他们来生产知识和理论，为学者在学术圈内获得头衔与名声做背书 。

虽然长远来看，很多经典理论对学术和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现实实践中，真正能影响政策或法律的社会学学术作品并不多。在社会学学者中，能像写《毫无意义的工作》的大卫格雷伯一样，走上街头、接触各种社会运动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

“ 同学你好！我非常理解你的困惑，这种社会责任感非常值得尊敬！我知道许多学社会学的同学可能都抱着“服务于社会”的远大理想，却在现实中遇到和你一样的困境。很遗憾，我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有一些想法可以分享:

第一，我们可以从分工和合作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不管是知识活动还是其他社会活动，都需要分工和合作。社会学当然常常从学理上关注弱势群体，同时我们也有社会工作专业，专门地为老年、青少年等特定群体提供专业的帮助。

有个传闻，叫“毛主席不随身带枪”，这是类似的道理。不会分工搞合作、什么都要自己亲自动手的老板，未必是个好老板。所以，我们可以将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各种学科看作针对“助人”这个统一目标的分工和合作。甚至，我们应该如何合作、怎么分工，也是很有意义的议题。

英国有本著名的学术期刊Sociological Review，但它也有同名的基金会。它最近就在推动undiscipline，探讨把公共艺术、社会学等各种学科与活动形式结合起来。但确实这种活动很少。我在前两年参加英国社会学会年会的时候，也有applied sociology这个分会，和当时分会主席聊过，他也很遗憾这个分会对学者缺乏吸引力。当时来分享的人也只是在高中教社会学的一位公益组织老师，致力于通过社会学教育让那些贫困社区的中学生减少滑入越轨的风险。

第二，我们应该常常反思：我们真的能做好事吗？ 我有一次开会，发言人谈到face/value的二分法不好，要更多让社会学公共化，但是在场的芝大社会学教授John Levi Martin对此并不认同。后者的大概意思是：我们都在假定自己会办好事，但如果办了坏事的话，我们又要怎么负责呢？实际上，我之前就研究过纳粹时代的德国社会学史：当代有好些社会学家政治投诚呢！

换句话说，我们都有道德直觉和道德情感，这非常宝贵；但落到实处，要真正地做好事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在思考“社会学家如何介入实践”或者“我们怎么帮助研究对象群体”的同时，也要反思：怎么做才是真正好的？如果好心办坏事怎么办？

第三，也许有一种研究方式可以让你参考：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 这种研究方法是让研究者和当事人一起，共同界定研究问题，共同研究大家的疑惑。因此，学术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比如，谢菲尔德大学的数字社会学家Helen Kennedy教授就用这种方式和那些想推动数字化的博物馆合作。

你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许多学者、活动家围绕此进行了很多实践、讨论。比如，（你提到的）格雷伯终生保持了对现实的高度参与，布迪厄晚年也以关注社会苦难的方式表达了他积极介入政治、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姿态；又比如在国内，李银河老师等人也致力于争取LGBTQ群体的平等和尊重。这些都给予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方向。

最后推荐一篇文献(Bothello, J., & Bonfim, L.，2023) ，也是我最近看到的，相信也会给你直接的启发。这里谈到了，研究者会帮助当事人的社区去申请一些项目资助等方式促进社区建造。毕竟，研究者可能更了解这些申请书写作等内容。

所以，虽然我也在探索过程中，也没有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一起继续思考、多多参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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