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抗争中理性与情感的选择方式及动员效果 ——基于十年120起事件的统计分析（2007-2016）

有关社会抗争动员的方式和策略，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2011）提出的“生存伦理”（survival ethics）和“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概念被广泛运用。此后，布鲁默（Herbert George Blumer）的“循环反应理论”、特纳（Ralph Turner）的“突生规范理论”、斯梅尔塞（Neil Joseph Smelser）的“加值理论”、戴维斯（James Davies）的“J曲线理论”、格尔（T.R.Gurr）的“相对剥夺理论”等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情感在社会抗争中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民主法治的健全，社会抗争被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部分，抗争者也被视为理性人而非社会人。1965年，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运用“理性人”假设解释了个人偏好与政府公共选择的关系，解释了群体的“理性导致的非理性”行为。1977年，麦卡锡（JohnD.McCarthy）和扎尔德（Mayer N.Zald）提出了资源动员理论。在资源动员理论之后，蒂利（Charles Tilly）、甘姆森（William Anthony Gamson）等人创建了政治过程理论，他们批判资源动员理论没有考虑政治体制、政治机会结构对社会动员的影响，主张把抗争动员与政体、政治结构和政治机会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斯珀（James M. Jasper ，1998）、古德温（Jeff Goodwin，2004）、马库斯（George Marcus, 2000）、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2012）等人重新强调了情感在社会抗争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在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中，除了结构、过程外，参与者的喜悦、兴奋、悲伤、恐惧、沮丧、羞愧与骄傲等情绪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并由此提出了情感管理、情感转化、情感控制等概念。

在中国，早期的研究主要从事件的类型、成因、结果、预防手段等理性角度分析，对情感的关注不够（孙静，2013），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大多数社会抗争体现的是利益诉求而不是价值诉求，抗争具有非政治性、弱组织性和具体利益性取向（吴毅，2007）。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压力型体制”下，由于社会抗争的预期后果不明朗，导致理性化行动在中国并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情感才是中国社会抗争（中国语境下常称为群体性事件）的推动力，由此导致近年来相关文献多集中于情感分析路径，悲情、愤怒、戏谑成为解读抗争动员的主要视 角（杨国斌，2009；王金红，2012；袁光锋，2015）。

从社会抗争（社会运动）研究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出情感、理性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二者看似泾渭分明，此消彼长，但事实上，二者却往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我们不应把社会抗争动员中的理性与情感看作相互的对立面，而应该把情感、理性与社会环境、社会结构、政治机会关联起来，重点探究在何种情境下，社会抗争更容易受情感所驱动？在何种情境下，更容易受理性所控制？在何种情境下，理性与情感可以实现互动和转化？基于此，本文梳理了中国近十年120个社会抗争案例，尝试对情感与理性动员策略进行操作化定义，统计不同类型中情感与理性的选择方式及动员效果，尝试为社会抗争中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

（一）案例的选取依据

本文的案例选取依据综合参考了中国社科院社会形态蓝皮书（2007-2016）、人民网舆情频道年度舆情报告《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2007-2015）、中国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发布的《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2014年中国法制报告》以及《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2010-2015）》等，在此基础上，再使用CNKI报刊搜索和百度新闻高级搜索，检索关键词“群体性事件”以及相关词如“抗议、骚乱、罢工、请愿、上访、游行、静坐、示威、讨薪、罢课、打砸、维权、群殴、流血、抗法、暴力、罢市、下跪、自焚、聚众、集会”等，最终确定了其中两家以上媒体报道的事件共120起。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社会抗争概念与群体性事件并无本质差别，只是群体性事件更倾向于官方话语，社会抗争更倾向于中立性表达。基于此，本文选取的社会抗争案例须符合以下特征：具有一定的组织和规模（5人以上）、产生群聚行为或抗议行为、具有基本一致的利益诉求、有较为明确的目标指向。一般意义上的网络围观和舆情热点事件不属于本文的考察范围。

（二）类型划分

本文对社会抗争事件的类型划分综合参考了国内现有的研究。我们把社会维权类、泄愤类视为社会抗争的基本类型。其中，维权类事件的涵盖面最广，本文根据其导因的不同，又将该类型进一步分为以下8类：征地拆迁类、环境保护类、灾难事件类、执法公平类、劳资纠纷类、公共政策类、公共安全类、消费纠纷类、其他类。此外，学术界在研究社会抗争事件时，对民族主义抗争事件的关注并不多见，而民族主义抗争处于维权类和泄愤类之间，很难具体归到某一类中，本文因此把民族主义抗争事件单列。

（三）变量设定

如上所述，理性与情感是当前社会抗争研究的两大范式。郭小安（2013）将情感动员策略归纳为虚构身份与情境、围观与造势、舆论谴责、舆论审判、线下动员等。本文通过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包括城乡、东中西部）、不同规模所发生的案例中抗争者所采用的情感动员及理性动员策略进行对比分析，尝试对以上变量进行数据检验。在编码过程中，本文将以每个事件中是否存在以上情感或理性化策略为基础（“是”=1，“否”=0），将情感及理性动员策略进行累加，计算出两个变量，数值越大，说明情感（或理性）策略类型越丰富。本文将理性动员策略分为以下五类：（1）人力动员；（2）组织动员；（3）物质动员；（4）道义资源动员；（5）媒介资源动员；将案例中的情感动员策略具体细分为：（1）谣言构建；（2）悲情叙事；（3）道德捆绑；（4）恶搞戏谑；（5）人肉搜索。以上变量的操作化定义与编码规则说明如表1、表2所示。

本文设定参与报道的“媒体级别”变量，分为地方级媒体与中央级媒体。其中，中央级媒体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每日电讯、《中国青年报》、《检察日报》、《法制日报》等在内的中央级党报党刊，以及中央级网络媒体，如人民网、新华网等，有以上媒体报道的案例赋值为2，除央媒之外的媒体统称为地方级媒体，将其赋值为1。

对“参与者身份”变量进行操作化时，本文把抗争主体属于没有正式单位、体制外、无组织身份的群体赋值为1，有正式单位、体制内、组织化身份的群体如教师、公务员、医生、军人等赋值为2，若抗争主体涉及的群体众多，体制内外都有的情况，编码为3。

对“抗争结果”变量进行操作化时，本文把抗争事件最终的处置结果与抗争主体诉求一致或大致一致时的案例编码为1，最终处置结果与主体诉求不一致或者不了了之的案例编码为0。

对“暴力冲突”变量进行操作化时，根据以往研究从两方面考察，一是抗争中出现至少有一人受伤的肢体攻击情况，二是有重大的物品破损情形。根据这一标准，判断在抗争中是否发生暴力冲突。发生暴力冲突编码为1，未发生暴力冲突编码为0。

（一）情感与理性使用策略的统计分析

1. 理性与情感动员手段使用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通过对120个案例中抗争者采用的理性和情感动员手段使用数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数据显示，社会抗争事件中理性动员策略的使用比情感动员更为丰富多元，这与现有研究文献中的判断“中国社会抗争以情感动员为主”并不相符。当然，其中一个可能的缘由是，由于本文对理性与情感的计算只考察其有无，没有计算二者的使用频率和强度，统计数据结果只能显示策略的多样程度，但是二者的强度仍然未知。

2. 理性动员手段使用数量与抗争者身份以及暴力冲突的发生具有相关性

本文对理性表达手段和情感表达手段进行单个样本K-S检验，呈非正态分布，由此运用Spearman相关分析，得出抗争者身份与理性表达手段的使用具有正向相关性，如表4所示。当抗争者属于体制内单位时，其更多采用理性表达手段进行维权抗争。当抗争群体身份复杂，且来自各个阶层时，体制内身份的抗争者的存在也会影响整个抗争动员方式选择的倾向性。

此外，研究者分析发现，理性动员手段的使用与抗争过程中是否发生暴力冲突负向相关，如表5所示。理性动员手段的运用会影响抗争过程走向，抗争者通过资源动员、媒介动员等方式理性抗争，表达诉求，一定程度上遏制暴力冲突的发生。

3. 情感动员手段与报道媒体级别正向相关

如表6所示，研究发现情感动员手段的运用与事件报道媒体级别正向相关。情感表达策略越丰富，越容易受到媒体尤其是中央级媒体的关注。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社会抗争者不断创新抗争剧目，如使用悲情叙事、虚构谣言、道德捆绑等手段，并辅助以恶搞戏谑手段，旨在获得公众情感共鸣，获得媒体关注，为抗争创造更多的舆论支持。

4. 不同媒体级别报道的事件抗争结果差异性显著

通过数据计算，研究者发现在这120个案例中，央媒参与报道的案例有78例，占比65%，仅有地方媒体报道的案例有42例，占比35%。抗争结果显示与抗争者诉求一致或大体一致的案例有84例，占比70%，不一致的有36起，占比30%。其中，在央媒参与报道的案例中，事件最终结果与抗争者诉求一致或者大致一致的案例占84.6% 。为考察报道媒体级别是否对抗争结果存在影响，研究者将二者做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差异性显著，即指仅有地方媒体报道的事件与有中央级媒体参与报道的事件在抗争结果成功或失败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如表7所示。央媒作为具有最高监督力的媒体，在扩大抗争事件的关注度、舆论监督方面有着地方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也直接决定了抗争的最终效果。

5. 参与者身份不同在是否发生暴力冲突上差异显著

对抗争者身份与暴力冲突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发现当参与者身份不同时，抗争事件是否会引发暴力冲突的差异是显著的，具体结果如表8所示。从分析结果看出，体制内的抗争者采取暴力冲突进行抗争的较少，由于其组织化程度高，抗争渠道与手法更能趋于理性平和，可以借以利用的资源相对较多，更不容易采用过激手段。当参与者身份仅仅属于体制外、无组织时，发生暴力冲突的概率更高。当参与者兼有体制内外的身份时，发生暴力冲突的可能性比仅有体制外身份抗争者参与的可能性小，这进一步证明当有组织、有制度化身份约束时，暴力冲突更不容易发生。

（二）理性与情感策略的类型学分析

以上统计比较宏观地勾勒出理性、情感策略选择的相关变量分析结果，但是，情感和理性的表达往往交织出现，而且不同类型的社会事件中会有不同的演化逻辑。基于此，我们在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把120起案例进行类型划分为维权类、泄愤类、民族主义抗争三大类，然后通过案例文本的深度分析，尝试对不同类型社会抗争事件理性与情感策略选择进行对比研究。

研究发现，在120例维权类事件中，使用最多的理性策略是人力动员，共有85起，占到了案例总数的70.8%，超过了此类案例的一半。使用组织动员的案例共42起，占到案例总数的35%。而使用物质动员、道义资源动员的案例分别为15起、25起，分别只占维权类案例总数的14.7%、24.5%。情感策略运用方面，使用谣言构建的最多，共有38起，占同类案例的37.3%。其次是悲情叙事，共22起，占同类案例的21.6%。在维权类的事件中，抗争的选择往往因为事件发生的地域、事件规模、抗争者的社会地位及受教育水平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在环境保护类事件中，理性—情感—理性的阶段性演化过程比较明显。一般而言，抗争初期抗争者往往会采用理性动员方式。如果效果不明显，公众往往会转而采用激烈的情感表达方式。如果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处置不当，可能引起次生舆情，甚至可能转化成社会泄愤事件。